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又易

异化的劳动观

文/又易

劳动观异化的结果，并没有带来劳动价值观朝着积极的方向变迁。个体不断异化的劳动价值观，造成的是整个社会对于劳动内涵的理解偏颇

读大学的时候，宿舍旁边是一家经营杂货的小店，兼营彩票。每次认为运气“霉”到家的时候，总会去买上几注，至今却是一次也没中过。和我同时光顾彩票站的，除了些空想主义的同校学生，还有不少是附近工地的打工者。

如今想来，这些打工者们对于彩票的态度大概是极为认真的。社会的变迁，让“劳动”这个词的内涵发生了深刻转移，单纯的劳动不再是人们获得财富的第一手段，甚至连第二手段都不是。

某日，和几个朋友闲扯，得出的结论是，若想生出资本，除了资本、人脉、创意，别无二选。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只能是养家糊口、保证温饱的生存工具，有时甚至连生存工具都算不上。这些道理，连农民工们都明白得很，他们不再将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于每日流线式的重复劳动，也不再将进入大城市打工当作是谋求出路的唯一手段。即便是那些穿梭于大城市的打工者们，也习惯于在结束日常劳动之后，奔向附近的彩票站挥斥方遒。也许，只有那里才能让这些普通的劳动者无所忌惮地憧憬未来。

彩票的诞生，原是与支持福利事业、体育事业相关联的。中国发展彩票业，初衷是为政府提供一种选择性筹资手段，使政府在必要时可以有效地筹集分散在广大居民手中的“闲散社会资金”，专款专用，发展中国社会福利事业和体育事业，以扶贫济困、建设体育基础设施，从而实现促进社会公正，提高全民体育保健水平，从经济学上实现增进全社会福利水平的最终目的。

只是，经过几十年的落地实践，无论是福利彩票，抑或是体育彩票，都已偏离了设立时的美好愿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大多数买彩票的人都算不上有钱，甚至是只有社会最底层的那些人才会隔三岔五地光顾彩票发售点。他们买彩票的目的当然也很自我，只是为了圆一个发财梦，而并不如中国彩票预设的“扶贫济困”等等目的那样崇高。

中国彩票人均年消费额不到100元人民币，新加坡是300美元，欧美国家的数字更高。然而，从观念变迁或者价值观的角度考察，中国彩民身上背负的社会学意义，则要大得多。

相比赌博那样的不正当博彩方式，买彩票显然是更利国利民的举措，打工者们的举动不仅不会被唾弃，还会被大力提倡。然而，每次踌躇于彩票站旁，看到打工者们尘土满面，挥汗如雨，毫不吝啬地连连下注，笔者总有着一种很深的同情或者说是感同身受。

几乎所有彩民都想入非非地做过发财梦：买房、买车、炒老板……而这些，是他们中大多数人仅凭双手难以实现的愿望。他们是最朴实、最本分的一群劳动者，也并非对财富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只是，在现实面前，他们很无力。而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彩票更像是一种寄托，一种追逐“财富”的精神鸦片。

社会的变迁，让劳动者的劳动观随之产生异化，这兴许是一种必然。只是，异化的结果，并没有带来劳动价值观朝着积极的方向变迁。彩票、股票……诸如此类的“求富”途径，并不能给劳动者带来真正的财富。相反，个体不断异化的劳动价值观，造成的是整个社会对于劳动内涵的理解偏颇。

这或许是政府在大力发展彩票事业的同时，必须兼顾的一个事实。正如许多社会学家所倡导的那般，政府有引导彩民消费心理的责任，彩票发行、销售机构也有劝阻彩民上瘾的责任。或许，表面的引导和劝阻，的确能够打破底层彩民们不切实际的发财梦。然而，对于劳动者们如何改变自身命运，如何追逐真正意义上的幸福，谁又能够给他们提供更好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