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彩花 周金衢 张 琼

返乡农民工炫耀性消费行为的社会心理分析＊

梁彩花 周金衢 张 琼

炫耀性消费并不是富有阶级的特权,而是社会各阶级 (阶层)都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农民工也不例外。农民工返乡后表现出的炫耀性消费行为具有时代特点,在描述农民工炫耀性消费行为的基础上,深入分析这种行为背后所隐藏的社会心理因素。

农民工;炫耀性消费;社会心理

多年来,农民工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学者们分别从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视角对农民工问题进行了研究。如农民工的劳动报酬问题,子女教育问题,身份权益问题等。偶尔也有消费问题,但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工在城市里的消费,而农民工返乡后的消费情况却鲜有研究成果面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很多农民工在城市里辛苦工作,省吃俭用,但当他们返乡后却表现出炫耀性消费的行为,分析这种行为及其深层涵义,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新型农民工,促进社会和谐,推动城镇化建设,具有特别的意义。

一、炫耀性消费行为的界定

炫耀性消费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加拿大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约翰·雷 (John Rae)于 19世纪30年代提出的。他从虚荣心的角度解释炫耀性商品的性质和效用。他认为“虚荣心仅是一种超越他人的欲望。目的是为了占有他人不曾占有的东西”。他指出,炫耀性消费不增加总的社会福利,是一种零和博弈,一部分人的相对地位提高必然对应着其他人相对地位的下降。①凡勃伦则在 1899年出版的《有闲阶级论》中首次把“炫耀性消费” (conspicuous consumption)的概念引入经济学。凡勃伦说:“要获得尊荣并保持尊荣,仅仅保有财富或权力还是远远不够的,有了财富或权力还必须能够提供证明,因为尊荣只是通过这样的证明得来的”。②但通观凡勃伦的整本著作,他并没有对炫耀性消费进行具体的界定。对于炫耀性消费的概念,凡勃伦是在将其与“炫耀性有闲” (conspicuous leisure)的对比中提出的。他认为,“两者所以同样具有博取荣誉这个目的上的功用,是由于所共有的浪费这个因素。在前一情况下所浪费的是时间和精力,在后一情况下所浪费的是财物。”

20世纪以来,学者们对炫耀性消费的研究也更进一步深入。雷本斯顿 (Leibenstein)从消费动机的角度区分了功能性需求和非功能性需求。而非功能性需求中最重要的是影响效用中的外部效应所导致的需求,这些外部效应可以分为从众效应 (bandwagon effect)、势利效应 (snob effect)和凡勃伦效应。弗兰克 (Frank)也简单地讲到 (低收入阶层对高收入阶层的)模仿倾向与衡量个人能力 (财富与收入)的信息的充分性和有效性是负相关的。稳定的社会网络能够提供更多的衡量信息,而不稳定的社会环境提供的衡量信息比较少,所以后一种环境中的消费者对炫耀性商品的需求较多,对非炫耀性商品的需求较少。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所谓炫耀性消费,是指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消费者为了给所拥有的财富和权力提供证明以最终博取荣誉、声望和地位等目的而进行的消费活动。这一界定包含着三层内涵。首先,炫耀性消费的目的是为了博取荣誉、声望和地位等。其次,博取荣誉、声望和地位的手段则是通过为所拥有的权利和财富提供证明,而在商品经济中,要为权利和财富提供证明,只有通过消费商品。这是因为,商品不仅具有实用价值,而且还有符号价值。炫耀性消费所消费的主要就是商品的符号价值。最后,炫耀性消费受到消费者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无论是凡勃伦所说的对比性歧视还是金钱竞赛,都是根源于社会环境的。因此,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笔下的鲁滨逊即使拥有巨额的财富和无限的权利也不会有炫耀的机会,更不会获得炫耀性消费的效果。

二、返乡农民工炫耀性消费的表现

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曾说过,在社会生活中几乎所有的家庭或个人都或多或少的有些炫耀性消费支出。可见,炫耀性消费并不是特定少数人的专利,而是人类社会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具体到农民工特别是一些年轻农民工的身上,他们返回家乡后在乡亲们面前进行炫耀性的消费,虽然这种炫耀性消费是低层次的,无法和社会中的一些暴发户相提并论。但在生活水平相对很低、物质资源相对匮乏的农村,这种消费就显得非常突出,呈现出明显的炫耀性成分。

1、返乡农民工炫耀性消费领域

通过实地调研,我们发现,返乡农民工的炫耀性消费主要集中在吃、穿、用、和行这四个方面。首先是“吃”。这里所说的吃,并不是狭义地指吃饭,还包括抽烟和饮酒等。我们调研地点是广西河池市大化县七百弄乡弄合村,这里地处广西西北部山区,交通极其不方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调查得出结论:基本上不适合人居住。当地老百姓出行,主要还是靠走路,手扶拖拉机都不能进入,经济不发达,属于扶贫地区。这里的年轻人基本上初中毕业后都外出打工了。在这样的条件下,返乡农民工即使想在吃饭饮酒上进行炫耀,也没有可供炫耀的场所,而在自家即使吃喝得再好、花费再高也不能带来理想的炫耀效果。因此,对于返乡农民工来说,在吃的方面最有炫耀性价值的就是香烟,特别是一些当地没有的名牌香烟。因为抽烟不像吃饭、饮酒那样得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它可以随时随地在不同的人群中进行,通过在公众场合中抽高档香烟并时不时地派发给别人几根,很容易就能获得别人的羡慕,从而达到炫耀性消费的效果。因此,调查发现很多农民工在返乡前就在所工作的城市购买了一些高档香烟带回家,用于在走亲访友的过程中的自我消费和招待客人。这和当地农民的通常做法形成反差。在当地农村,村民们招待客人一般用的是在当地销售的中低档烟,平时他们一般是舍不得用高档烟来招待普通客人的,偶尔有些高档烟则会留在过年时在家庭这样的小范围内享用。这可以说是收入水平较低的当地农民的精明或者理性。然而,很多返乡农民工所抽的是真龙、玉溪等中高档烟,这些烟的价值每盒一般都在 20多元以上。但他们似乎对香烟的价值并不在意,并且乐于把自己抽的烟派发给别人,当偶尔有些识货者能认出他们所抽的烟的价值并夸赞该烟的良好口感时,他们则显得非常满足。

其次是“穿”。在这方面,返乡农民工也特别在意。在河池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的八面村我们遇到一个陈姓男青年,据了解,他今年 28岁,已经在广州市打工 5年了,前不久才回老家。从他的装扮来看,他完全不像是在建筑工地上打工的农民工——粉红色的衬衣、黑色的皮带、灰白色的休闲牛仔裤,脚上穿的是黑色的皮鞋。调查组发现,他穿戴的这些大多都是价格在中高档的品牌服饰。他的这身打扮和当地农民迥然不同,然而在当地返乡的农民工之间却很常见。据他讲,在工地打工期间,他穿的都是比较便宜但很结实的衣服,这一方面是工作所需,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周围的工友都是这样,所以穿的差一点也无所谓。然而返乡后不一样,返乡后面对的是自己的父老乡亲,他们从外出务工人员的穿戴中大体可以看出他 (她)成就的大小。因此,返乡前的他们都会买几件好的衣服带回家穿,一来可以证明他们外出的成功,二来可以吸引一下乡亲们的眼球。

再次是“行”。由于受收入水平和农村恶劣的交通状况的制约,以前农民主要依靠两条腿往返于田间地头、集市等场所。经济状况稍好点的则可以购买自行车,这在农民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财产。然而现如今返乡的农民工普遍对自行车失去了兴趣,而对摩托车情有独钟。在我们调查的几个乡镇里,摩托车专卖店和修理店的生意格外红火。在村里车流稀少的马路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些返乡后的农民工骑着崭新的摩托车呼朋唤友的现象。大多数农民工回家的时间很短,主要集中在农忙时期和节假日,这段时间一过,大多数农民工还是要返回城里的。其结果,就是他们新买的摩托车可能就要在家里“独守空房”了,只是个摆设作用。因为农村里的 “369部队”(妇女儿童老人不外出,简称“369部队”)是使用不上这种先进的代步工具的。因此,摩托车返乡农民工而言,并没有什么实用价值,重要的只是他们的象征性价值。

我们这里主要介绍了返乡农民工在吃的、穿的、行的方面的炫耀性消费现象,但这并不是说这种现象在其他方面就不存在,只是在其他方面的炫耀性消费现象没有以上三方面普遍而已。也许还有人会说,农民工购买高档烟、名牌服装和摩托车并不能算作炫耀性消费,因为这些东西在城市里早已经司空见惯了,况且这些商品本身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我们不否认这些商品在城市很平常,但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农村来说,这些商品除了实用价值之外,其炫耀性消费的作用也是很明显的,因而就比较能够吸引人们的眼球。

2、返乡农民工炫耀性消费的主体

返乡农民工炫耀性消费现象并不是普遍存在。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年龄较大的返乡农民工炫耀性消费就很少,进行炫耀性消费的往往是一些相对比较年轻的农民工,特别是 80后的农民工。年轻的农民工之所以成为炫耀性消费的主体,主要是因为:首先,虽然农民工的工资普遍不高,但正如王宁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很多农民工都有两栖消费现象。③他们平时省吃俭用,因而当他们回家时,一般都会有或多或少的积蓄,这些积蓄再加上农村相对较低的消费水平,使得他们在短暂的返乡其间能够进行炫耀性消费。其次,这些年轻农民工的教育水平普遍较高,大多都是初中或高中毕业,较高的教育水平使他们在求职和收入水平上比他们的前辈更占有优势,在消费观念上和行为上也更前卫。再次,年轻的农民工大多还没有成家,或还没有生育子女,暂时还没有养家糊口的经济压力,很多家庭也不需要他们过于操心。因此,年轻农民工家庭负担较轻甚至没有什么家庭负担,这就为他们的炫耀性消费消除了后顾之忧,自然就成了返乡农民工中进行炫耀性消费的主体。

三、返乡农民工炫耀性消费的社会心理

1、尊重的需要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更是将人类的需要分为七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求知需要、审美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每个人都有这七种需要,当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后,就上升到较高层次的需要。而需要又能转化为动机,从而驱使着人们的行动。在当代城乡二元体制现实中,作为新型身份的农民工,低层次需要基本得到满足,对较高层次的需要 (如尊重需要、求知需要)就更加强烈了,表现在迫切希望得到城市人尊重、得到社会尊重。

农民工在城市里从事着苦、脏、累的工作,收入也比较低,再加上文化水平相对较低、视野相对狭窄,在社会观念、生活习惯上与城市人存在较大差距,因而往往受到不公正待遇、甚至受到歧视。因而,农民工们虽然在城市里工作,但他们在城市里却不容易得到应有的社会尊重和做人的尊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转而向农村寻求在城市里得不到的尊重和尊严。相对而言,农民工的收入一般来说比那些老实巴交地在农村务农的农民要高,并且他们还受到了现代城市文明的熏陶。因此,在那些留守农村的农民面前,农民工自然就有了一种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使他们找到了在城市里不曾体会到的人格尊严。为此,农民工愿意通过炫耀性消费,比如购买高档香烟、品牌服装和摩托车等商品——这些在普通农民看来是奢侈品的商品,在乡亲们面前显示他们已经发达了。

2、社会期望的压力

社会中的个体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位置上,或者说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社会对每一个处于一定社会位置上的人有着一定的要求,我们称此为社会期望;与此相应,当个体依照社会对他的要求去履行其义务,行使其权利时,我们又称他是在扮演着一定的角色,其社会行为乃是一种角色行为。④长期以来,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农村一直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为了改善生活环境,大批农民脱离了土地,到城市或东部等发达地区务工。对于外出务工的人员,家庭中的留守成员甚至是整个家族都对他寄予了厚望,期望他们能掘得一桶金,满载而归后,改善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在他们看来,外出务工人员的成功不仅是自己能力的体现,同时也是整个家庭甚至是家族的荣耀。相反,对于那些没有赚到钱的农民工来说,不光他们自己在返乡后存在很大的心理压力,而且整个家庭都会感到脸上无光。在这种压力之下,外出的农民工大都辛勤劳动,勤俭节约。在城市里即使再苦再累,他们也没什么怨言,只要返乡时手中有票子,他们就会感到心满意足。

但是手中有票子,别人可能并不知道,那么怎样才能向别人证明自己的成就呢?对于一些年轻偏大的农民工来说,他可能会建一栋像样的房子。可以说,建房子既是他们一生中的大事,也是他们向外证明的最好手段。而对于炫耀性消费主体——80后的农民工来说,建房子却并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他们的观念和消费习惯会更超前一些,在某种程度上,城市的生活方式已经在他们内心深处生根发芽,他们期待的并不是要在农村建房,老了以后再回到农村,而是最终能在城市里定居。既然不建房,那他们就有条件添置一些比较贵重的商品,并通过对这些商品的炫耀性消费来向乡亲们证明自己的外出务工的成就。

总之,返乡农民工炫耀性消费的原因并不完全出自于他们自身,从社会环境来说,乡亲们的期望所形成的压力也是驱使他们进行炫耀性消费的动力。

3、对城市消费方式的认同

认同是个体在主观上对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形象、角色或对于某一群体、民族、国家、文化等的接受程度。它回答的是“我是谁”的问题,缺少这种可接受的认同,人们将会陷入认同危机,处在彷徨和焦虑的状态。个体要建构自己的认同,就必须一方面认识到自己和所要认同的对象中的其他成员之间具有相似性的那些属性和特征,另一方面还要认识到自己所要认同的对象所具有的独特性及其与其他对象之间的区别。只有通过界定这种差别,相似性才能被识别。因此,“我们”对自己的认同进行定义的同时也就是对一系列 “他们”进行定义的过程。“我们”的相似性正是 “他们”与“我们”的差别性,反之亦然。可以说,对“他们”进行社会分类是建构“我们”自己的认同的另一种方式。认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人的认同固然是个人身上或群体之间的较为稳定的特征和属性,它却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的。个体在其人生历程中总是不断追求更高层次的认同,而唯恐被划入地位较低的对象群体,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们就会感到屈辱和难以忍受。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对理想群体的认同呢?从经济行为来说,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趋同消费,就是在消费趋向上保持一致。因为我们消费的不仅是商品本身,而且还是商品所代表的符号,人们在消费商品的过程中既体现和表达自己的认同,也是用来建构认同的材料。正如人类学家弗里德曼说:“在世界系统范围内的消费总是对认同的消费”。

长期在城市里务工的农民工虽然收入不高,但由于耳濡目染,城市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还是潜移默化地对他们发生了影响,散发着巨大的吸引力。特别是 80后、90后的农民工群体,他们已经认同了城市,儿时农村的记忆在他们的头脑中将逐渐模糊、淡化,他们更愿意向往和习惯城市生活,转而追求城市人的身份认同。即使在节假日回到了农村,但他们对农村的亲近感并不会随着空间的转变而增强,相反,空间的转换正好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进行区别的对象——留守农村的农民,而区别的手段则是进行炫耀性消费。通过炫耀性消费,他们不仅能够赚取乡亲们羡慕的眼光,而且进一步拉开了他们和农村中地地道道农民的差距。尽管这种区别还不能改变他们作为城市人和农民的“夹生饭”身份,但最少在心理上能增强他们已经是城市人的认同。

四、结语

农民工是一个新的社会现象,其炫耀性消费属于正常的心理需求,通过对其消费心理的分析,从中反映出农民工所代表的新诉求和社会变迁的趋势,进而从社会层面探索解决“夹生饭”身份的农民工诸多新问题的切入点。我们认为,关键是如何从政策引导上、经济发展上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剪刀差,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步伐。

注释:

①转引自《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 1卷第 628页,“炫耀性消费”词条和“The Economics of Conspicuous Consumption”(Book Review).By:Corneo,G.,Journal of Economics,1999,Vol.70,Issue 1,p.95.

②凡勃伦著.蔡受百译《有闲阶级论》[M].商务印书馆,1964.31.

③王宁.“两栖”消费行为的社会学分析[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17-22.

④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358.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ofM igrantW orkers Return ing Home Social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Behavior

L iang Ca ihua,Zhou Jinqu,Zhang Qiong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is not the privilege of the leisure classes,but a universal phenomenon existing in the various social stratums.Not except migrant workers.Migrant workers return home after the show of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Papers describing the behavior of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ofmigrantworkers on the basis of,In-depth analysis of this behind the occultation of social psychological factors.

Migrantworkers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Social Psychology

【作 者】梁彩花,硕士,广西中医学院人文社科学院院长、教授;周金衢,广西中医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教师;张琼,广西中医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教师。南宁,530001

C95-05

A

1004-454X(2010)04-0170-005

＊本文是广西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心理学视野下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研究成果之一。

〔责任编辑:罗柳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