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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觉的价值性探究

2011-03-18欧阳剑波

天府新论 2011年3期
关键词:文明价值文化

欧阳剑波

文化自觉的价值性探究

欧阳剑波

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文化自觉的深层次意义来自于其价值性的最大体现。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及其引发的文化认同与价值危机,是我们为何需要进行文化自觉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何理性地对待不同文明的价值差异,需要我们对社会转型中文化自觉的价值性进行审视,站在整个人类的文化和谐发展的高度进行不断的探究和思考,始终把文化自觉作为促进我国和谐社会发展以及彰显与践行和谐价值理念的重要思想与价值资源。

文化自觉;价值;价值审视;价值资源;价值理念

文化是一个包含了信仰、情感、思想、习惯与价值的系统,不同文明和文化的形成过程,事实上也是一个对价值的不断探究、选择和确立的文化自觉过程。文化自觉的深层次意义来自于其价值性的最大体现。就人类文化的发展历史和现状来看,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及其引发的文化认同危机,是我们为何需要进行文化自觉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何理性地对待不同文明的价值,需要我们对社会转型中文化自觉的价值性进行审视,站在整个人类的文化和谐发展的高度进行探究和思考,把文化自觉作为促进我国和谐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与价值价值资源。

一、文化是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世界

何谓价值?马克思指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1〕“是人们所利用的并表现了对人的需要的关系的物的属性”,“表示物的对人有用或使人愉快等等的属性”,“实际上是表示物为人而存在”。〔2〕列宁也曾用 “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3〕来表述事物的价值。价值就是产生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对象性关系。价值现象是属人的、以人为本的,是人类存在意义的体现。“价值世界的确立与人类的出现可谓同一事实的两个方面”,“价值的这种属人的特点,使人类成为整个宇宙中唯一没有对等物和等价物的独特存在,这乃是价值作为哲学概念,其人类本体论意义的基本内涵”。它也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独特规定性,即人之为人的终极根据之所在”。〔4〕作为主体的人,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都贯穿着主体的价值属性,客体在多大程度上进入人的视野,哪些属性被人们所认识,取决于主体的价值取向和客体的这种属性能否满足主体的需要。没有主体的需要和为着需要的满足,就没有价值主体性。因此,主体在活动中体现出来的这种价值特性表明,追求需要的满足,即追求价值性是主体活动的内驱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在长期共同的认识与改造世界、创造和实现价值的过程中,必然以社会主体需求为基础,需要对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进行整合,进而形成一定的价值观念体系。

文化是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世界。“文化”作为人类世界区别于原生自然形态的一个概念,“文化”本身便是一个名词化的动词概念,其最基本或最原始内涵,即“人化”。“人化”之“文化”,所反映或体现出的正是人类能动改造世界的创造性本质,以及改造与被改造、创造与被创造之主客体认识实践与价值实践关系。结合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的经典定义: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群人共同具有的符号、价值观及其规范,以及它们的物质形式。依此定义,符号、价值观和规范是文化的三个组成部分,其中,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文化价值就是人类在文化实践关系中所表现出的本质力量或“文化力”。在当今社会的市场化转型过程中,人们已有的价值观念和思想理念也不断地为市场的观念和价值所更替,更多地表现为文化与价值的重建和再构。价值意识在文化创造、积累、冲突、变迁中的建构有其自身的规律,也是一个由认同、顺应到觉醒,实现和自我超越的文化历史过程。

二、文明冲突引发对文化自觉价值性的思考

文明冲突引发文化认同与价值危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文化是一组共有的信念,主要由宗教信仰、情绪、情感、思想和价值、风俗习惯及其所产生的行为模式所构成。文明是人的最高文化归属,是人必不可少的文化认同的最大层面,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根本。人类将经历非西方文明内部相互之间以及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具有相似文明的国家正在聚合,文明之间的断层线正在变成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地带,一个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从目前世界此起彼伏的局部战争来看,文化冲突 (民族、宗教、权力野心等)似乎已成为引发战争的因素之首位,于是有了亨廷顿教授关于西方与非西方的文化冲突将引发世界大战的预言。文化冲突的确是 21世纪最核心的问题之一,文化冲突首先起源于文化压制。亨廷顿之所以预感到冲突的来临,首先是因为他从西方中心论出发,感到过去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建制正在衰落,随着殖民制度的崩溃,各民族文化正在彰显自己。他认为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是根本对立的。美国的流行文化和消费品席卷全世界,渗透到最边远、最抗拒的社会,在经济、意识形态、军事技术和文化方面居于压倒优势。他竭力宣扬美国文明模式,反对多元文明。他甚至说:“如果多文化盛行,如果对开明的民主制度的共识发生分歧,那么,美国就可能同苏联一道落进历史的垃圾堆!”为了维系这种 “共识”,“增强人民之间的凝聚力”,就必须制造一个“假想敌”。〔5〕这虽然并不代表大多数西方人的意见,但亦可见要战胜各种“中心论”,走向文化的多元发展、实现文化认同确实还有很长的路程。总之,多元文化的世界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建立全球帝国是不可能的。维护美国和西方需要重建西方认同,维护世界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进入新世纪,亨廷顿的政治权威其实已经让位于新保守派,但他的文化冲突论仍然有很大影响。

随着世界全球化过程的向前推进,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和各个地区的文化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世界全球化的发展,经济上呈一体化的趋向,在文化上则表现为多元化的局面。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地区都有着自己传统的价值观,它们在对待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家与社会的关系、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有着根深蒂固的观点和认识,由于它们的这些观点和认识存在着较大差异,它们在接触和交往中互相之间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先进媒介技术的出现,西方发达国家试图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其他国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信息传播,使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特别是美国的消费主义和娱乐主义文化逐渐充斥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受此影响,中国文化日益娱乐化、大众化、多样化,而传统的经典文化越来越不被大众认同。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受到其他国家价值观的抵触,由此引发文化上的碰撞。另一方面,有些民族由于长期被压抑,他们的文化被歧视、被掠夺,甚至处于灭绝的边缘。他们出于对自身文化的保护,宁愿与外界隔绝,于是过分强调一成不变地保存自身的固有文化,形成“文化封闭主义”或称“文化割据主义”。他们认为自身的文化是唯一正确的。强调任何一种行为,都绝对只能用它本身所从属的文化的价值体系来评价。他们只强调本文化的“纯洁”而反对和其他文化交往,采取文化上的隔绝和孤立政策;他们只强调本文化的“优越”而忽略其可能存在的缺失;只强调本文化的“统一”而畏惧新的发展,以至进而压制本文化内部求新、求变的积极因素,导致一种文化割据的封闭性和排他性。〔6〕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全球爆发的文化认同危机证明:在新的世纪里,不同国家在世界政治中的位置及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将更多地取决于文化认同的答案和文化自觉的程度。文化上无所适从的国家在政治上将很难确立自己的身份和地位。21世纪的全球政治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描述的那样,“由于现代化的激励,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线重构。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国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则分道扬镳。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分的政治界限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限趋于一致,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限。”〔7〕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在加速经济发展和提高军事能力等硬件的同时,更应该加快发展先进的全球传媒技术和加强文化自觉意识等软能力,以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提升中国文化对其他民族的吸引力。

三、对社会转型中文化自觉价值性的审视

所谓社会转型,就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信息社会 (后工业社会)转变;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由传统人治社会(经验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 (理性社会)转变等。社会转型意味着利益关系的大调整、各种思想的大碰撞、社会文化观念的大变化。社会转型是文化转型的基础,经济社会变化必然带来文化的发展。〔8〕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社会变化了,时代发展了,我们的思想、文化如果不跟着转型,就会落伍,就会失去其先进性,就有被淘汰出局的危险。在新世纪的文化转型过程中,必须时刻加强自我批判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加强自身的文化自觉和自我批判的力度,正视来自外部的批判和冲击,找到外部批判与内在自我批判的结合点,对社会转型中文化自觉的价值进行审视,来赢得我国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

回顾我国社会转型的历程可以发现,巨大的社会变革在带来活力的同时,也必然带来错综复杂的矛盾和问题。尤其是我国伴随利益分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而出现的社会利益矛盾和利益纠纷普遍化;人民内部矛盾出现新的特点;各种文化及价值观相互影响、相互激荡,不仅对我国传统的价值观提出挑战,而且使人们在价值选择、价值追求上产生混沌状态。这些问题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当代价值观念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自觉状态。表现在:首先,对传统的文化和价值观念认识不足。存在着两种极端认识:一是 20世纪 80年代形成的民族虚无主义,主张全盘否认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不相容的,盲目崇拜西方文化,使自己的民族文化价值体系受到动摇或者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二是 20世纪 90年代兴起的文化保守主义,主张复兴儒学,过分强调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漠视其本身存在的不足,力求把古代的东西机械地移植到现代社会中来,排斥外来文化。这些认识不同程度地影响和侵蚀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也反映了转型期人们对全球化时代文化发展的现实及未来发展趋势的不自觉,给我国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基础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其次,对价值观念自身发展规律认识不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近年来出现了忽视文化及价值观形成和发展自身规律的现象,而将市场经济规律视为一切社会领域包括文化道德领域中的支配规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特别是精神层面出现了商品化和世俗化现象,使人的存在陷入深层的危机之中,反映了人们对价值观自身能动性和独特发展规律认识的不自觉。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都离不开相应的经济社会结构和特定的文化土壤。缺乏对我国传统和外来文化价值观念以及自身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必然会带来精神家园的残缺和社会道德的滑坡,影响和动摇我国社会发展和稳定的思想基础。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在发展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文化所具有的双重属性,即除了具有政治意识形态属性与功能外,它还具有经济属性和价值。文化也是生产力的观念在转型过程中逐渐被人们所认识、理解和接受,从上世纪 80年代中期开始,人们认识了“文化市场”;上世纪 90年代国外“文化产业”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冲击着人们对文化的理解,人们逐渐认同了文化事实上也是一大产业,并开始探索文化产业化的途径。在转型中人们对 20世纪末兴起的这一特殊产业有了深入的思考和挖掘,意识到它是文化与经济、科技紧密结合的产物,在文化的经济化和经济的文化化过程中,鲜明地体现了文化的经济价值和经济的文化意义。由于对文化产业的自觉认识以及文化产业在我国的异军突起,标志着我国社会的人们已经自觉地感悟到:现代文明由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过渡的历史性转折已经出现,由科技信息革命驱动的“第三次浪潮”必将催生出更新的崭新文明,“虚拟经济时代”或“文化时代”正在愈行愈近并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的现实生活,文化不再仅仅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以配角的身份间接参与到人类生产活动之中,而是直接参与到这个崭新时代的生产活动之中,成为新兴的知识经济的真正主角。它不仅能动地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它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文化扮演的这一新角色,使它在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今世界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战略地位。

四、文化自觉是和谐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和价值资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文化上的自觉是必不可少的。对自古以来的中国传统以个体的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价值体系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它们为我国当前和谐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可贵的价值资源。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论语·阳货》),为他能承接周公继承周文化提供了内在依据;孔子之后,孟子看到了人性的正面价值,宣扬了人性本善圣凡同类并为之寻找心理的依据,于是人的价值自觉文化自觉只须“反求诸己” (《孟子·公孙丑上》),向内心去寻求;荀子则看到了人性的负面价值——性恶,看到了“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即人人皆有改善人性走向圣人的潜能,因之,人的文化自觉就在于“化性起伪”(《荀子·性恶》),克服自身的负价值而走向理性自觉。

审视“五四”以来中国文化演绎中错综复杂的话语资源,我们发现,“五四”是思想革命的时代,也是文化自觉的时代。“五四”以来,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激进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想流派在“五四”中国文化建设的进程中此起彼伏,渊源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古今中外文化的剧烈冲突和对话中解体与重构。文化激进主义出于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焦虑,部分或彻底否定和反对中国传统文化,又对西方文明持怀疑和保留的态度,希望通过文化重建的方式建立新的文化理想秩序。这对 20世纪中国文化进程及其发展目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由主义文化思潮中的“西化派”把西方文化中的自由作为文化建设的核心价值,在文化上的基本取向是激烈的反传统和力主西方化;文化保守主义者则坚守中国传统文化阵地,强调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对中华民族精神中来自传统文化的诸多因素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应当说,诸多的思想流派的出现,以及基于彼此政治和文化立场的不同而进行的一次次思想文化论争,盘结成错综复杂的话语资源体系,这种文化上的自觉给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丰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营养价值。

文化自觉也是当代中国人与社会发展的价值资源。中华民族的文化就是我国各民族的自我意识,民族文化一旦遭到摧毁,就成为没有自我意识、没有主体性的民族,也就不能表达我国民族独特的思想、经验、价值与利益,不能建立起解释自身生活世界、生活经验的意义框架。民族文化也是一个民族的粘合剂,是族群认同之根基。民族文化的被消解,这个民族也就会因失去共同的价值信仰、符号体系而分崩离析。为此,一个民族对本民族文化的体认,关系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当今的世界,存在于多种多样价值主体的空间之中,平等参与、平等对话才是推进全球联系,达到全球共生共存的合理走向。在这里,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和而不同”的生态精神可能成为建构一个 “和能生物,同则不继”世界体系的重要文化资源。文化自觉要求我们在理解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自觉学习其他文化,与世界文化进行平等的对话和交流。文化对话已是全球性的文化发展趋势。作为众多文化形态之一的中国文化,理应参与到这场对话中来。否则会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其结果可能是自行隐退。文化对话首先预设了文化的多元性,承认平等和差别。对话的目的是要学到未知的东西,倾听不同的声音,向不同的视野开放,分享不同的价值资源。因此可以说,文化对话将扩展我们的文化视野、培养我们的文化自觉意识、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主能力。〔9〕这样既能丰富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也能给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及和谐社会的发展注入科学、民主、进步等更多的活性资源。

五、理性应对不同文明的价值差异,彰显与践行和谐价值理念

中国在加快建设现代化,融入全球化的世界体系过程中,特别是进入 21世纪以后,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使得人们的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公平意识以及科学、民主、法治、人权等观念有了极大的提高。但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的跨国企业、跨国集团都争先恐后以各种方式进入到中国。他们在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获利的同时,也加紧传播着西方的文化形态与价值观,甚至通过教育、家庭、教会以及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等机制实施文化霸权。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在经济政治方面提出全球战略的同时,还制定了“文化跟着贸易走”的全球文化战略,企图通过文化渗透,干涉中国主流文化和价值体系的良性运行。因此,中国的文化在以西方文化为主的全球传播环境下,社会主义价值观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和挑战。

面对这种状况,我们应当自觉地对待不同文明价值的独特性、差异性,理性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人之所以能够彼此理解,相互沟通,不同文化之所以能够交流,在至高的精神层面上,肯定还存在着某种普世共通的精神价值,诸如仁爱、诚信、公正、民主、法治、和谐、共赢等等。这种普世性的精神价值,并不仅仅对于文化输出一方而言的,而是站在文化接受一方的立场、为接受方所认可的。而这种普世性的精神价值,是具有民族特性的文化之所以能够与异域、异族和异己文化进行交流的一个价值基础。没有这样的一个普世性的价值基础,任何独创性的文化都不可能在异域文化中得到欣赏、认同和接受。当然,我们在陈述这种“普世共通”的精神价值的时候,也要警惕和防止另一种倾向,即那种利用自己强势的话语权,硬把自己所奉行的价值观说成是普世性的价值观的文化霸权主义倾向。但这后一种倾向其实还是很容易区别的,因为它的最突出特征就是“强加于人”,这和我现在所说的出于“见贤思齐”的愿望而自觉吸纳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是完全不同的。

在我国的改革和社会发展步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我国根据时代特点再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构建和谐世界的新的目标和愿景,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在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文化自觉的又一重大价值体现。它既来源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又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文明的需求、文化规律本身的要求有了不断丰富、创新和发展。在价值内涵上,既包括稳定、协调,又高于稳定、协调,是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一种理想状态;既体现公平,又促进效率,是公平和效率的统一;既包含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又包含社会发展的平衡机制,是社会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的统一;既是一种价值目标,又是一种不断推进的现实的社会历史过程,是价值目标和社会历史过程的统一。因此,和谐社会思想与和谐世界的愿景反映了在我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既传承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资源,又符合了时代发展的规律和世界的潮流,因而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今天,在我国社会转型进入到关键时期,我们党再次提出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无疑是在文化自觉基础上形成的融合了人类优秀思想和文化成果、反映了时代发展的主流和方向、体现了时代特征和精神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价值理念。这一新的理念,将引领各种社会文化思潮,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更深厚的文化源泉和精神动力。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卷 〔M〕.人民出版社,2006.40.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卷Ⅲ〔M〕.人民出版社,1974.139,326.

〔3〕列宁选集:第 4卷 〔M〕.人民出版社,1972.453.

〔4〕何中华.论作为哲学概念的价值 〔J〕.哲学研究,1993,(9).

〔5〕[美 ]塞缪尔·亨廷顿.美国国家利益受到忽视 〔J〕.美国《外交》杂志,1997,10月号.

〔6〕乐黛云.文化自觉与文明共存 〔J〕.社会科学,2003,(7).

〔7〕[美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M〕.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130.

〔8〕辛世俊.文化自觉: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思想基础 〔J〕.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

〔9〕甘祥满.文化自觉:寻求和谐的价值资源 〔N〕.中国教育报,2006-10-13(6).

(本文责任编辑 刘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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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0633(2011)03—109—05

2011—02—09

欧阳剑波,法学博士,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副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广东广州 510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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