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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笔丹书颂伟业
——南下干部入湘60年纪实

2010-12-26黄禹康

中华魂 2010年2期
关键词:袁隆平湖南干部

文/黄禹康

史笔丹书颂伟业
——南下干部入湘60年纪实

文/黄禹康

翻开中国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档案史册,成千上万名优秀党员干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从北方解放区千里迢迢南下,他们在三湘大地留下了不朽的辉煌业绩,彪炳史册。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让我们追随南下干部60年来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不息的光辉足迹,看看他们在三湘大地谱写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篇章。

千里南下迎解放

1949年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先后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进军江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等地区解放在即。为此,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和《关于调度准备随军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根据党中央的伟大战略部署和一系列指示精神,南下湖南省委、省政府于1949年3月在天津正式组建,黄克诚任省委书记,王首道任省政府主席,不久即随军南下。在此前后,晋中、太行、察哈尔、冀南、冀东、冀中、豫西和哈尔滨、长春、沈阳、山东等各老解放区的党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动员各级党、政、军、群、团组织,原则上抽一半干部南下,留一半在原地区工作。抽调南下的干部和工作人员,组成南下区党委(支队或总队部)、地委(大队)、县委(中队)等,成建制随军南下。与此同时,华北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中原大学和东北工人政治大学等单位也抽调了一大批学员随军南下。据统计,在北方各解放区抽调南下入湘的各级各类干部共14741人,其中男12598人,女2143人,于1949年7月至1950年6月先后到达湖南。南下干部入湘后,其中有12645人进入长沙、湘潭、衡阳、常德、益阳等13个地、市和100多个县(区),占整个南下入湘干部总人数的85 5%;分配在省直机关各部门工作的有2087人,占南下入湘干部总人数的14.5%。

北方各老解放区数万名热血青年,怀着“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豪情壮志,告别亲友,离开家乡,历尽千难万苦,辗转数千里,先后进入湖南。

原中顾委委员、长沙市第一任市委书记曹瑛,在回忆录中详细地记述了他当年南下入湘时的情景:

“4月底,我和爱人陈维清仅带了几名警卫员乘火车离开北京前往天津。在天津巧遇老战友黄霖,他正带领从吉林省抽调的干部在天津集合,准备南下。”

“当时,交通不便,铁路、公路都没有修复,火车运输很不正常,一路上颇费周折。我们和部分干部乘火车于5月中旬到达河南开封。当时第四野战军总部驻扎在开封。后来大批南下干部也陆续到达这里。根据中央的安排,南下干部在河南开封进行整训,而后分批南下。整训大约进行了一个月,主要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有关方针、政策,邓子恢给大家作了报告,通过学习,南下干部普遍提高了思想认识。”

“7月14日,我坐吉普车经湖北通城进入湖南。家乡有人看到了我,于是,‘曹瑛没有死,曹瑛又回来了’的消息就在家乡传开。我‘马日事变’之后离家乡就再没回过家,也没有同家里有书信往来,人们都以为我死了。为了地下工作的需要,我在1937年9月从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出来,回到延安去中央党校学习时,已改名为‘石磊’。我想:既然现在家乡老百姓还记得我‘曹瑛’的名字,我就应该改过来,这样既便于工作也便于联系群众。当时我们随行带有电台,我就给党中央发了一个请示电报。中央马上回了电报:‘同意’”。

“经过通城进入湖南境内,就是我的故乡平江县了。来到南江桥,这里离我家只有15华里,当天晚上,弟弟曹元仲来到南江桥看我,同胞骨肉久别重逢,真是悲喜交集,非常激动。部队在南江桥住了一夜,就往平江县城进发。从南江桥到平江县城正好路过我的家,我的姑妈、姐姐、弟媳、侄子及其他亲戚,都在路边接我。因队伍要赶路,我连家门都没进,大家在路边见一面,就分离了。”

“7月底,我们到了长沙市附近的黄花小镇。此时,党中央的代表正在同程潜、陈明仁谈判。因此,各项工作都围绕和平解放长沙而努力。首批随军南下的省委副书记金明、省委秘书长袁任远和我也一同参加谈判。通过多次与程潜、陈明仁谈判,程、陈两位将军深明大义,于8月4日宣布和平起义。至此,长沙正式宣告和平解放了。”

一位南下老干部说起当年长沙和平解放的情景至今仍心潮澎湃:“为庆祝长沙和平解放,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城,我们南下干部深入全市各单位,日夜奔忙地进行一切准备工作。组织群众把各种各样的欢迎标语、画报,贴满了全城各大街小巷。家家户户门前整齐地悬挂着两面红旗。从早到晚,全城到处都可以听到我们南下干部组织练习唱歌和排演秧歌的锣鼓声。在酷热的气候和敌机的轰炸下,我们南下来的同志坚持工作,整整两通宵未睡。我们安装起临时广播,随时播放迎接解放军进城的消息。电话局的工友们还设法与准备入城的解放军接通了电话,不时地向城外呼喊着:‘同志们!你们快来呀!’8月5日晚8点钟左右,人民解放军在万众欢呼声中庄严开进长沙城。这晚,长沙全城灯火辉煌,50多万市民彻夜狂欢,为长沙城空前未有的盛况。”

听罢这位南下老干部的叙说,我也不由得激动起来,好像自己也身临在欢庆长沙解放的狂欢之夜了。追昔抚今,看看今天的长沙之繁华和湖南的巨大变化,不能不使我们更加思念那些为湖南解放和建设事业奉献毕生心血的千里南下的英雄们了……

清匪反霸建新政

伴随着长沙和平解放的胜利凯歌,三湘人民同时迎来了整个湖南的解放。各路随军南下的干部成建制陆续奔赴全省各地,迅速展开了接管建政、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和筹粮支前等工作。原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齐寿良老人说,当时面对百业萧条、民不聊生的困苦局面,既要扫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又要在废墟上建造起一座中国人民的新家园,任务是何等的艰巨!因此,从开始接管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第一天起,我们在抓筹粮支前、清匪反霸的同时,倾注全力安排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自1949年8月到1950年8月的一年中,仅长沙市采取协助转业、介绍工作、扶助生产经营、以工代赈和社会救济等多项措施,就解决了失业职工与贫民及外籍难民8万多人的生产生活困难,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护。

湖南省原政协主席刘夫生1949年从家乡徐州随军南下,来到湖南后,当时分配在长沙地委组织部工作。每当回忆起当年南下入湘时的情景,刘夫生主席就深有感慨地说,当时湖南农村既没有公路,也没有任何交通工具,每天翻山越岭,爬山涉水,全靠两条腿,工作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我们南下来的干部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深入农村帮助清理整顿地下党支部。通过摸底清查,把一些思想落后守旧的乡长、保长撤换下去,又从农村吸收一些思想进步的新生力量,建立基层新政权。可以说,当时开展接管建政、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等工作,处处是惊心动魄,充满血雨腥风。农村的土匪、恶霸、地主相互勾结,暗杀、偷袭等破坏活动十分嚣张。南下干部身处斗争的最前沿,大多又是各级新政权的领导骨干,首当其冲的成了土匪、恶霸暗害偷袭的目标。然而,广大南下干部无所畏惧,英勇奋斗,甘愿为湖南人民的解放事业流血牺牲,与国民党旧政权残余势力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南下干部入湘不久,首先接管了长沙、岳阳、益阳、常德、衡阳、邵阳等几座较大城市的警察武装,紧接着全面开展群众性的防汉奸、防特务登记工作。仅长沙市半个月内就收缴私人枪支400多支,登记特务分子200多人。当时,湖南各地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很多,加上山区的土匪、乡村的恶霸、地主分子内外勾结,反革命活动非常猖獗,给南下干部开展工作带来了很多困难和危险。国民党长沙市警察局长刘人爵,在曹瑛、阎子祥等南下领导干部的劝说教育下正准备弃暗投明,却突然被穷凶恶极的特务暗杀了,给刚刚起步的统战工作蒙上了恐怖的阴影。在此期间,益阳南县的匪特和地主恶霸制造事端,冲击县政府,造成15名干部当场牺牲;安化县第六区公所遭匪特袭击,杀害干部9人……各地的土匪、特务、地主恶霸对刚刚建立起来的人民新政权怀有刻骨仇恨,大肆进行破坏,给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带来了很大阻力。在这危难之际,党中央、毛主席向全国发出号令:“必须限期剿灭股匪,加速进行土改,发展地方武装和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

1949年底,人民解放军第47军挥师三湘,全面围剿匪特的战斗打响了。各地南下干部积极组织地方武装,配合大部队对土匪长期盘踞的湘西、湘南,以强大的兵力,实行多路突袭,迫使土匪由大股化小股,分散潜逃;然后又及时收拢部队,以奔袭和守点相结合的战略战术,反复进行拉网式扫荡,打得土匪无处躲藏。湖南省委统战部离休老干部鲁庆昌,回忆当年剿匪时的情形说:“我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是1949年10月奉命进入湘西,成立了湘西军区,并首先发动大庸战役,歼灭国民党正规军5000余人,收降1200余人。11月部队随即对公路沿线的土匪进行重点进剿,共歼灭土匪1700余人,同时还争取到了7400余人投降。1950年上半年,我47军与南下干部及当地民兵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匪作战,歼灭土匪3.6万多人。匪患猖獗的湘西全境解放,全省境内公开活动的股匪基本肃清。”

湖南省原省长孙国治,从河南开封整训班南下时分配在湘桂交界的会同专区任行署专员。在清匪肃特斗争中,他荷枪实弹,率领飞行抓捕小组和便衣队,经常深入湘西大山密林中捕捉匪首和散匪。原《湘西日报》社长解道明老人说:“湘西当年的土匪多如牛毛,为了清除匪患,我们钻山搜洞,衣不解带,吃尽了苦头,不少南下的同志在清匪反霸中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是啊,为了天下太平,为了建立和巩固人民新政权,有多少从北方南下来的干部长眠在祖国南方大地,他们永远值得我们崇敬和怀念。

建设三湘绘新图

南下老干部、原长沙市人民政府市长阎子祥说:“1949年10月,我在长沙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提出:“‘全市人民动员起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根据长沙市是内地消费城市、商品出入的集散地、以私营企业为主的城市特点,提出了三项具体任务:一是畅通城市贸易和内外交流;二是肃清匪特,巩固治安;三是加强政府工作,巩固人民民主政权。为了支援人民解放战争,迅速统一祖国,1950年2月5日,第二次长沙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发行1950年胜利公债的光荣任务,还提出了消灭封建、解决码头问题和提高教育、改造师资等问题。这两次会议确定了长沙市解放初期工作的基本思路。”

”市政府首先领导全市人民建起了自来水厂。这是国民党政府喊了20多年想办而未办成的事情。我们南下干部入湘后,从1951年着手筹建,1952年投产,共铺自来水主干管道40多华里,使用自来水的市民由1951年的10万人,增加到50万人,结束了长沙市民多年下河挑水喝的历史。二抓修建道路,解决城市交通运输问题。建国初期,长沙市没有一辆公共汽车,道路很差,我们南下干部组织全市市民一年翻修马路30.8万平方米,新修路面41万多平方米,超过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几十年所修道路的总和。市区公共汽车也开通了,汽车线路长度和车辆数量1952年比1951年增加了两倍。三抓开辟湘江轮渡。解放前过湘江只有小木船,我们开通轮渡后,平均每天轮渡人数达8000多人次,结束了长沙市民过湘江以木船为渡的历史。四抓整修疏浚城市排水沟。长沙市四季多雨水,一下雨就满街泥泞,下水道也没有,市民洗衣物、刷马桶的污水都往街上泼,臭气冲天,很不卫生。我们南下干部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修建新式下水道,解决了排除污水的问题,使城市卫生大大改观。五抓学校建设。湖南的教育事业由于国民党的黑暗统治,长沙市的很多学校都处在瘫痪状态。我们接管学校之后,迅速组织中山学校、湖南第一师范、湖南大学相继开学上课。1949年9月12日,中共长沙市委党校正式成立,由南下领导曹瑛兼任校长。市委党校以延安抗大为榜样,坚持艰苦创业的精神,为提高学员的马列主义水平和素质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为当时的新政权建设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骨干。与此同时,我们还恢复了湖南革命大学,以培养干部为中心,先是3个月一期的短期训练班,后改为半年一期,培养了大批干部。当时解放战争还没有结束,部队不可能提供大量干部到地方工作,我们自己办的党校和革命大学解决了干部问题。”

在碧波浩淼的八百里洞庭湖大堤上,耸立着一座高大的纪念碑。碑文记载了上世纪50年代湖南人民战天斗地,治理修复洞庭湖堤垸的伟大壮举和辉煌成就。是啊,三湘人民记忆犹新,当年在洞庭湖近百万治湖大军的工地上有几个响当当的名字,他们是总指挥长夏如爱,副总指挥长李毅之、孙国治、史杰、张勇、王治国。这些老资格的南下干部,都是治理洞庭湖工程的决策者和指挥者,是根治湖南水患的大英雄和大功臣。

八百里洞庭,素称江南粮仓;可是历年水患频繁,灾难无穷。1954年,洞庭湖发生了百年罕见的特大洪水,堤垸溃崩,损失惨重,连京广铁路也受阻达3个月之久。万分危急时刻,中央决定暂时淹没洞庭湖区,保住大城市武汉。

湖区淹没后,一片泽国,满目凄凉,令人痛惜。就在此时,一大批南下干部被派往治理洞庭湖。原籍河南省新乡市的南下干部李毅之,当时任洞庭湖工程副总指挥长,在100多公里长的工地上他负全面之责。洞庭湖大堤上哪里最困难、最危险,哪里就有他的身影。由于长期过度的操劳,使他积劳成疾,工程刚完工回来后就突发脑溢血不幸辞世,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说起当年治理洞庭湖,不少南下老同志至今仍感叹不已。那是多么壮观的场面啊,数百万民工奋战在100多公里的工地上,吃住在工地,日夜修湖筑堤。孙国治、史杰、张勇等几位副总指挥长日夜奔忙,暇不暖席。那年冬天气候奇冷,工地遇到两次强寒流,北风呼啸,寒气袭人,整个工地冰封地冻,电线被冰凌压断,水鸭被活活冻死。近百万民工被困在工棚,这可把李毅之、孙国治、史杰等几位副总指挥急坏了。口头动员,不如带头苦干。于是,他们把大衣一甩,带头破冰,凝固的洞庭湖工地一下子喧哗开了。民工们高喊着“人争寒气火争烟,寒冻压不倒英雄汉”的口号,震撼了八百里洞庭!

小港镇口工程,是整治洞庭湖工程中的最大最难的堵口工程,当时挑选了两万多精壮民工投入战斗。当工程进入关键阶段,堵口将要合龙的紧要关头,夏如爱、李毅之、孙国治、史杰等几位总指挥顶着凛冽的寒风,冒着纷飞的大雪,踏着冰封的大地,急匆匆地赶来了。他们夜以继日地奔忙在工地,协调各方关系,解决施工难题,组织民工在湖面上架起两座木排浮桥,加快运送工地土石方的进度;号召民工用“塌一寸,填一尺”的精神,战胜严重塌陷。这样,终于提前截断了汹涌奔腾的沅水主流,在3米多深的淤泥和奔腾咆哮的激流中,筑起了一道1000多米长的拦湖新堤。当时,湖南省著名画家陈白一看到这一场面,用饱含激情的画笔浓墨重彩地画出了《小港堵口图》,形象生动地再现了这一气壮山河的宏大场面。这幅记载当年南下干部带领湖南人民战天斗地的英雄史画,如今已长年高悬在湖南省博物馆展览大厅,使我们的后代能从中窥见到当年治湖英雄们的风采,感受到他们那种“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和气概。

经过近5个月的艰苦奋战,治理洞庭湖工程完成土方8611万立方米,石方479万立方米,整修堤坝3400多公里,使沅水、澧水入湖有了独立的洪道,200多个零乱的堤垸合并为沅澧大圈和沅南大圈,历史上水系紊乱、堤防残破的洞庭湖得到初步治理,面貌焕然一新。

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治理洞庭湖这项浩大工程饱蘸南下干部的血汗,那么60年代修建韶山灌区等数百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以及包括湘钢、涟钢等项目的大规模工业建设,70年代的湘黔,枝柳铁路三线建设,80年代以来湖南的30年改革开放等等,无不凝聚着广大南下干部的智慧和心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湖南和平解放半个多世纪以来打下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包含着南下干部的辛勤汗水和无私奉献。

和平年代搞建设,同样需要牺牲精神。为了改变湖南的贫困落后面貌,南下干部牺牲的何止是自己的小家庭,有的甚至就倒在工作岗位上。原籍山东省定襄县的赵冰岩,1949年随军南下入湘后,任中共岳阳县委书记;1965年当选为湖南省副省长。他作风扎实,平易近人,足迹踏遍三湘四水,曾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扬。1975年春节前一天,他带病到湘中谭家山煤矿去慰问,并坚持到井下生产一线看望工人,途中倒下再没有起来,年仅53岁。

这些南下干部就是这样大公无私、两袖清风、勤政为民、鞠躬尽瘁。他们不愧是湖南改天换地的功臣啊!

甘为人梯育英才

说起世界“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湖南省政协副主席袁隆平,也许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然而,知道这位著名科学家在最初试验杂交水稻中的艰难探索,乃至成长和成名是与一位南下干部密切相关的人,可能就不多了。这位南下老干部就是原怀化地区科委主任佟景凯。

佟景凯原籍北京市房山,1949年秋随军南下入湘。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组织上调他到怀化地区科委主持工作,他十分重视对科技人才的培养和扶持。1978年3月,他同袁隆平一道进京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开会之前,他特意将袁隆平、李必湖培育的杂交水稻样品和图片送到全国科研成果展览中心展出,引起强烈反响,备受各界关注。当来自全国各地的领导和专家们带着称赞的口气和敬佩的目光热情地与袁隆平和他握手时,这位一向沉默刚毅的北方大汉、南下老干部也深深地被感动了,此时此刻他百感交集,禁不住热泪盈眶。因为,他知道日本早在1950年就开始研究杂交水稻,但研究成果却始终无法大面积推广,日本的科学家们只好把10多年苦心研究的心血停留在理论上。而袁隆平与李必湖在偏远闭塞的安江农校试验田里,攻克了这道世界难题,使杂交水稻成功地应用于大田生产。这难道不值得激动、不值得流泪么?佟景凯对此感到无比的自豪和欣慰。

1979年,全国刚开始恢复职称评审,当时就袁隆平和李必湖的学识与成就及贡献而言,评高级职称应该是顺理成章。然而怀化偏于一隅,有人把评高级职称当作了破天荒的事,硬是要卡这卡那。为此,佟景凯三番五次找地委领导汇报,找省有关部门汇报,最后惊动了原省委组织部长纪照青。纪部长也是南下干部,一向爱惜人才,他认为对有突出贡献的知识分子,就应该破格授予相应的职称。于是袁隆平的研究员、李必湖的副研究员职称很快被批了下来。这样,两位为世界杂交水稻作出特殊贡献的科学家,终于名正言顺地成为安江农校乃至湖南省农科系统第一批授予高级职称的知识分子。

佟景凯为了给袁隆平创造一个舒心的工作生活环境,主动地当起了“后勤部长”。1980年仲夏,一个烈日炎炎的正午,佟景凯路过怀化公共汽车站,忽然看到汗流浃背的袁隆平也挤在人群中候车。原来,袁隆平刚从美国开会归来,在怀化下火车,正要赶回安江农校。安江离怀化有50多公里山路,山路蜿蜒曲折、坑坑洼洼。让袁隆平这样世界闻名的科学家挤长途汽车,既不安全也不方便,佟景凯心里很不是滋味,连连责备自己失职。他请袁隆平稍等片刻,马上从地委机关找来小车,把袁隆平送回安江农校。事后,佟景凯决心为安江农校解决一台小车,给袁隆平、李必湖等科学家外出学术交流提供方便。然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购车费、购车指标和计划要层层上报审批,办起来很难。为筹资和审批指标,疾病缠身的佟景凯背着药四处奔忙。医生多次催他住院,他硬撑着,老伴急得直掉眼泪,他却说:“车子一天不解决,我就一天不歇脚。”佟景凯南下革命几十年,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尚未配专车,却忙着为科学家们安排小车,这是何等崇高的境界,何等宽广的胸怀!

在佟景凯的操劳下,购车费和指标最后在省科委领导的支持下,终于解决了。当新车从北京购回来时,佟景凯却因操劳过度,双脚浮肿,血压过高,正在医院抢救。庆幸的是这位南下老革命从阎王殿里打了个转,又回到亲人身边。

1981年春节前夕,佟景凯冒着凛冽的风雪,去看望袁隆平。当他推开袁隆平家的门时,简直不敢相信,一家7口挤在两间由澡堂改建的住房里,墙壁发霉脱落,地板一步一吱,摇摇晃晃。

佟景凯沉默了,一句话也没有说,回家后他的心怎么也不能平静:在国外住星级宾馆,享受总统套房待遇的科学家,在这里只能住澡堂屋,多么寒心啊!于是,他四处奔波,层层呼吁。1982年,财政拨款为安江农校修了一栋新宿舍楼,可是僧多粥少,仍没有袁隆平和李必湖的份。佟景凯坐不住了,他决定亲自解决两位科学家的住房问题。经过反复考察,他层层汇报,最后得到省科委支持,拨款在安江农校再修一栋杂交稻科研楼,并将原来的试验室改造成200多平方米的“专家楼”。这样,将一边两层楼的8间房分给了袁隆平,另一边平房的5间房分给了李必湖。

1984年6月,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成立,袁隆平奉调去当主任。在离开他工作生活了32个春秋的安江农校,到怀化转火车去长沙时,这位著名科学家专程上佟景凯家辞行。当他满怀深情地握住这位南下老干部的手时,那双历经磨难、饱经风霜的眼睛,盈满了感激和敬重的泪水……

至今,袁隆平提起佟景凯还总是说:“那可是我永远敬重的南下老干部啊!”在湖南,有多少人才脱颖而出,又有多少南下老干部在默默无闻地甘当“人梯”啊!

悠悠湘情映丹心

南下干部,作为湖南干部队伍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在6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风雨中,他们把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和智慧全部奉献给了湖南这片热土,彻底改变了湖南的贫困落后面貌。然而,湖南的山水和老区人民也养育了他们,特别是浓郁的湖湘文化、风情、习俗融入了他们,改变了他们,许多出生在北方随军南下来的老同志都说:“我们早就变成了湖南人。”当初,他们南下入湘时大致有四点不适应:一是餐餐吃辣椒,二是气候潮湿,三是地方土话,四是弯弯山路。如今这四个难题都不在话下了。

湖南成了南下干部的第二故乡,他们中多数人还在湖南娶妻生子成了家,把“根”深深地扎入了三湘大地。原湖南省话剧团的唐元通老人十分幽默地告诉笔者:“在湖南,我就是以辣椒为媒找到爱人的。”说起他学吃辣椒,还真有一段动人的故事呢。唐元通15岁从扬州老家赴延安参加“抗敌演出队”,1949年南下到长沙时刚刚21岁,正是风华正茂。建国后新文化复兴,他日夜奔忙着演出和宣传工作。有段时间,他应邀在湖南省艺术学校做兼职老师,上表演课。一次,他患了感冒,讲完课,到食堂就餐,青年女教师刘又仙端来一碗热辣汤,说可以治感冒。他对这位叫不出名字的女同事十分感激,就喝了,谁知汤一进口,辣得他满嘴麻痛,眼睛流泪,好不难受!他问:“怎么这样难吃呀?”刘又仙看着他那憨态,笑着说:“良药难吃,吃了治病。”果然,一碗汤喝下,辣得全身冒汗,轻松了许多。从此,两人你来我往,彼此有了爱慕之情。1953年秋,他俩的爱情瓜熟蒂落,喜结良缘,唐元通成了辣妹子的夫君。

像唐元通这样与湖南姑娘恋爱结婚的,在南下干部中为数不少。湖南省粮油运输公司原纪委书记李树田,南下入湘时才十八九岁,年轻英俊,他的恋爱故事说来又为“湘女多情”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一次,他陪同事去相亲,那位长沙姑娘没有看中他的同事,却爱上了他,后来两人喜结连理。前不久,李树田带着老伴到北京延庆老家住了一个月,老家的亲人们再三挽留他多住些日子,他说:“在湖南生活惯了,还是湖南好。”

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日子里,湖南省延安精神研究会专门召集的一次部分南下老干部座谈会上,大家对湖南解放60年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对改革开放30年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发出了由衷的赞叹;但也对当前党内腐败问题,社会风气问题、社会分配不公问题、企业职工下岗和大学生就业难等问题无不深表担忧。他们说,当初南下就是为人民服务来的,如今我们虽然老了,退出了工作岗位,但作为一名老党员该说的话还是要说,该做的事还是要做,为“夺取全面建设和谐小康社会新胜利”尽到自己的最后一份力量。

60年风雨历程,当年随军南下入湘的年富力强的领导骨干和血气方刚的男女青年,大部分都成了新中国的栋梁之材。据不完全统计,这批南下干部当中担任省部级领导干部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就有一百多人,约占南下入湘干部总人数的0.9%(可能还有遗漏);担任地、州、市、厅级以上领导干部的有560余人,约占南下入湘干部总人数的3.8%;担任县、团、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约有2380多人,约占南下入湘干部总人数的16.2%。他们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殚精竭虑,励精图治,在各自的岗位上成就了一番事业。

60年过去了,当年随军南下入湘的大批干部,仍在第一线工作的已为数不多了。然而,这批南下干部在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和形成的优良传统作风,特别是他们一心为人民,一切听从党安排的高度政治觉悟;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大无畏英雄气概;艰苦深入,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作风;能官能民,甘为人梯,为建设湖南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已化为一座座不朽的丰碑,高高耸立在三湘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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