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文 朱日岭

14.6亿元——这是金利斌自焚之后留给银行及1596名债权人的巨大“黑洞”。

2011年4月13日，身家数十亿、极富传奇色彩的包头惠龙集团董事长金利斌以极端惨烈的方式结束了44岁的生命。警方随后为案件定性：惠龙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属单位犯罪；金利斌系债台高筑，无力偿还而自焚。

自焚消息甫出，惠龙债权人于跃华心脏病突发，两日后去世。之后，众多债权人开始上演了一幕幕“住院、卖房、离婚、逃亡”的人生悲剧。

光环背后

金利斌选择自杀是因抑郁而走极端，还是因为债务缠身，被逼上绝路？金利斌死后，给惠龙集团留下了一屁股债。

“被捧得越高，摔得就越惨！金利斌似乎应验了这句话。”债权人陈某与金利斌相识数年，提及金利斌自焚，陈某认为金利斌很大程度上是“为名所累”。

“金利斌创业时期很苦，代理销售湖北的瓜子才挖到第一桶金，之后拿上赚到的几十万与朋友合伙到固阳开矿，结果血本无归，还欠了一屁股债。但金利斌觉得无所谓，从头开始，代理酸奶继续打拼。后来才有了超市、洗浴中心等。”陈某表示，“即使欠再多的钱，也不至于如此，他不是想不开的人！”

原惠龙员工王丹（化名）猜测，金利斌自焚有三方面诱因：其一是政府曾经的许诺没有兑现，很失望；其二是自己寄予厚望的福禾豆业上市无望；其三是追债的人越来越多，声名狼藉，绝望！

内蒙古广博律师事务所祖建国同样认为，金利斌的死并非单纯的债务缠身。

祖建国分析：“是耀眼的光环将他害了！金利斌出身贫苦，很好强，当各种光环罩在身上时，有些膨胀。”

金利斌生前曾是包头市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工商联常委、慈善总会副会长，还获得过“2007共和国经济建设功勋人物”、“中国公益楷模”、“2008感动包头年度人物”、“包头市十大杰出青年”等荣誉。而惠龙集团也摘得过“2007内蒙古自治区百强企业”等桂冠，2010年5月还荣获中国上海世博会“2010中国绿色食品百强贡献奖”。

重重光环笼罩下的金利斌和惠龙，不仅在迷惑他自己，也同样迷惑了众多债权人。

2011年5月23日，在包头市稀土高新区的惠龙集团总部，记者仍能看到大厅中央悬挂着“热烈欢迎上级领导到惠龙集团检查指导工作”的条幅，侧面墙上的“打造惠龙品牌，创立百年企业”的口号已挂满尘土，旁边是一尊象征忠义的关公木雕。

值得玩味的是，虽然金利斌没有兑现“惠泽民众，龙腾天下”的企业承诺，以死谢罪，但不少债权人并未怨恨金利斌，相反还赞赏他的人品与义气。同是债权人的众多惠龙职工甚至在网络跟帖“大哥，走好！”

惠龙：难产，破产？

祖建国提出“债转股”的债权人自救方案得到了多名大债权人的认可，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肯定，但最终破产。给这场以高额回报为诱饵向公司员工和社会人融资的危险游戏终结作注脚的，不仅仅是金利斌的死亡，还有一群债权人的悲剧。

“留住惠龙、保障债权、安定员工、保障消费者利益、稳定社会、规避政府风险”，这是祖建国等人给包头市委、市政府递交的《以债转股重组惠龙及相关联企业的实施方案和几点建议》（下称《建议》）中归纳出的“利好”。

“债转股”方案最早由祖建国提出，并得到多名大债权人的认可。

祖建国从经济与法律的层面剖析认为，除了“债转股”的“无奈自救”，再无良策。他号召扣除利息后债权本金为300万元以上的30多名债权人转债为股，最大限度减少损失。如果企业破产，按照银行、职工工资、工程款、抵押权的偿还程序，估计到债权人就所剩无几。

据称，《建议》递交后，包头市委专门召开了常委会，对债权人的自救行动表示感谢，但同时提出两点意见：部分细节需具体、详细；还需附上法律依据。

然而，令祖建国等人困惑的是，企业改制首先要厘清资产负债情况，公安部门虽已委托当地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但何时能有结论尚难得知。

眼下，祖建国更为担忧小债权人的耐心和信心，如果拖延时久，可能会引发群体性事件。而企业的各种资源，如租赁权、代理权也不等人，也会逐步流失。

事实上，金利斌自焚之后，惠龙集团所有产业陆续瘫痪，旗下最优质的资产“物流园”出现危机，伊利牛奶等众多大品牌开始着手更换代理商，香格里拉国际会所的经营权也面临被收回，有人甚至提出收购福禾豆业的意向，许多租赁来的物业则变数更多。

债权人：等待！等待！

与惠龙集团总部同处稀土高新区的达尔罕贝勒酒店是专案组办公之地。

4月中旬专案组成立至今，赵玉梅几乎每天都要去那里一趟，虽然每次都不会有实质进展，但不去的话她怕在家里“想不开”。

警方调查显示，自2004年，惠龙商贸公司就以高额回报为诱饵向公司员工和社会人融资。2008年6月拟成立惠龙集团时，更开始大规模非法吸收社会公众存款。2010年上半年，惠龙公司专门成立资金部负责融资工作。同年10月成立4个资金部，应对要本钱利息的群众。

赵春梅正是在惠龙大肆扩张时期“入局”的，而加入这场悔恨终身的“危险游戏”在当时还要朋友引见。

在一张泛黄的稿纸上，她清楚记录了数次交易的过程，几年来，她的投入总额合计240万元。

按照赵春梅的设想，去年原本计划抵押自己的两套门面房和一套住房，贷款购买另外一套门面房。款贷下来后，她发现是不能提现的银行卡，只能在POS机刷卡消费，而开发商碰巧不能刷卡，所以就找到了金利斌进行续存，准备到期取出。“希望政府做主把我贷银行的100万拿回来，我自己的钱可以不要！”现在，每个月还要面对银行3万元还贷压力的她已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相比赵春梅而言，包头兴业建筑公司的张福贵更为凄惨。2008年开始，张福贵为金利斌寄予厚望的福禾豆业承建豆芽车间、锅炉房、厂区管网等项目，6000余万的工程款他只拿到2200万。张福贵找过金利斌十余次，每次都是一拖再拖。

张福贵表示：“我欠工人工资380万，材料款也是好几百万。去年过年没办法把亲戚们的十几个房本拿上，借了300万的高利贷，先支付了一小部分工资、材料款，现在利息每个月就要9万元。再还不上人家就要收房了！”

事发后，张福贵也是天天到达尔罕贝勒酒店“准时报到”，工人们已渐渐失去耐心，准备到警方看护的福禾豆业去抢设备，然后卖掉抵工资。

“住院、卖房、离婚、出逃”，一幕幕的悲剧开始在债权人中上演，每一刻的等待都在拨弄着债权人脆弱的神经与单薄的耐性。“金利斌是不是真的自焚我不知道，如果拿不到钱，我真的会自焚！”张福贵喃喃自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