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树远

学术界对五四运动中教职员团体的研究，相对薄弱①五四运动研究中挽蔡部分，学术界多关注师生与政府方面的交涉，近来研究者开始注意挽蔡活动中教职员群体内部的复杂关系。林辉锋《“五四”运动中的“留蔡助蒋”再探》(《学术研究》2007年第11期)侧重论述挽留蔡元培过程中江苏省教育会、北大内章门弟子以及汤尔和、马叙伦等人所起的作用，他认为汤尔和在此事中起了关键作用;马勇《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以“挽留蔡元培”为中心》(《史林》2009年第6期)对挽蔡过程中北大评议会、江苏省教育会等团体重要分子的心路历程进行了详细分析，与林文结论大体相同;王天根《五四前后北大学术纷争与胡适整理国故缘起》(《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2期)将五四前后北大内部桐城派、章门弟子以及新文化派的斗争整合从学术与政治关系的角度分析，可看出挽蔡驱傅运动背后有政治、地域、派系因素。关于驱傅一事，许文果《1919—1920年北京教育界索薪运动论析》(《开放时代》2007年第3期)一文侧重从教育独立方面去论述此次运动。。由北大发起的北京专门以上学校职教员联合会②中学加入后，该联合会改名为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职教员联合会。、北京小学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在五四时期先后在挽留蔡元培、驱逐教育次长傅岳棻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两团体主体相同，前后相继，有密切关联。教职员团体主导挽蔡驱傅运动标志着教育界，尤其是北京高等教育界，作为独立的势力开始崛起。本文主要分析这两个团体在挽蔡驱傅运动中的活动、内部复杂的人事纠葛以及北大浙籍教员的势力如何跨出北大而开始引领北京教育界。

一、北京专门以上学校职教员联合会与挽蔡运动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部分学生被捕。5月8日，被捕学生被释放，学潮稍为平息。因听闻政府有撤换之意，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于9日晨辞职出京。蔡元培的辞职使学潮再起波澜，北京教育界开始了长达数月的挽留蔡元培的运动。

对于蔡元培辞职离京，首先行动起来的是北京大学教职员。据时任北大评议会评议员的沈尹默回忆:

我到学校，黄幼轩(蔡的郎舅，在北大当会计)跑来告诉我，蔡先生走了。我大惊，和幼渔、玄同、作人等计议。幼渔问:怎么办?我说，这是蔡先生信任我们，他走了，学校要靠我们大家维持下去。大家想想这话对，就开评议会商量，这时候评议会掌握了学校实权，对外行文。在这期间，夷初(马叙伦)有一天忽然单独请我吃鸭子，他说:“你们在学校里这么做，为什么不让我知道?”我说:“事情很仓卒，迫不及待，一个人一个人去找，来不及。夷初，你如愿意参加，我们欢迎，但要我们看法一致，一起合作才行。”我的意思是，北大内部有反对蔡先生的，拥蔡即所以维护北大。夷初同意我的话。于是我们商量，组织教员会，推康宝忠(政治法律系教员，活跃分子)为主席，马叙伦为副主席，以夷初监督康，但我们也怕夷初出轨，又推陈大齐和沈士远跟他们一起。①沈尹默:《我与北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1缉，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79年，第232—233页。此一段回忆，沈尹默误植于1917年张勋复辟时期，研究者多已指明应是1919年五四运动时事。

这段话因为关涉北大教职员内部权力斗争和挽蔡的具体组织而常被研究者引用。此时北大已撤文、理科学长，设教务处统辖文理科，并选定马寅初担任教务长。但在蔡元培辞职时，教务处并未正式成立，同时保留有工科、法科学长，分别由温宗禹、王建祖担任。蔡元培辞呈中言明一切校务，暂请工科学长温宗禹代行②《辞北京大学校长职呈》，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3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23页。。蔡元培选定温宗禹代理校务，一是温此时与王建祖皆为学长，职务最高，二是工科势力最弱，正在办理结束，不至于引起文理科反对。从沈尹默的回忆可看出，以沈为代表的浙系教员对温宗禹不放心，就在私下联络，准备由评议会掌握实权，对外行文。但评议会此种举动显与蔡元培辞呈所言不合，所以评议会与教授会13日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由评议会举出王建祖、张大椿、胡适三人，由教授会举出黄右昌、俞同奎、沈尹默三人，襄同温宗禹主持校中行政及教务庶务各方面，但较重大之事务，仍由两会开临时会议议决施行③《评议会、教授会联合会布告》，王学珍、郭建荣:《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1912—1937)》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54页。。这个决定名义上是襄助温宗禹，实际是为评议会掌控实权提供合法依据，同时也监督温宗禹。

沈、马谈话所决定的由康宝忠、马叙伦分任正副主席的教员会，马叙伦也曾提及。马叙伦称:“那时，北大成立了教职员会，推康宝忠做主席，我做书记，由北大教职员会发起组织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也推康宝忠做主席，我做书记。”④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第62页。沈、马二人所提及的北大教员会或教职员会，实际上应该是北京大学职教员干事会⑤北大职教员会的正式成立是在1920年3月7日，所以沈、马二人所说的教职员会断非此职教员会。。据13日北大评议会和教授会联席会议布告，北大职教员干事会的主要责任在联络各校，“奔走进行”挽蔡之事⑥《评议会、教授会联合会布告》，王学珍、郭建荣:《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1912—1937)》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54页。。康宝忠为章门弟子，却非浙籍;马叙伦为浙籍，却非章门弟子;而陈大齐、沈士远则同时兼具双重身份，既为章门弟子，又属浙籍。通过沈尹默依据亲疏远近关系而做出的这番人事布局⑦林辉锋:《“五四”运动中的“留蔡助蒋”再探》，《学术研究》2007年第11期，第104页。，北大内部浙籍教职员掌握了北大实权，也获得了挽蔡运动的主导权。

在挽蔡的过程中，北大联合其他学校组织了北京专门以上学校职教员联合会。5月10日下午，北大教职员代表马叙伦、马寅初、李大钊、康宝忠、徐宝璜、王星拱、沈士远赴教育部见总长傅增湘，询问其对挽蔡一事的态度。傅氏向代表表明自己诚恳挽留蔡校长之意。各代表复问总统、总理之意如何?傅默然有间，说总统、总理之意见余未深知，故亦无从代为宣布。傅增湘的默然有间，使马叙伦等明白挽蔡之事，总统、总理方面尚有阻力。几位代表返校后即联合校外11所学校开会，认为蔡之去留非一校长之去留问题，与教育及外交前途均有关系，决定上书政府请挽留。此次会议还决定组织各校干事会，由干事会推代表，成立北京专门以上学校职教员联合会。北大教职员干事会的名目开始出现，负责人即康宝忠、马叙伦、陈大齐和沈士远。5月11日，北大、高师、工专、医专、法专、农专、中国大学、朝阳大学推定联合会代表，宣告职教员联合会正式成立，决定每日下午五时在北大文科教室聚会，互相报告各校情形，派代表方还、马叙伦等往谒总统、总理，请其明白宣布对于挽留蔡元培之态度①《北京学界之再接再厉》，《晨报》1919年5月12日，第2版。。13日职教员联合会代表九人赴国务院谒总理，由秘书长郭则沄代见，据称蔡校长辞职，总统决计挽留。

在挽留蔡元培初步获得保证后，职教员联合会开始成立具体的办事机关。联合会于13日议定联合会规程;14日推定职员，选举康宝忠、姚憾为总务干事，沈士远、刘复、黄人望、博晨光为文牍干事，刘仲谟、徐之傑为会计兼庶务干事②《北京专门以上学校职教员联合会会务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特藏部胡适档案，第2095。。根据联合会规程，会员受各校职教员干事会之委托，对于各校全体职教员负完全责任;联合会之成立，基于与会各校所组织之职教员干事会，即由各干事会推举代表一人至四人，为本会会员。总务会员二人，总理会务。因联合会设在北大文科，会中零星杂费，概由北大职教员干事会担任③《北京专门以上学校职教员联合会会务报告》。从目前资料看，马叙伦此时为北大教职员干事会会员，但在北京专门以上学校职教员联合会改组以前，并未在联合会担任职务，沈尹默、马叙伦所述，皆将5月为挽蔡而组织的职教员联合会与12月为驱傅而组织的教职员联合会混淆了。。

职教员联合会除与政府沟通外，也主动联系蔡元培，劝其返校。14日，职教员联合会致电蔡元培，表示:“大总统指令慰留，极盼克日还校，以安群情。”④《北京专门以上学校职教员联合会会务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特藏部胡适档案，第2095。并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方还代表联合会南下挽蔡。当晚，挽留蔡元培的大总统指令与挽留曹、章、陆三人的指令同时发表。政府这种姿态虽令人感觉毫无诚意，但至少有了正式挽留的态度，联合会诸人感觉松了口气，决定由每日开会，改为一星期开会两次。

留蔡稍有眉目，教育总长的更动却给留蔡带来变数。傅增湘因主张慰留蔡元培而承受巨大压力，先是离部出走，后又呈请辞职。15日傅的辞呈被照准，次长袁希涛16日起暂行代理部务。总长一职不便久悬，总统徐世昌有意任命参议院副议长、属于国会中最大派系安福系的田应璜为新任教育总长。田氏出任此职，将使安福部的影响及于教育界。舆论传言田氏长教育部后，教育部各司长及各专门学校校长都将易长，此举牵涉学界甚大，也为留蔡带来阻力。

对于田应璜出长教育部事，职教员联合会激烈反对。田应璜曾短期在教育界任职，但更多是担任行政职务，与教育界关系不深。职教员联合会反对田应璜的方法是主张留傅。此时北京学生为表示反田应璜而决定19日一致罢课。北京学生联合会明确表示，罢课对外是因政府未表示山东问题不签字之明决态度，无对外之决心，以及政府对留日学生被捕不闻不问;对内则是因教育总长问题⑤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五四》，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137、138页。。对内的原因或许要大于对外因素。关于此事，《晨报》记者指出:“学界之罢课行动虽对外的关系，而对于田应璜之反感亦其一端。”⑥《田应璜与学界》，《晨报》1919年5月20日，第3版。

北京教育界在罢课的同时，也积极联络外省，一致拒田留傅。胡适曾将此意告知江苏省教育会的黄炎培、蒋梦麟⑦《黄炎培、蒋梦麟致胡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7页。胡适致黄、蒋函虽不可见，从黄、蒋回信可看出，胡适在来信中主要谈了两方面，一是蔡元培复职，一是留傅事。。此时代理部务的教育次长袁希涛是江苏省教育会的要角，是江苏省教育会置于教育中枢的重要力量。田应璜长教育部案尚未正式提由众议院表决，即纷传各种教育次长人选，所以“田氏若能通过，袁希涛无论如何必站不住”⑧《又一个教育次长》，《晨报》1919年5月20日，第3版。。正由于此，江苏省教育会亦极力反对田应璜任教育总长，应付之方也是支持留傅增湘。黄炎培、蒋梦麟在致胡适函中言明行动步骤:“留傅事江、浙两省教育会先发难，上海学界留蔡后，亦复争留傅。”①《黄炎培、蒋梦麟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7页。18日江苏省教育会、浙江省教育会即联合致电国务院，要求挽留傅增湘②《浙教育会致北京电》，天津《大公报》1919年5月21日，第2张。。

此时刚从天津返抵上海的蔡元培，在综合各方讯息后，甚是担心北京大学可能因学潮遭到解散，有复职之愿。江苏省教育会也不愿看到大学遭解散，希望蔡元培复职，大学保存③《黄炎培、蒋梦麟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7页。。18日上午，蒋梦麟、黄炎培、沈恩孚等与蔡元培商议后，以蔡的名义致电总统、总理和教育总长④《蔡元培全集》第16卷，第72页。。蔡元培在电文中表示:“政府果曲谅学生爱国愚诚，宽其既往，以慰舆情;元培亦何敢不勉任维持，共图补救。”⑤《致徐世昌政府电》，《蔡元培全集》第10卷，第408页。全集误将此电定为5月20日，18日蔡、黄等人已讨论发电事，19日上海《民国日报》已将电报登出。此电的发出，一方面表明蔡元培已有复职的表示⑥马勇:《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以“挽留蔡元培”为中心》，《史林》2009年第6期。，另一方面也有拒绝田应璜的意思。此一层深意，黄炎培、蒋梦麟在致胡适函中道出:“蔡既允复职(孑公以不办学生为复职条件，政府已明示，孑公不得不复职矣)，田当亦不敢长教育。”⑦《黄炎培、蒋梦麟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7页。很快，国务院、教育部都于20日回电。教育次长袁希涛复电明言:“学生前事，政府并无苛责之意，深望我公早日回京，主持校务。”而国务院的复电则没有回应蔡元培电文中所言曲谅学生，宽其既往之条件，而是辩解:“此次学生举动逾越常轨，深堪惋惜。政府办理此事，本属持平，外间谣传，并非事实。”⑧《蔡元培全集》第10卷，第408、409页。

国务院与教育部之间态度虽仍有微妙不同，但经过此番函电往来，挽蔡的前景看上去很乐观，蔡元培也许很快就可以返校复职。5月20日召开的职教员联合会第九次会议上，被推举南下挽蔡的方还提议:“现在政府已有留蔡之指令，情势与前数日有异，南下挽蔡之说可以暂缓。”众赞成，并议决因无要事，暂停开会，只有职员继续任事，不能卸责⑨《北京专门以上学校职教员联合会会务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特藏部胡适档案，第2095。。职教员会已有收束会务的情形。

留蔡事虽有转机，教育总长问题并未完全解决。职教员联合会于20日晚又开紧急会，决议反对田应璜任教长。21日上午北京大学教职员在法科开全体大会，胡适、王星拱、沈士远“三人痛诋田氏为染烟嗜无行小人，不足以表率士林”(10)《息邪》，《公言报》1919年8月10号，第6版。，一致表决誓不承认田应璜为教育总长。会后北大代理校长温宗禹偕职教员联合会所派之代表八人，齐赴国务院，谒见国务总理钱能训。钱能训表示:“田应璜长教育之说，现已撤销，部事暂由袁次长代理。”(11)《北京学生之再接再厉》，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5月24日，第6版。

政府于21日撤回田应璜任教长案后，校长团、教职员、学生就是否上课有不同看法。校长团希望结束罢课。医专校长汤尔和在1935与胡适谈起此事，曾言:“弟于罢课素不赞成。五四后以田为教长，而高师先罢教，弟大反对，因此尚与陈筱庄大闹。”(12)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6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510页。实际上力主罢课的是北大，而不是高师，只是学生5月18日是在高师开会决议罢课。教职员内部对罢课问题也有分歧。北大内部以胡适为主，主张复课，而沈尹默态度则取放任。据沈尹默回忆，胡适说这个时候学生不应该罢课，我要劝他们立刻复课。等学生开大会时，胡适去讲话，但没有人理睬他(13)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8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71页。。此时的北大教职员已“无法约束学生，故罢课之事职教员并未与闻”(14)《北京学界之不尽波澜》，《公言报》1919年5月20日，第3版。。

职教员联合会与学生会之间此时的关系异常复杂。领导学生运动的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将重大问题决定权委托北大学生干事会执行，北大学生会因而在罢课中起领导作用。北大教职员本对于北大学生会有重要影响，而此时学生运动却给人脱离教职员控制的印象。此种事态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群众运动开始后因氛围、惯性等因素而易越出常轨，另一方面则可能是北大浙系教员有意为之，其目的又似在排挤有江苏教育会背景的教育次长袁希涛，使其去职①沈尹默对袁观感不佳，认为“袁希涛对蔡很不好，遇事掣肘”，而掣肘的原因，“在我想来，是江苏教育会已隐然操纵当时学界，想包围蔡先生为江苏教育会所用，而蔡先生被我们包围了，因此他们就捣蛋”(见沈尹默:《我和北大》，第235页)。而马叙伦也承认此时“次长袁希涛代理部务，我们教联会代表头二十个，死缠住了他，好像讨债的，他也只得‘挂冠而去’”(见《我在六十岁以前》，第64页)。。学生运动罢课由京而沪而全国，一发不可收拾，政府转而采取严厉政策。在此情形之下，蔡元培回京的形势日益恶劣。5月26日，蔡元培向国务院、教育部表示卧病故乡，未能北行。

北京学生于6月3日上街分头讲演，导致政府大规模逮捕，这使得处于国务院与各教职员、学生间的袁希涛左右为难。袁氏希望学潮速了，但又对上峰希望采取提前放暑假，以瓦解学生力量的方法极力抵制，甚至在与内务总长商量此事时拂袖而去，而学潮的扩大，使其不能不去。3日，总统徐世昌准备以傅岳棻取代袁希涛，4日，任总统府秘书的许宝衡与傅岳棻“商教育事。夜约胡次珊(即胡仁源)谈学校事”②许宝衡:《许宝衡日记》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672页，。看来政府准备在撤换袁希涛的同时也更换北大校长。5日傅岳棻就教育次长职，同日令胡仁源署北大校长。舆论传言傅岳棻代替袁希涛，背后依靠的是安福俱乐部，将傅推荐给徐世昌、钱能训的是安福系首领王揖唐③《北京大捕学生后之别报》，《申报》1919年6月8日，第5版。安福系方面虽断然否认袁去傅来与己有关，但从傅在位与安福系相始终来看，傅与安福系关系密切无可讳言。。袁希涛之去，在沈尹默、马叙伦意料之中，而傅岳棻之上台，却出沈尹默、马叙伦意料之外。

职教员联合会在政府大规模镇压学生运动后，首先是安抚被软禁在北大第三院的学生。据马叙伦回忆:“教联会推举了八位代表，要进去看看这些被幽禁的大小朋友，起初照例不许，不想闹了一位汇文大学的代表(汇大是燕京大学的前身)美国人博晨光，他竟大踏步朝里走，我也戳着他的牌头，冲了进去。那些武装同志，对于‘洋大人’是不敢得罪的，和我也不为难了，只拦阻了其他六位。我们到了里面，大小朋友们自然好像见了亲人一样，个个跑过来，要说不说，只表示着一种形容不来的感情。”④《我在六十岁以前》，第63页。其次是与政府交涉，保护学生。7日教职员代表至教育部求见傅岳棻，请求政府有确当安慰学生之表示，撤消动摇教育基础之嫌疑者，切实挽留蔡元培以次各校校长。傅岳棻言:“鄙人此来欲以肺腑向教育界作调人，如果不能办到，亦只有一去而已，到那时并非教育问题，乃国家问题也。至各校校长一律不宜辞职。蔡校长尤宜挽留，鄙人极愿向政府说去。”⑤《胡仁源长大学问题》，《申报》1919年6月10日，第7版。傅氏的态度很诚恳，但让胡仁源署北大校长的命令并未撤回。

对新教育次长傅岳棻以胡仁源署理北大校长一事，北大教职员激烈反对。首先是安顿内部，消除反侧。北大教职员200余人7日下午开会，以法科学长王建祖不负责任，躲在家中且与政府通气、漠视学生为由，函请王氏出席以备质问，若逾时不到即宣告驱出学界;还决定不承认温宗禹代理校务，由评议会及教授会推举一人或数人轮流主持校务。在反蔡势力看来，此事是沈尹默“欲市恩于被拘诸生，劝胡适、刘复、沈士远、王星拱等集会于文科，慰勉诸生，归罪状代理校长温宗禹、法科学长王建祖”⑥《息邪·沈尹默传》，《公言报》1919年8月9日，第6版。，“跋扈专权乘机值势，排除学长，嗾使生徒，假留蔡之名为把持之具”⑦《昨闻之学界消息》，《公言报》1919年6月13日，第3版。。经过此次会议，王建祖被警告，温宗禹稍后即赴津，评议会及教授会推举教授一人轮流主持校务，浙籍教员势力进一步巩固。对外北大则以北京职教员联合会名义极力反对由胡仁源出任北大校长。为扩大影响，职教员联合会加入中学各校，改组为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职教员联合会。6月11日，职教员联合会上呈府院，表示:“蔡校长业已委托工科学长温宗禹代行职务，曾于辞职文中声叙在案，是大学校长正宜静待蔡校长病愈复职，毋须别有署理。”①《京学界拒绝胡仁源》，《申报》1919年6月16日，第7版。同时该会还致函胡仁源，说明:“蔡校长复职与否，为北京学界全体问题，既非北京大学一校问题，尤非蔡元培个人问题”，“先生曾长北京大学，于该校自必维护之。政府之简任先生，与先生之受此重任也，亦必挟维护之意而来，无如时势所趋，适得其反。”②《京学界拒绝胡仁源》，《申报》1919年6月16日，第7版。胡仁源就此不敢到校。

胡仁源既难以到校，如何挽留蔡元培成为傅岳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傅岳棻准备派教育部秘书陈任中作为代表赴浙挽蔡。傅岳棻看中陈任中，是因陈是蔡元培连襟。但各校长及职教员联合会反对陈任中前往，因为陈任中与北京教育界感情不睦，且陈、蔡虽属至亲，而平日旨趣不合。此事傅氏已在教育部正式宣布，面子上亦转不过来。最终“由教职员联合会上一公函，谓蔡校长必须挽留，但须出以诚恳，加以优隆而勿派部员前往”③《北京通信》，《申报》1919年6月17日，第7版。经过这么一番周折，傅岳棻复派与北大有密切关系又在教育部任秘书的徐宝璜赴浙挽蔡。

在代表赴浙之前，傅岳棻先做出了挽蔡的姿态。傅岳棻17日将胡仁源调部，18日致电蔡元培:“学潮渐息，大学校务，仰赖维持;兹特派徐秘书专程赴杭，面致忱悃，务希速驾为盼。”④《傅岳棻致蔡元培电》，《蔡元培全集》第10卷，第413页。表示出诚恳挽留之意。但蔡元培因对政府方面的意旨难以把握，同时也对安福部充满疑虑⑤马勇:《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以“挽留蔡元培”为中心》，《史林》2009年第6期。，于20日回复国务院、教育部，仍以病辞。

对于蔡元培的再次拒绝复职，职教员联合会方面颇为焦灼。康宝忠、马叙伦于24日致电蔡元培，劝其“勿再辞，君默、幼渔杩日南谒，当能接洽”⑥《蔡元培全集》第16卷，第80页。君默，即沈尹默。。此时钱内阁已倒，而代理国务总理的龚心堪有再委田应璜长教育的传言⑦《田应璜长教育说复活》，《晨报》1919年6月24日，第2版。职教员联合会深怕夜长梦多，对挽蔡之事产生不利。反对蔡元培的势力在北京散布谣言，谓蔡所患之病乃神经病，以图阻断蔡元培复职之途。马叙伦于27日登报澄清:“最近谷卿致京中蔡先生戚某君书，略云蔡先生病已稍(愈)，皆无神经病及神经错乱之说。报(纸)所谓政界消息或系以讹传，或系别有作用。”⑧《来函照登》，《晨报》1919年6月27日，第6版。

经过汤尔和、沈尹默、马幼渔等人的劝说，尤其是汤尔和的出谋划策，蔡元培同意由蒋梦麟作为代表先行北上。此时挽蔡的形势仍很严峻。马叙伦将此形势告知汤尔和，汤尔和又催蔡元培速发电。7月9日，蔡元培致电教育次长傅岳棻，表示:“辱迭电慰留，并由徐秘书面达盛意，感歉之余，宁敢固执初见。谨当暂任维持，共图补救。”⑨《复傅岳棻电》，《蔡元培全集》第10卷，第423页。病情好转，即束装北上。21日，蒋梦麟偕汤尔和抵达北京。当晚十时半，胡适、马叙伦、沈士远三人来找蒋梦麟谈校事，约定22日下午开教职员干事会(10)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29页。。据马叙伦言，“蒋梦麟先生在北大里毫无根瓣，拿什么资格来替蔡先生代办校长的职务?北大里原有几位怕江苏教育会来抢北大的，便放了空气;可是，蒋梦麟先生已经到了北京。假定不让他来做代表，连蔡先生也不回来了，仍旧妨碍了大局，又是我在里面疏通”(11)《我在六十岁以前》，第65、66页。。经过一番运作，24日北大召开评议会和教授会联席会议，胡适主席，蒋梦麟言明作为蔡元培个人代表之意，获得认可(12)《评议会议事录》，王学珍、郭建荣:《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1912—1937)》上册，第154页。。而教育部“以范静生先生一言，降心相从。一面明文呈总统，以胡仁源调部任用，一面训令大学，承认蒋君代蔡校长主持校务。安福一方面亦复中止攻击”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85页。。26日，职教员联合会在北大开谈话会，“由蒋梦麟君代蔡君谢北京学界诸君苦心维持教育之盛意”②《昨日之各校教职员联合会》，《晨报》1919年7月27日，第3版。，蒋梦麟也正式在北京教育界登场。

经过蒋梦麟的整顿善后，9月12日，蔡元培返回北京。21日下午职教员联合会在北大法科开会欢迎蔡元培，由康宝忠主席。汤尔和在会上强调，经过此次事变，官立、私立及教会所立各种学校不像从前彼此不相往来的样子，大家和衷共济打成一片，这更是教育界联合的好现象③《北京教育界欢迎蔡氏复职》，《申报》1919年9月24日，第6版。。不过由于各校并无继续联合的意思，职教员联合会在此次会议后依规程宣告解散。总体而言，职教员联合会在挽蔡一事上，居于政府、校长与学生之间，奔走运动，为蔡元培返校，做出了重大贡献。蔡元培赞扬马叙伦，“五四以后，承公苦心维持，北大得以保存”④《复马叙伦函》，《蔡元培全集》第10卷，第434页。。这既是对马叙伦的肯定，也是对马叙伦所参与的职教员联合会的肯定。

二、北京小学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与驱傅运动

挽蔡运动刚刚落幕，驱逐教育次长傅岳棻的运动又开始登场。傅氏行事风格张扬而不谨慎，其与教育界早已矛盾重重。8月底，各界联合会为要求取消山东戒严令和惩办马良而在新华门请愿，北京学生也有少数代表参与。傅岳棻在新华门劝解学生，将各校校长及教职员代表招来，当面训诫各校长，尤不满意于北京大学，且声色俱厉，让蒋梦麟极为难堪。“北大各职教员咸忿忿不平，回校后连开两次秘密会议”，傅亦怒不可遏，称:“蒋某亦非长久能维持得住。至高等师范校长本来早已辞职，勉强暂留，无怪放纵学生如此。本部对于该两校自有办法。”⑤《卷土重来之请愿团》，《公言报》1919年9月2号，第3版。基于此，北京学生联合会在9月初致电学生总会，谓傅“迎合某部高压学生，并合教育，已留任江庸，并撤换各省重要校长及各省教育厅长。山东已见事实，蔡公复摇动。请总会速电国务院、教育会、学生会一致掊击。此人不去，教育危亡”⑥《北京学生又攻击教育当局矣》，《公言报》1919年9月11号，第3版。。蔡元培于9月12日返京，13日，傅岳棻即拜访蔡元培，但此后数日政府方面舆论却报道傅岳棻训令各学校一致上课，如学生联合会再有蠢动立即解散;北京大学限20日上课，如再不上课，即严行查办或解散一部分。蔡元培即是在此种威迫气氛中复职。21日，职教员联合会欢迎蔡元培大会，本邀请了傅岳棻，傅以赴宴为由，没有出席，未能抓住与教职员改善关系的机会。蔡元培虽已返京复职，但能支持多久，则很难预料。在此情形下，北大浙籍教职员马叙伦、周作人、朱希祖、康宝忠等人可能即有意驱傅，但必须师出有名，借举办庆祝双十节全校公宴之机，以“有关于全体一二应商事，欲相讨论”⑦《马叙伦等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6日，第1版。而开教职员大会，就是借发“现”以驱傅。

教职员要求发“现”，主要是薪俸搭放现洋较少⑧《北京通信》，《申报》1919年10月20日，第6版。。所谓搭现太少，是因教职员所领薪俸由现洋与中交行所发京钞(即票)组成，每月现洋仅占二成、三成、四成不等，其余皆发给京钞。1919年下半年，因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两行纸币停止兑现，而票价贬值，涨落不定，一元票仅能兑现洋四角五分左右，使得教职员生活大受影响。以小学教员为例，小学教员月薪十四元至二十元，加以六成京钞每月所得不过十元至十四五元，其生活竟不如洋车夫(洋车夫每月可赚十四元至十七元现洋)。小学教职员薪俸微薄，在此形势下生活最为困难，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生计亦感艰难。北大浙籍教员以发“现”为运动号召，一呼百应。

10月中旬，北大教职员会代表俞同奎、姚憾、马寅初、康宝忠、沈士远、马叙伦、钱维骥等即与法专、工专、医专、高师、女高师、农专、美术学校等校联络，说明将要求政府将薪俸概发现金，此举得到各校赞同。至16、17两日各校陆续推出代表与北大接洽，商量一致行动。10月18日各校代表在俞同奎私宅开代表会议，决定通知本京公立中小学各校一致进行，并决定坚持到底①《北京各大中专校代表会议签名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特藏部档案，乙G117。各校所派代表如下:北大:俞同奎、姚憾、马寅初、康宝忠、沈士远、马叙伦、钱维骥;高师:何柏丞、凌子平;法专:马寅初、康宝忠、吴君毅、费经畲、刘季衍;女高师:李贻燕、焦希廉;美专:吴起凡。。

教育部风闻教职员举动，不敢轻忽。10月27日，教育部致函各校，谓:“本月钞价跌落，深念各员益受困苦，不得已，于无可如何之中，勉强摊挹，仿照上月搭现办法，暂行一律搭放五成。”②《教育部会计科致本校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31日，第2版。11月11日教育部又通知各校“已将本年十月分(份)本部直辖各专门学校应领之校长、教员、职员薪俸及校中一切经费备妥”③《传领各校经费》，《晨报》1919年11月12日，第6版。，令各校赴部具领。傅岳棻如此积极动作，显是闻知各校有不稳消息，防患于未然，且示好于教育界，以杜各校之借口。

教职员方面不为所动，但大规模的发“现”运动却没有立即实行。因各校正在酝酿运动之际，北大教职员领导人康宝忠突然病故。康宝忠字心孚，陕西城固人，章太炎弟子，前曾担任职教员联合会总务干事，是该会的重要角色。11月1日在北京法专上课，病逝于讲台。康宝忠的逝世使得运动发“现”之事受到打击。运动推迟的另一个原因是北京专门以上各校与公立中学、小学之间酝酿成立联合办事机构，代表一时难以选出。北京专门以上各校代表中举出团体代表4人，被赋予办事全权。公立中学与小学也各自推出4名办事代表。但因小学校过多，推出代表过程耗时达半月之久。此时马叙伦等考虑到将来可能与政府机构交涉，又由专门各校、中学、小学校另外推举6人专门担任交涉事宜。小学选出了5名办事代表，专门、中学方面也各续推1名，合成15人，成立北京专门以上中学小学办事代表会议④《缘起》，《北京小学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议决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特藏部档案，北洋文教41。。

12月4日，酝酿月余的北京专门以上、中学、小学办事代表会议正式开会。会议决定请交涉代表赴部亲投公呈，同时晋谒教育次长代理部务傅岳棻，要求自本年12月份起按照规定日期全部发“现”，于13号之前予以圆满答复。12月5日，办事代表会议即决定组织临时会以便办事。临时会定名为北京小学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设总务、文牍、会计、庶务四部，推马叙伦、王桐龄为总务部干事，陈大齐、沈士远、陶孟和、吴永权为文牍部干事，关景山、张少山为庶务部干事，会计干事由总务干事推任⑤《北京专门以上中学小学办事代表会议(第一次)》、《北京专门以上中学小学办事代表会议(第二次)》，《北京小学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议决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特藏部档案，北洋文教41。。从人事安排看，马叙伦、王桐龄、陈大齐、沈士远、陶孟和、吴永权皆为专门以上各校教员，牢牢掌握了教职员联合会的活动。

教职员联合会与傅岳棻的交涉很不理想。5日，教职员联合会代表陈大齐、吴永权等13人赴教育部谒见傅岳棻。陈大齐等代表陈述京中教职员因京钞日跌并积欠薪水至两月之久，生活实难维持，请次长设法。“傅答，现在部中罗掘一空，实难设法。陈谓部中经济困难，吾人亦能谅其苦衷，然部员薪水何以已发到十一月而各学校只发到九月，此种办法似未公允。傅厉声答曰，你们捣蛋，这种话你应该对教育部讲么，凡稍有思想者不应出此。又一代表说，我们生计实不能维持。傅说教育是慈善事业，你们不应该讲钱。代表交涉不得要领，出部后报告联合会，各教职员闻之大愤，于是罢课之声浪渐高矣。”⑥《北京通信》，《申报》1919年12月19日，第6版。证之于教职员联合会后来发表的宣言，此段记载大体不差。

傅岳棻如此态度，显然激怒了教职员。汤尔和6日见到教职员联合会总务干事马叙伦，谈到“各校要求发现事，闻昨日代表至部交涉一次，恐非到罢课不济也”①《胡适手抄汤尔和日记和跋》，《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85，286，286，286页。。当日教职员联合会开第一次正式会议，决定于14日开小学以上各学校全体代表大会;各校合筹款由中等以上各校担任，自30元以上起，照薪额摊万分之二，均摊现洋，用于不得已时维持各校教职员生计②《北京小学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会议(第一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特藏部档案，北洋文教41。。联合会已然为罢课做好了准备，只待各校教职员大会批准。

此时由专门以上各校校长组成的校长团尚有居中调停的打算，但傅岳棻对校长团的态度让人失望。12月9日，各校长“同往部，傅次长迟至三十分始出见，骄横之色见于眉宇……傅说竭力张罗，总以发现为原则，或不能，亦照平时格外加成”③《胡适手抄汤尔和日记和跋》，《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85，286，286，286页。。但这种说法已经难以挽回校长团及教职员方面对其不负责任的印象。

教职员方面为罢课驱傅一事就行动策略和组织进行了详细安排。12日，教职员联合会决定:(一)至部复认为不满意则当遵照上次议决停止职务;(二)停止职务自本月十五日起;(三)于停止职务期间组织视察团视察各校是否实行停止职务;(四)上项议决修正为停止职务期间由本会推定会员若干调查各校情形;(五)继续执行职务须由本会议决一致行动;(六)组织固定办事机关。选出总务干事马叙伦、王桐龄;文牍干事费家禄、陈大齐、沈士远、陶孟和、吴永权;庶务关景山、张少山;又由总务干事任命朱内光、沈士远为会计干事，费家禄、陶孟和、李大钊为新闻干事。当日出席专门中小学校各代表除有联合会他项职务外皆作为交际代表。

此时，傅岳棻仍未完全明白教职员罢课目的是针对其本人。13日，傅岳棻电告各校长“小学全发现金，中学八成，专门七成”，此项与教职员所要求的小学全发现金，中学九成，专门八成相去不远，所以医专校长汤尔和认为“此事将近解决矣”④《胡适手抄汤尔和日记和跋》，《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85，286，286，286页。。但就在汤尔和写完日记，当天晚些时候却风云突变。汤尔和次日日记说:“昨晚为夷初作宣言书。”⑤《胡适手抄汤尔和日记和跋》，《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85，286，286，286页。则13日晚些时候究竟什么导致汤尔和转而决定支持罢课?汤尔和在1935年致胡适函中承认:“八年底罢课事，其中内幕重重。”而内幕之一就是此场运动目标本就是要驱逐傅岳棻。五四运动以后，政府有收拾整顿各校之心，“傅之来，即系为安福出力，曾口出大言，谓能一手包办，以致各校异常激愤。渠之目标，首在北大，尤在孑民”⑥《汤尔和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89页。。教育界内部亦传言:“伊之被任为次长，原为复个人私仇而来，当民国元年南京教育部迁北京时蔡孑民为总长，傅为旧学部司员，匿匙不肯交出，谓先与位置后给匙，后经范静生调停，始将匙交出而傅氏亦被撤差矣。故于署理次长时代一意与大学为难，运动去蔡无微不至。”⑦《北京通信》，《申报》1919年12月19日，第6版。此种传言可能影响了汤尔和⑧胡适认为:“八年年底罢课之事，先生亦是为流言所误。当时蔡先生已归来坐镇，何畏一个傅岳棻?”可见此种传言是影响汤尔和判断的一个原因。《胡适致汤尔和(稿)》，《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90页。。当晚北大教职员会议决定罢课后，马叙伦当即寻好友汤尔和商议起草罢课宣言一事，汤尔和即发现正可利用此罢课良机驱傅。胡适认为汤尔和当时“自以为是，嫉恶如仇，故不免为夷初诸人所利用”⑨《胡适致汤尔和(稿)》，《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91页。，而实际上更可能是汤尔和、马叙伦本有共识，而此晚的会面即决定将发现运动一变而为驱傅运动。

傅岳棻处理各校发现运动的手段异常笨拙，给汤尔和、马叙伦等提供了绝好的借口。傅岳棻在接见教职员代表时已然出言不逊，而在接见校长团时依然没有收敛，给教育界造成恶劣印象。对于教职员发现要求，先是答应发六成，继而13日上午电告校长团，谓总理因已允增加一成而教职员犹不满意，大为发怒，幸渠再三劝解至二时之久，始允小学发给现金、中学八成、专门以上七成。总理是否发怒是一回事，而傅岳棻此言显然不当，所以13日晚汤尔和代教职员草拟宣言书云:

其重要者略谓部中始则百般延宕，继则枝枝节节，行同商卖。若使同人等亦效市侩行为，正不妨索价论价。惟此等举动在稍有知识者亦羞为之。次则教育当局公然向各校宣言谓总理大发雷

霆。某等请求，不涉政治，总理何怒之有?即有此言，教育当局亦不应出口，迹近激怒，又类邀功。①《胡适手抄汤尔和日记和跋》，《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86，286，287页。

汤尔和所起草的宣言与正式发表的宣言差别不大，其精彩之处就在于将矛头对准了傅岳棻，足以激起舆论对傅岳棻之愤怒，而又处处避开了直接点出人事问题。

教职员联合会宣布15日起开始罢课后，各校校长处于不便公开表示态度的境地。汤尔和15日到校后，“出一揭示，文曰:‘北京各校教职员宣言停止执业，此系团体行为，本校未能独异，除呈部请示办法外，合行揭示。’一语不着边际。法校来询，即以此告之。大学亦照此宣言”②《胡适手抄汤尔和日记和跋》，《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86，286，287页。。“一语不着边际”即将汤尔和内心明知此事是自己发动，而又装糊涂，假装不知情的得意心情表露出来。

教育部此时已然明白此运动内里玄机，认定运动是对人问题。15日下午，傅岳棻在教育部召集各专门以上校长及京师学务局局长等人会议，谓:“教职员目的何在，是否攻击个人……请各校长召集教职员，询其命意究竟何在?”汤尔和以医专校长资格与会，称“大众唯唯而出，余始终不发一言”③《胡适手抄汤尔和日记和跋》，《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86，286，287页。。16日各校校长重到教育部，傅岳棻问各校长教职员停课原因，对于薪俸搭现办法是否尚不满意，还是对其代管部务有不满之处，不妨明言。“各校长转述全体教职员之意见，以傅氏不能维持信用，均主张请傅氏自行辞职。傅大愤曰‘他们赶我走，其实这个穷缺我早就不愿干了，烦转告大家我走就走罢了’。”④《京华短简》，《申报》1919年12月19日，第6版。说是如此说，傅岳棻并没有辞职的具体行动。

眼见部、校之间已成僵局，国务总理靳云鹏19日召见各校校长及学务局长，询问此番学界之事究竟有何意见。汤尔和言主要在于大家不信任教育当局。靳则请校长团转达教职员赶速上课。次日校长团函复靳云鹏，强调教职员仍主张以罢傅为上课条件，“群情愤激非此不可谅，傅君素行高洁，必不恋栈”⑤《专电·北京电·今午一时各校长会议》，《申报》1919年12月21日，第3版。。此函出于汤尔和之手，意仍在婉转表达去傅之意。

这时薪俸发现已获得当局认可，而驱傅则难以达到目标，同时舆论也多认为教职员目的仅仅在于发现。联合会为争取舆论支持，于22日发出通电，提出五点要求:(一)请政府即日撤换同人等所不信任之教育当局现任教育次长代理部务傅岳棻;(二)政府任命教育当局时须尊重教育界之趋向而选择富有教育上之知识与能力者，俾教育得以独立，不受政潮之影响;(三)请明令切实筹集全国教育基金，并须急速筹足，无论如何特别情形不得挪移减少;(四)请明令于基金未筹足以前，依现时教育进行之状况指定确实款项为教育经常费，各预备费核定后不得挪移减少;(五)学校经费自本年十二月起概发现金，于每月初旬一次发讫⑥《北京教职员联合会电》，《申报》1919年12月24日，第7版。。如果五项要求获得政府承认，则可以从教育基金与教育人事问题上获得相对的独立性，同时也有利于争取舆论同情，避免给外界教职员罢课仅为薪水问题的印象。

教职员联合会的通电获得各地教育团体的支持。全国学生联合会表示:“去傅事犹小，教育独立关系甚巨，所提五条实为根本办法，务望非俟完全达到目的不止，同人等誓作后盾。”⑦《学生总会主张教育独立函电》，《申报》1919年12月29日，第10版。江苏省教育会等也纷纷表示支持。

不过态度最为关键的国务总理靳云鹏此时却不能也不敢去傅，因傅之背后有安福系的支持。正是因为这样，傅岳棻的态度十分强硬，而且不时进行反击。策略之一是利用北京教育会，运动各小学校长脱离教职员联合会，小学如脱离教职员联合会，则中学更容易收拾。北京教育会通过决议案，要求:(一)北京地方教育应归北京地方自办，不应属之教部;(二)在此罢课时期应速设立北京教育维持会，由各小学开课渐及于各中学;(三)傅岳棻辞职。该会决议三案，第三条纯为掩蔽社会耳目之计，所最注意者实在第一、第二两条。此举如能实现，将使得教职员联合会解体。

傅岳棻反击教职员的策略之二是由部分学生家长出面责问教职员。此时自称学生家长的钟启在报纸上频频发表宣言、信函，攻击蔡元培、教职员联合会及马叙伦。钟启最初还是对教育部和教职员两方面各打五十大板，看上去不偏不倚，稍后则将攻击矛头指向教职员。钟启致函蔡元培，请蔡“允令中小学生暂时上课以存国家一线之命脉，率专门以上学校与傅君对垒”①《北京教育风潮之又一幕》，天津《大公报》1920年1月7日，第2张。，又指责马叙伦“拟以某派垄断天下之教育，故不惜牺牲数万赤子、数百教员为君之前驱也，忍矣哉”②《北京学潮中商榷书》，天津《大公报》1920年1月12日，第2张。。

傅岳棻反击教职员的策略之三是运动一部分学生拥护自己。1920年1月初，有中等以上学生六百余人声明脱卸责任，谓“此次公立小中专大教职员罢课以来，初揭薪金发现之名义，渐次易为对人问题，舆情惶惑滋甚”，“人言啧啧，无不谓此中大有操纵之者”③《北京学潮之最近观》，天津《大公报》1920年1月9日，第2张。，对于学生会参与其间，彼等皆不负参加连署之责，事实上就是反对学生会支持教职员的行动。这些活动，都在事实上支持了傅岳棻。

教职员联合会认为纯用消极手段恐无效力，决定采取激进手段以去傅。在会议讨论中，马裕藻认为积极行动可以有几种方法:(1)打傅次长，使他无面目见部员;(2)大、中、小学校长以开学不能上课为由辞职，然后离校，以学校交巡警管理，总理闻之必大怒而免傅职。陶孟和主张在教育部大门开傅岳棻追悼会，使傅以后无面目进教育部④《北京小学以上各校教职员联合会会议记录薄》第2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特藏部档案，乙G130。。陶孟和的主张获得通过。1920年1月5日午后，各校男女教职员齐集美术学校，约一百余人，整队而行。队伍前列四人各持大旗一面，上书“寡廉鲜耻之傅岳棻”、“恋栈不去之傅岳棻”、“教育界蟊贼之傅岳棻”等标语，至教育部求见傅。门房告诉教职员等傅岳棻不在部，持旗者将大旗三面交与门房，嘱其转交傅氏。教职员队伍又到傅宅示威。将到之时，傅家人急将大门紧闭。教职员等见此情形，大呼非速开门不可，否则将破门而入，此来不过欲送傅氏一面旗子而已。当时警察署长闻讯赶至，让傅家速行开门，教职员将所余一面白旗交傅氏家人，让其转交傅氏。

在教育部与教职员闹得不可开交之际，国务总理靳云鹏再次过问教职员罢课一事，使得教职员驱傅运动陡然停止。9日教职员代表八人，应靳云鹏之招而往。对于代表要求先去傅后上课之要求，靳云鹏说:

傅氏引起如此风潮，我虽至愚，亦决不肯令其再办教育，但某方面正欲利用此事，以为武器，而行其倒阁之阴谋，如我遽罢傅，则阁员辞职，内阁必倒，阁倒则后继者为某系，诸君平日深恶者，谅亦非诸君所愿闻。

不如稍与我以回旋之余地，假以时日，俾可设法，总之我决定罢傅，可为负责任之声明。

对教职员所提的五项要求，靳云鹏说:

第五项发现一层，决计照办，三、四两项教育基金之筹备，教育的款之指定，大总统已于今日下令，诸君谅已同见。第二项教育当局，用负教育声望之人，不涉党派。我将来提出教育总长时，定如此照办。诸君可拭目以俟。第一项罢傅问题，决于短时间内办到。此五项我总负完全责任，如办不到，尽可问我。⑤《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1月12日，第6版。

教职员联合会代表对靳的回答大体满意。当天下午教职员联合会开会，代表将靳谈话情形报告于众，大家对靳的回答认为满意。于是决定推定起草员，草拟宣言，同意复职，定于12日开始授课。

教职员联合会之所以同意复职开课，有外部与内部种种原因。从外部而言，国务总理靳云鹏在接见教职员代表时，态度诚恳，甚而至于声泪俱下，给足了教职员面子，同时基本上满足了教职员所提出的五项要求。校长团内蔡元培、汤尔和诸人此时坚决主张上课，并以去就力争⑥《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1月17日，第6版。。从内部而言，在傅岳棻种种压力之下，教职员联合会中小学校方面开始动摇，有不稳迹象。此时顺风转舵、乘势结束运动是最佳选择。马叙伦回忆这段历史时，也认为政府用“分化手段来对付我们，把京师学务局管辖的中小学分化了出去”，“我们也就将就了事，算没有把一个团体公然崩溃，我也得了一个教训”⑦《我在六十岁以前》，第67页。。罢傅一事，虽由靳云鹏担保，但此事经教职员一再交涉，因安福部的干涉而始终未能做到。一直到直皖战争结束，安福部倒台，靳云鹏再次组阁，才做到了驱傅的承诺。

三、结 语

挽蔡与驱傅两场运动之间有着密切联系。挽蔡运动遗留的问题是驱傅能够展开的重要原因，而驱傅则是挽蔡的继续。这两个运动的背后，则隐然显出一些民国教育界的新现象。

其一是教职员团体开始崭露头角，有意无意的，各种活动开始借助团体力量。马叙伦作为两次运动的重要领导者，在驱傅运动的开始，就认为“因五四的经验，大家都晓得组织的重要了。运动开始，便组织了‘北京小学以上各校教职员联合会’”①《我在六十岁以前》，第66，67页。。当时舆论也注意到此种现象，认为:“高级之教职员憬然大有所觉悟，以为学界之潜势力隐然可用，然必先组织各教职员为一大团体而后可与学生团体颉颃并进。”②《北京通信》，《申报》1919年12月29日，第6版。有见于此，在驱傅运动暂时结束以后，马叙伦、沈士远、沈尹默、陶履恭、陈大齐等教职员会干事积极筹备成立教职员的长期团体。1920年2月25日，北京各学校教职员公会即在北大成立，以联络各校教职员，发展教育为宗旨。该会由小学、中学及专门以上学校三部会员，各举出十一人，共三十三人，组成委员会，执行大会议决事务。

其二是北大浙籍教员先掌握了北大，继而开始掌握北京教育界。北大内部本来统系复杂，有新旧集团，有科系矛盾，也有地域派别。挽蔡是北大内各派系的共同目的，领导其事的是同属新派的皖浙系教职员，尤以沈尹默、康宝忠、马叙伦、胡适为代表。皖浙系通过北大评议会，先是以一个六人委员会襄助代理校长温宗禹，继而在六三逮捕学生事发后，王建祖被驱，温宗禹离校赴津，六人委员会余下诸人轮流主持校务。至此皖浙系已将北大控制在手中。此时马叙伦、马裕藻、沈士远等人都是身兼北大、高师等数校职务，马叙伦就略带得意地说:“这时，我真要红得发紫，因为我兼任高师、医专的教员，所以，不但北大教职员会是我主席，高师、医专也硬把我推上主席，因此我办事很有把握。”③《我在六十岁以前》，第66，67页。而至驱傅运动，又因是否以罢课为斗争手段，胡适为代表的皖系与沈、马代表的浙系又有冲突，结果以胡适的暂时挫败告终。胡适批评驱傅运动以后“教育界就不堪问了”，“北京教育界‘跟着马叙伦走上死路’”④《胡适手抄汤尔和日记和跋》，《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87页。。以北大为核心成立的两个教职员团体成为北大浙籍教员引领北京教育界的重要工具。

其三是教育界试图影响教育总长人选，而这又将教育牵入政治与教育界内部地域派系斗争漩涡。五四后几个月内，教育当局傅增湘跑、袁希涛免、田应璜搁、吴炳湘辞、傅岳棻不安于位。造成这种纷扰情况的原因，除了教育部与教育界互不信任外，更主要是教育界希望掌握教育总长人选，以利教育发展。驱傅运动提出的要求之一就是将来的教育当局须得教育界同意。驱傅运动的背后也隐约可见教育界内部地域的派分。时人注意到驱傅运动中地域派系夹杂其间，即所谓浙江派与湖北派相争。傅岳棻是湖北人，早在清末即入学部，在教育部也广有人脉。教育部在清末，因归张之洞掌管，多引用湖北、直隶人才，湖北人颇能占一部分之势力。入民国后，湖北籍的汤化龙曾任教育总长，当时亦吸引不少同乡入教育行政界者。傅岳棻主持教育部，多有同乡捧场。他任命胡仁源署理北大校长时，首先祝贺胡的就是湖北省长何佩瑢。驱傅运动中，教育部内湖北籍者对傅多抱同情。而“浙江一派，年来在北京教育界，正大露其头角。国立大学及专门等校，浙人势力均盛。主持学潮之重要分子，如北大教授马彝初、医专校长汤尔和……皆浙人也”⑤《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1月16日，第6版。。双方壁垒分明。

不管当事各人如何评价教职员团体的挽蔡驱傅运动，这两次运动都对民国教育产生重大影响，甚至改变了它的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