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 旋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1

文化特殊论下的“暧昧”
——读《菊花与刀》兼议其历史作用

盘 旋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1

《菊花与刀》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分析了具有“菊花”和“刀”所象征的二重性特点的日本文化面貌。此书作为人类学的经典作品，一向被认为对美国战后成功地接管日本提供了正确的分析，是人类学应用的成功例证。本文在肯定《菊花与刀》的学术地位和文化价值的同时，重新审视人类学应用的这种“成功”，并反思作者所持的文化特殊论立场客观上产生的历史影响。

菊花与刀；耻感文化；文化特殊论

《菊花与刀》是一本“奇书”，它有着与众不同的写作背景、另辟蹊径的研究方法、深刻的洞见，以及超出学术范围之外的影响力。

一、经典之作

“日本人是美国曾竭尽全力与之战斗过的最异特的外敌。我们在其他任何一次与强敌的战争中都未曾需要顾及如此截然不同的行动与思想习性”。《菊花与刀》开宗明义的第一段话，道出了此书写作的缘由。1944年，欧洲战场战事接近尾声，德国的战败已成定局。当美国的战略重心转向对日作战以及战后对日本的管制时，他们发现，这是一个他们非常陌生的对手。对于这样一个在文化上完全不属于传统西方文化范畴的国家，美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了解敌人的习性。“我们必须理解他们的行为举止，以便同他们打交道”。

于是他们委托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让她利用文化人类学所能利用的一切技巧来说明日本人是怎样的一个民族。而这项研究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日本人是否会投降？美国的军队是否会在占领日本本土时遇到殊死的抵抗？在日本，是要保留天皇，还是要发起一场像法国革命或者俄国革命那样的革命，才有可能实现国际和平？

作为一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工作可谓不辱使命。她从未到过日本、不懂日语，也因为两国交战而无法亲临其境作田野调查，但却凭着参阅大量的文献、报刊﹑电影资料，以及访问在美国居住的日本人等方法，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日本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全貌，并且在此基础上导出基本的却又是对整体起着决定作用的日本文化诸特征。

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本尼迪克特提交给美国军方的报告在多大程度上被采纳了，只是后来人们发现，战争结果以及战后麦克阿瑟对日本的管理与本尼迪克特报告的分析惊人一致：日本投降了，天皇被保留，美国顺利地接管了日本，没有遇到曾经预想的殊死抵抗。

1946年，作者在原报告的基础上加上了研究方法和战后日本社会状态的概述，写成了《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一书出版。

这本书一经问世，就产生了巨大反响。首先，它作为本尼迪克特将文化模式理论用于异己民族国民性研究的又一力作，成为人类学研究者的必读经典。其次，这本书因其为当局政府解决面临的难题作了决策研究，更因这项研究承载着一个可能改变一个国家上亿人命运和整个世界格局的重大历史使命，而被认为是人类学应用的一次意义重大的成功实践，是社会科学研究直接用于政治实际操作的杰出例证。该书还因其大量生动的事实描写和平实优美的文笔有别于一般艰涩难懂的学术读物，而广受普通读者的欢迎，在世界各国总发行量超过1000万册。这本书在日本国内掀起的波澜更大，被认为是了解日本和日本人的公认最佳读本，开启了日本民族性研究的科学时代。而更耐人寻味的是，这本书在中国也广受关注，特别是2005年，时值抗战胜利60周年，这本书被商务印书馆重印7万册，意外地登上了出版社的畅销书排行榜。总之，要了解日本这位和中国有着数不清恩怨情仇的近邻，这个和我们貌似有着相类的文化传统其实又如此不同的民族，这个我们熟悉的陌生人，《菊花与刀》应该是最值得一读的书。

二、暧昧的菊影刀光

在这本书中，本尼迪克特凭借惊人的学识能力和西方的理论模式，对“琢磨不透”的日本人进行了解读和严密的逻辑推理。作者认为，菊花和刀象征着日本文化的二重性。菊花是天皇的家徽，代表着日本人对美的崇尚；而刀是武士文化的象征，代表着日本人的暴力崇拜。“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贞不贰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且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是在最高的程度上表现出来的”。

缤纷菊影和血腥刀光，使得日本文化的镜像显得如此的“暧昧”，而这种“暧昧”正是日本文化双重性的最典型表征。199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斯德哥尔摩的颁奖仪式上，作了题为《暧昧的日本的我》的演说：

“我觉得，日本现在仍然持续着开国一百二十年来的现代化进程，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的两极之间。”

“把国家和国人撕裂开来的这种强大而又锐利的暧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种形式表面化。日本的现代化，被定性为一味地向西欧模仿。然而日本却位于亚洲，日本人也坚定地、持续地守护着传统文化。暧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说，理解被滞后了，遗留下阴暗的一面。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

历史上，日本时而开放，时而闭锁；时而脱亚入欧，时而脱欧入亚。他们崇尚空虚静寂的之美，其建筑、茶道等艺术无不体现出这种审美倾向，但同时他们又信奉武力和强权，发动侵略战争，并在战争中体现出极端的残忍嗜杀。这些看似矛盾的表象，实则有着内在的文化机理。从结构上把握日本文化的本尼迪克特首先从日本文化的基础——等级制度着手，“在日本的整个民族历史上，它是一个严格的阶级和卡斯特的社会……贯穿其全部有记载的历史的卡斯特一直是日本人的生活准则”。在严格的等级社会中，日本人认为一个完美的人，拥有自尊的人就是要明白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义务及责任并能够严谨地履行其职责。日本人不像中国人或多数西方人那样，用一个善或恶的行为来规范一切行为，从而达到统一的人格；也不像中国人或西方人那样用一个标准来评价人。日本人的价值观包含在他们有关“忠”、“孝”、“义理”、“仁”的准则之中，每个圈子都有自己的规则，而这些规则也并非一成不变。因此，对天皇的“忠”要求日本人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人，而一旦天皇在广播中宣布投降，改变了对“忠”的要求之后，占领军在这里看到的是友好的国民。

本尼迪克特的结论是，日本的文化不同于西方以罪恶感为基调，而是重视耻辱感远胜于罪恶感。欧美的罪感文化源于基督教原罪思想，在“罪感文化”的社会中，宗教信仰约束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人们犯了罪或做了错事，会产生负罪感，要靠忏悔和供认错误来赎罪。日本人的行为、思想的支配力量并非西方宗教的善恶标准，也没有中国的“仁”这一概念，而是并不能构成道德基础的“羞耻感”。这种耻感文化不是自律的，是依靠外部的强制力量来实现的，如果恶行不为人知，则不必烦恼，更不必认错忏悔。同时，它缺乏公认的价值评判的标准。这使得日本人从一种行为转自另一种行为在精神上不受到痛苦。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日本人在战场上宁死不降，战后却与占领军十分合作。

三、文化特殊与战争免责

本尼迪克特在本书中所持的文化相对论的立场也为人所称道。“我所承担的是一个非常棘手的课题。美国和日本还处于战争状态，而在战争期间一味谴责敌方是容易的，但要看出敌人通过自己的眼睛是怎样看待人生的，那就远为困难了。”[1]本尼迪克特师承于人类学界历史特殊论学派的创始人博厄斯，在研究中她摒弃了敌对态度，持文化相对论的立场，对异己文化呈现出宽容与理解的态度，强调研究的“科学性”，谨慎避免价值介入而导致结论失真，这体现了一位人类学家所应有的专业素养。

但是，在谈到这本书作为人类学应用的一大成功实践时，笔者认为并不能过分美誉它造成的影响。这项研究毕竟是为政治目的服务，而不是为一个更高的价值准则服务。实际上，在战争结束之际，美国在占领和管制日本的问题上是有很大争论的。一种意见认为天皇作为这场战争的核心，理应受到严惩。但是另一种意见认为：天皇是日本精神文化的象征，必须赦免天皇，使他结束这场战争并为占领军操控；要避免羞辱失败的日本人，不应该剥夺日本的民族传统感和文化感，否则日本本土上殊死拼搏的游击队会让美军很麻烦。再加上考虑到苏联在东欧势力的形成，美国的政策当然转向了宽大地扶持日本。《菊花与刀》的“日本特殊论”，正是契合了美国作为占领国的利益。在第十三章《投降以来的日本人》中，本尼迪克特处处证明，美国尊重“日本特性”的对日政策导致了占领和改造的“成功”，但她没有看到，她的“科学”论证，客观上给免除日本的战争责任提供了依据。所以，我们非常遗憾地看到：当战争结束后，正义并没有必然地降临，而是罪恶远未被彻底清算。这样的结果，虽然不能归咎于文化相对主义理论本身，但是学者的见识，还是配合了大国之间的角力。

我们肯定每个民族文化的特殊价值，但并不能绝对地拒斥全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的存在。那些文化中严重违背普世价值的部分，并不能称其为文化特殊的体现，而免于被修正或被铲除。

《菊花与刀》所得出的日本耻感文化的结论，在战败初期带给日本人更多的是自省，而当战后日本社会全面复苏并跻身经济强国之列后，这种耻感文化又成了日本人自恋的资本。有学者认为，《菊花与刀》是一度流行日本学界的“日本人论”（即日本文化·社会独特性的言说）的滥觞。这种“日本文化特殊论”也为日本始终不愿面对侵略战争这个问题找到了借口。一些人看了这本书，甚至会说：“现在觉得日本人发动战争，也可以理解了。它就是这样的文化嘛!”

本尼迪克特相信“日本人有某些帮助他们保持平稳的古老的传统道德。其中之一是自我负责的精神，用他们的话来说，‘自己身上的锈’——将人的身体比作刀——自己负责。”我不知道在日本人看来，这场战争究竟是刀的问题，还是刀上的锈的问题。西方人希望日本人要“扔掉刀”，中国人希望“铸剑为犁”，而本尼迪克特说，“在日本的意义上来说，他们有毅力来注意保持心中的刀免生时时会产生的锈斑。若依据他们的道德措词来说，在更为自由、更为和平的世界上他们仍能够把刀保存下来作为一个象征。”但愿这不仅是持文化相对论的宽容学者的一厢情愿。

[1]本尼迪克特著.孙志民,马小鹤,朱理胜译；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2]本尼迪克特著.王炜等译；文化模式[M].北京：三联书店.1988

[3]余杰.铁与犁——百年中日关系沉思录[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

[4]李兆忠.暧昧的日本人[M].北京：金城出版社.2005

[5]王玉莲.从《菊与刀》看日本民族文化[J]．安徽文学.2007(2):155

[6]冉红芳.大和民族的核心结构“耻感文化”——读《菊与刀》[J]．文教资料.2007（17）：89

[7]何美玲.关于日本文化矛盾现象的思考[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7(11):109-110

[8]章益国.跳出来看《菊与刀》[J]．社会观察.2005(7):62

10.3969/j.issn.1001-8972.2011.16.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