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4月，经中央军委批准，决定在总参机关开展查斗志、查纪律、查作风，整顿“软、散、懒”、整顿官僚主义、整顿文风的“三查三整”运动。对此，邓小平非常重视，提出这次查整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班子问题，一个是作风问题。他指出，班子也好，作风也好，都要分清是非。而要分清是非，没一股子劲不行，甚至包括得罪一些人，不得罪人也不行。

总参“三查三整”的日常工作由时任总参党委第二书记的杨勇具体抓。接触过杨勇的同志都一致说他是个正派人，心地善良，政策观念强。虽然如此，但大规模的查整毕竟触及一些人的利益。譬如有一个地方干部，50年代初转业时才是总参一般工作人员，提出要回来。她在地方也就是科级，但提出要到总参某部任局级干部。杨勇对这件事很慎重，因为大家都看着，是个突破口。他主持了四五次党委会，讨论决定回来可以，但只能平调，不能提。一没先例，二不合适。由于“损害”了个别人的利益，“三查三整”开始后，有些人就采取抵制的态度。他们写诬告信，散布流言，无中生有地对总参党委和主持“三查三整”的杨勇进行指责和恶意中伤。后来，部分告状信刊登在军委办公厅的《信访摘报》上，呈报军委，抄送总参、总政。告状者不敢反对“三查三整”，便指控杨勇工作不力，支持派性，压制革命群众。这些告状信都是匿名的，没有一封敢署真名。更耐人寻味的是，告状信出现的高潮时期正是中央军委调整各大单位领导班子的时候。告状人信息的灵通，连总参的普通工作人员都看得出来。

熟悉杨勇的人都知道，他一向淡泊名位，对同志诚恳坦白，从不整人，处理问题比较客观。在“三查三整”中，杨勇把自己摆进去，并开诚布公地欢迎大家批评。但他从不过问匿名信的事，既不提，更不查。把工作做好，千万不能把总参搞乱，这是杨勇的一条大原则。

公道自有人心在，谣言市场越来越小。1979年初，总参党委对告状信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回答，说明真相，澄清了是非。杨勇1983年去世后，有写过匿名信的师职干部还专门到杨勇家中真诚地道歉。杨勇处理匿名信问题的做法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