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让富士康继续充当人口红利的“压榨机”

由两岸三地20所高校师生完成的“富士康调研总报告”近日向社会披露，报告指出，富士康的多家工厂存在强制加班、克扣加班费、滥用学生工人、漠视职业安全隐患、“私了”工伤事故等违法违规问题。工人在富士康的工作和生活体验则更加不堪，“工人是用来被机器损耗的”，“我只是车间里的一粒微尘”，工厂就像“牢笼”和“监狱”。而这个旨在揭开富士康连环自杀之谜的报道最后得出结论说，“或许，自杀即是他杀”。

富士康之所以被称为代工“帝国”，不仅是因为它规模庞大，更由于它有着畸形的制度和文化，内部形成了一种严密的统治体系。比如，为预防自杀，工厂宿舍被“天罗地网”所覆盖，数万人参加狂欢式的防自杀“誓师大会”，众人齐诵“郭台铭语录”，称呼总裁为“爷爷”等，这些措施都带有一种个人崇拜、精神催眠和剥夺个人自由意志的色彩。也正是由于存在这种“爷爷”体制，才会出现“孙子”般的用工模式，最终导致某种程度上的资本对人性的奴役。

但仅仅以少数人的“爷爷”意志和资本的力量，并不足以缔造出这样的企业帝国。如果没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富士康就会完全失去根基。如果没有粗放而松散的劳工福利环境，富士康就无法获得滚雪球的利润。如果没有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没有大批找不到出路的年轻农民，富士康就不可能维持它的“抽血”系统。同样，如果没有企业与政府的某种同盟关系，没有苹果等跨国企业的订单，富士康早就在舆论的鞭挞中灰飞烟灭了。富士康与其说是一个企业，不如说它是一种制度模式，是最大限度榨取人口红利的系统。

但这并不意味着，富士康这种病态企业制度和悲剧性的就业环境是不可避免的。富士康悲剧的形成，富士康掠夺机器的持续运转，与劳动法律的粗糙、地方政府的放任和劳动管理部门的失位是有着联系的。富士康在为地方财政做贡献的同时，也不断稳固着自己的地基，因而即便企业存在大量违法现象也可以不受惩处。更让人惊讶的是，富士康厂区甚至拥有一定的“法外治权”，比如调研报告就指出，作为暴力机构的企业安保可以对工人任意打骂，工人用厂区电话报警会被直接转接到公司安全部门，如果厂区发生违法事件，“警察都不能进入厂区”。

今年5月，由多个部委组织的联合调查组曾进驻富士康进行调查。但在政府机构的调查结论和处理意见出台之前，民间的调研报告率先披露了部分真相。这也让人们不得不思考，面对富士康这样的企业现象，政府到底应该表现出何种姿态？是继续睁一眼闭一眼，还是站在法治和人道的立场给予严肃的关注？这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企业违法问题，而是事关劳动者尊严和价值的社会问题。答案不同，所导致的后果也会迥然相异。理当三思。

［蔡方华2010-10-09《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