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江燕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党派关系

●朱江燕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向来被视为“蜜月期”。与1954年以后的党派关系相比，1949年至1954年的党派关系有着不同特点，它建立于特定的历史基础和现实需要上。在与民主党派的合作过程中，中共内部有分歧，外部面临现实困难，但在正确的理论指导和细致入微的民主作风下取得了显著的执政效果，同时树立了民主执政的典范。

建国初期；党派关系；民主执政；执政效果

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的开端。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行机构，直到1954年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政治协商会议都履行着人大的职能，要考察这一时间段内的党派关系，新政协及其所形成的《共同纲领》就是绕不过去的话题，同时，党派关系的形成有其具体的客观环境需要。

一、党派合作的历史基础和现实需要

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关系，经受了一个历史考验的过程。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前，中共的力量逐渐由小变大，但是除了民主党派中的一些左翼人士，中间派和右翼或者站在了国民党一边，或者既反蒋又反共。而中共也未充分认识到争取中间派的必要性，犯了“关门主义”的错误。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坚持抗日、民主、团结方面的合作。虽然关于中国未来道路的选择双方有分歧，但共同抗日保家卫国的急迫需要促使双方放下隔阂展开合作。解放战争初期，各民主党派主张实行“中间路线”（即“第三条道路”），但国民党当局对爱国民主力量的迫害以及中共势如破竹的发展趋势，使民主人士不得不放弃此条路线，最终站到了共产党一边。可见，在新政协召开以前，中共与民主党派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合作的传统。如果说早期的合作是形势所逼，具有不稳定性和表面性，那么解放战争时期的合作则是多层次的，并且在政治主张方面达成了某种共识。所以，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既是长期革命实践以后中共与民主党派关系的自然结果，也是对统一战线的固定和深化。

但是，即使有合作的传统，也并非有合作的必要——至少在当时夺取了政权的中共内部，一些人是如此认为的。在他们看来，安排民主人士及原国民党起义将领进入新政协和人民政府，是“共产党打天下，民主人士坐天下”的表现[1]。对此，周恩来曾有专门论述：“有一种看法，认为没有他们（指民主党派），岂不少些麻烦？这是不对的。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现阶段是四个民主阶级的联盟，工人阶级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碰到其他阶级的人，问题只是有组织与无组织罢了。事实说明，有组织比没有组织更好……便于他们学习，便于他们把各个阶级的意见反映给我们，在政治上他们也能够更好地同我们合作和配合。有些工作他们去做有时比我们更有效，在国际上也有影响。”[2]从周恩来的这段话里，我们至少可以获得三个结论，首先，民主党派的存在是因为阶级存在的客观性；其次，允许民主党派的组织存在，更利于管理；最后，民主党派由于自身特点，其成员可以在一些领域作出特殊贡献。那么，就实际情况而言，中共到底面临怎样的考验呢？建国初期，军事上人民解放战争虽已获得基本胜利，但还没有完全结束。中共必须集中力量对付国民党残余，尽快稳定政局，而非四面出击，将斗争矛头指向合作的民主党派。经济上，新中国所继承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生产萎缩，交通梗阻，民生困苦，失业众多，而民主党派在发展经济方面有大量的人才和资源。国际上，虽有一批国家承认新中国，但苏联持保留态度，美国则怀抱敌意，与国外友好人士的沟通，同样需要借助一部分民主人士的力量。更为关键的是，中共由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就必然带来一个队伍建设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自己的优良传统而不致被权力腐蚀，不仅需要党内监督，人民监督，也需要来自党派的监督。因此，保留民主党派存在，并发挥他们的参政议政作用，不仅有历史基础，也有现实需要。

二、党派关系的落实——新政协的筹备、召开及效果

（一）新政协的筹备：三大难题的解决。保留民主党派、建立统一战线的历史基础和现实需要都具备了，剩下的工作就是如何实践党派关系。具体到1949年至1954年这一时间段，不得不提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运作，因为它是这一段时间内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新政协召开以前，中共需要解决一系列的现实困难。首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消除民主党派的疑虑和防备，使他们积极投入到国家建设当中去。尤其是在1948年下半年到1949年上半年这一段时间，民主党派对革命胜利后共产党还要不要他们心存疑虑。理论部分，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多次报告以及论文当中，都提到了坚持统一战线的意义和必要性，如在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所作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而周恩来关于此方面的论述则收在了《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中。实践部分，消除民主党派的疑虑则取决于中共作风是否“民主”。所以早在1948年8月1日，毛泽东即致电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说：“关于召集此项会议（指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3]随后成立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设常务委员21人，其中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11位。

其次，民主党派到解放区参加新政协还面临着安全问题。当时仍有大量的国民党残余和特务潜伏在大陆，他们的目标之一，就是暗杀那些去解放区的民主人士，阻止民主党派与中共合作。为此，周恩来在1949年7月9日曾致电华东局，就中央关于保护民主人士安全问题给予指示。[4]在这一年前后，周恩来针对不同地区民主党派来解放区事宜分别以电报、批语等形式给予指示，就路线、时间等问题与具体负责人员协商，甚至连饮食起居都考虑到了，可谓将安全保卫工作落实到了个人。

当然，中共虽然对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敞开了怀抱，但不意味着党派合作就是无原则的妥协。如何区分民主人士与投机分子，是筹备新政协的又一任务。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最后一次会议上，李维汉对参加政协名单作了说明，即坚持不能有反动分子参加的原则性和要包括一切参加奋斗的方面的广泛性。原来在新政协筹备期间，社会上有不少来历不明的党派团体冒充民主党派要参加政协，它们中情况复杂，良莠不齐，有些在解放战争期间对革命虽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其组织严重不纯，成分复杂；有些并无民主运动的历史和实际表现；有些在解放战争时期还有过反动行为；还有些则是极少数反动分子或政治投机分子临时拼凑起来进行招摇撞骗的反动组织。[5]对于这些组织，中共不仅不会邀请它们参加政协，还会下令解散。但是对于他们中的一般成员，则给予学习与工作的机会。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共在处理党派关系时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面对中共真心诚意的合作姿态，1949年1月22日，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联合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完全赞同毛泽东1月14日的声明和八项和平条件，表示为召开新政协，建立新中国，“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6]。2月至3月间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民主人士陆续集中北平，中共中央随之组织了报告会和专题演讲会，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邓颖超、薄一波、李维汉、胡乔木、陈毅等领导同志分别出席作报告，就战争问题、土改问题、工商业政策问题等与民主党派通报情况，沟通政策思想。至此，新政协的召开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二）新政协的召开及效果。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在中共民主作风下有条不紊地进行，1949年9月21日，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召开。会议通过了《人民政协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国都、纪年、国歌、国旗》4个决议案，选举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可谓硕果累累。而在当时，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主要形式分两种，一是加入政协，二是加入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务院。对比一下当时民主党派参政的人数：在全国政协的5位副主席中，有4位是党外人士；在中央人民政府的6位副主席中，有3位党外人士；在政务院的4位副总理中，党外人士占2人，在15名政务院委员中，党外人士占9人。这些数字说明，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功能绝不是表面文章，而是有职务和人员保障的。

新政协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接下来更长的时间里，中共与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与民主党派之间的相互合作，使新政协作用的发挥取得较好效果。1950年3月14日，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工作会议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采取了若干办法加强各民主党派间的联系。可见，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不是单向度的，同时各民主党派之间，也存在着广泛的互动，而这是政党政治的应有之义。就新政协的工作职能而言，人民政协委员会下设政治法律组、财政经济组、文化教育组、国防组、外交组、民族事务组、华侨事务组、宗教事务组，1949年至1954年，在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事务、外交等各个领域，都活跃着民主党派的身影。

为实现民主执政，中共领导人对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功能的发挥也极为重视。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十分重视政务会议。参加政务会议的成员是总理、副总理、秘书长和政务委员，每星期召开一次，从1949年10月21日到1950年10月20日一年间共举行过55次。可见它是作为一项定制执行的。[7]中共实行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在中共的领导下，民主党派积极参政议政，在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运动当中，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如果没有民主党派作为组织存在，政局就不会这么平稳地过渡。

三、党派关系的新阶段——从政协到人大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也就是说，1954年以前的政协履行的是人大的功能，那么，它和后来的人大又有何区别？这又预示着党派关系发生了何种变化呢？

客观地说，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作为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对于民主党派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并未做更多详细规定。参政议政本身就是一个尺度伸缩空间很大的设计，它一方面取决于民主党派的积极程度，但更多地受制于中共的民主程度。对此，毛泽东与周恩来提出“一份职务，一份权利，一份责任，三者不可分离”的原则，要求共产党员尊重非党员的职权。但是这里面的权力分配缺少制度和法律保障，实则有很大的伸缩空间。

1954年，在第一届人大召开以后，毛泽东曾就政协的性质和任务专门做了说明：“有人说，政协全国委员会的职权要相等或大体相等于国家机关，才说明它是被重视的。如果这样说，那末共产党没有制宪之权，不能制定法律，不能下命令，只能提建议，是否也就不重要了呢？不能这样看。如果把政协全国委员会也搞成国家机关，那就会一国二公，是不行的。要区别各有各的职权。”“政协的任务是什么呢？一、协商国际问题……有些人大常委会不好做，国务院做不完，要由政协来做。二、商量候选人名单。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地方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候选人名单以及政协各级委员会组成人员的人选进行协商。三、提意见。当前主要是对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提意见。”[8]也就是说，人大召开以后，政治协商会议由权力机关变成了人民团体。除了性质上的变化，代表成分的比例上也有变化。对此，毛泽东说：“代表名额分配的比例是不是跟过去政协一样?不会完全一样，应该有所变化。……凡是对人民国家的事业忠诚的，做了工作的，有相当成绩的，对人民态度比较好的各民族、各党派、各阶级的代表性人物都有份。”[9]

此外，政协的组织结构也出现了变化：在全国人大召开以后，政协会议的组织形式由原来的全体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三层，改为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和常务委员会两层，实际上其代表面是缩小了。由此可见，1954年人大以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基础，又是政协会议的发展。至此，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石光树．迎来曙光的盛会——新政治协商会议亲历记[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12.

[2]周恩来.发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积极作用的几个问题[A].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72.

[3]陈竹筠,陈起城．中国民主党派历史资料选辑[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19.

[4]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101.

[5]张军民．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时期）[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72.

[6]王干国．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史略[M]．成都：成都出版社，1991.247.

[7]辛文．新元初始——1950年的中国[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9.1.15.

[8]毛泽东.关于政协的性质和任务（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九日）[A].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六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85.

[9]毛泽东.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几点说明（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三日）[A].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六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60.

D232

A

1009-928X（2010）05-0010-03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

■责任编辑：周奕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