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

早在1995年出版的《数字化生存》一书中,尼古拉.尼葛洛庞帝就曾这样描写道:“在后信息时代,大众传播的受众往往只是单独一人,在数字化生存的情况下,我就是‘我’,不再是人口统计学中的一个‘子集’。”[1]

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一个互动传播的时代,一个网络化的社会已经形成。数字化生存已经成为现实。在这样一个传播媒介和传播技术相互融合的时代中,信息流动的自由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时间和空间维度,网络社会中的受众比之前任何时候都具有主动性、参与性和个性。新媒介的出现使得过去那种信息传播资源只掌握在少数传媒机构和个人中的垄断称为历史,信息的多渠道,观点的多样性使得“传者”与“受者”已不再是过去的那种简单的“传”与“受”的关系,两者的区分变得模糊。在互联网上人人有话语权,人人是传者和受者的今天,互联网的“受众”变为“你和我—you & me”。他们不再被动,不再是复数,不再是“无名氏”,他们是网络的使用者也是创造者。以“受众”到“授众”,人人被当作群体对待的复数概念到被当作个体对待的单数概念“I”“you”“my”。这标志着一个用户中心论的时代的到来。我们可以把这个时代叫做Web2.0时代或者叫做自媒体(we media)时代。

二、个人表达的自觉

(一)不再“沉默的螺旋”

德国社会学家伊丽莎白内尔-诺依曼教授认为,"沉默的螺旋"理论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大多数个人会力图避免由于单独持有某些态度和信念而产生的孤立。因为害怕孤立,他便不太愿意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大众传播中“沉默的螺旋理论”提出,传媒提示或强调的即使是少数人或不公正的意见,也会被人们当作“多数意见”来认知,其结果引起“沉默的螺旋”的石洞,使人们在判断和行动上产生连锁反应,导致社会生活中占压倒优势的“多数意见”----舆论的产生。它的结果是舆论朝着 一个方向偏移,而始终听不到不同声音,这恰恰与社会的进步、文明和繁荣时背道而驰的。因此,我们就需要建立一个“反沉默的螺旋”,建立公共交流平台,调节传播失衡,宣泄公众情绪,使各种各样的意见有表达的机会和场所。

在自媒体时代,传播技术极大丰富了社会传播的路径,为普通公众提供了可以接近的信息传播渠道,博客、播客、维基等新媒介形式都为不同意见和声音的表达与交流提供了机会。在网络社会中每个个体都具有隐匿性,都可以在法律和道德伦理所允许的范围内自由地表达感情和观念。任何草根平民都可以通过BBS论坛、博客等平台书写日志,上传照片、个人生活影像,记录所闻所感。公众通过发布有价值的见解或独特的话题,很容易引起关注,并获得多方面的反馈,形成多元的舆论氛围,并很快上升为舆论热点话题。这样,通过网络所构建的公共交流平台所,“沉默的螺旋”变得不再沉默。

(二)“微议程设置”下公共领域的建构

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在1962年提出的“公共领域”概念使公众对公共领域的了解有了更加明确的意识。“公共领域,指的是介乎于国家与社会(即国家所不能触及的私人或民间活动范围)之间、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地方”。它为市民能够不受国家干涉自由发表言论、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提供了一个自由的公共空间。公共领域的建立实际上为公众构筑了一个“观点的自由市场”。从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特征的概括中,我们可以看出“公共领域”概念本质上强调的是对话性。公共领域是为人们提供自由、公共的话语交流的互动公共话语空间。在这个公共空间中,参与者通过沟通、商谈达成共识。为了构建这种理想的公共话语空间,哈贝马斯构想了自由、平等、开放的交往环境,被称之为“理想的话语环境”。 [2]在传统的传播范式下,信息的传播是单向的,不具备这种形成“观点的自由市场”的条件,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是传播的中心,信息的传播是网状的,发散式的,即N个个体同时对N个个体交流,相互之间关系错综复杂,有点像 N个蜘蛛趴在蜘蛛网的N个主线上。当这种在自媒体中、小众的、对“微小”话题的持续传播,也就是所谓的“微议程设置”,的确是大众兴趣或利益时,将扩展为所谓的“宏大叙事”。这时,借助各种新媒介,公众就自发建构了一个具有沟通、监督功能的“公共领域”,在这个虚拟的空间中,言论自由得以实现,多元观点、多元文化得以形成,新的对话机制和舆论空间得以创造,并且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乃至左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决策过程。

三、技术理性下的自我异化

(一)技术理性膨胀

技术理性发轫于近代科学的发展及其对近代社会的历史推动作用之中,是对人作为一种理性存在物所表现出来的主体性力量的崇尚。自从工业革命以来,随着人们对科学知识的把握和实践活动的深入,人们开始笃信并有意识的张扬理性的本质。反对无知和愚昧,主张人的觉醒来最大限度地发挥和运用理性。

技术理性是一种涉及手段与目标二者关系的理性,它所关心的是选择有效地技术手段去达到既定的目标;技术理性与实用主义有着共同的本质,它把技术效果作为判定技术价值的唯一标准;认为能够带来满意后果的观念,就是真的、好的,即真理,反之,就是假的;观念、思维和真理,都不过是人用以适应环境的工具而已。这样,无疑突出了理性的工具、技术定义和理性认知世界的作用,认为人类理性可以洞悉自然界的一切奥妙,把理性等同于科学理性,并使人们相信,一旦达到了理性的认识,便意味着获得了作用和支配外部世界的力量。随着科学的进步和发展,即科学向技术不断转化,技术层面的理性进一步获得了优先的地位。而理性逐渐丧失了解放的功能,越来越局限于技术效能,具备了工具和技术的特性。于是理性变成了技术理性。这种技术理性是理性的外化、物化,反过来变成对人自身的科学技术统治。[3]

(二)网络主体的自我异化

“异化”(alienation)这个概念始创于黑格尔,继承于费尔巴哈,完成于马克思。其主要涵义是指主客易位或颠倒,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分裂出的对立面变成外在的异己的力量。在自媒体时代,一方面,科技极大地延伸了人的主体性,另一方面,科技又在消释着人的主体性。作为传播主体的个人对科技的依赖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技术理性的驱使下,作为工具的传播媒介获得了泛化的空间和可能性,它们渗透到现代社会的各个层面,且毫不顾忌这种渗透对主体的侵扰甚至压抑。技术理性导致人的对象化,人不再是主体,人也不再是目的,而是一种本位的调换,一种自我异化。具体而言,技术理性所导致的网络主体的自我异化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1.人对网络的过度依赖。自媒体时代的人们已经习惯于利用新媒体进行人际交往、获取信息、娱乐消遣、咨询、教育等等。自媒体逐渐囊括人类一切的生活方式,丛而导致人类丧失一些基本的生存功能,如记忆、思维、计算、感觉等,丛而在更深程度上成为技术的奴隶。

2.剥离了人的理性与情感。作为道德主体的人具有三个不同维度的意义内涵:理性、情感和信仰。“信仰是在人的理性、情感或行动之外的人类内在的东西。”理想的道德状态下,三者应该是和谐而统一的。但新媒体技术的高度发达却剥离了三者的关系,“由于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更偏重于理性,因此在技术主导的新千年中将不受限制地以情感和信仰为代价进一步提高理性,并使得我们人性的这三部分分离的更加厉害。”[4]一方面是理性的提升,另一方面是情感的沉溺。当下比较严重的网络沉溺现象如,上网成瘾,沉迷虚拟,摈弃现实社会责任,社会角色混乱等。

四、加强媒介素养教育

英国学者富兰克林.雷蒙德.李维斯和丹尼斯.托马森于1933年发表了《文化和环境:批判意识的培养》(Culture and Environment: the Training of Critical Awareness)中,首次提出“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这个概念,目的是在面对以电影为首的大众传媒所带来的流行文化的时候,唤醒人们的批判意识,呼吁维护传统价值观念和精英文化。中国的媒介素养教育是九十年代开始的,特别是到了当下这个信息内爆,人人都是传者的自媒体时代,媒介素养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我国的受众,由于性别、文化、民族、职业等差异,媒介素养的程度不一,低下者居多,媒介素养的缺失现状不容忽视。中国的受众是媒介信息很好的接受者,但并不是很好的分析者和批判者,因此我们要加强个体对媒介使用、分析和批判的能力,因为“批判性的媒体读解能力的获得乃是个人与国民在学习如何应付具有诱惑力的文化环境时的一种重要的资源。学会如何读解、批判和抵制社会文化方面的操纵,可以帮助人们在涉及主流的媒体和文化形式时获得力量。它可以提升个人在面对媒体文化时的独立性,同时赋予人们以更多的权力管理自身的文化环境。”[5]受众媒介素养的提高,使自身熟悉了编码规则,洞悉了传播的本质,获得了传播的话语权,增长了挑战偏颇意识形态和刻板印象的勇气,既能有效地监督传者,又能打破传者对外传播权的控制,成为自媒体语境下全新意义上的又一个传者。

[1]尼古拉.尼葛洛庞帝. 数字化生存[M].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

[2]罗 艳.网络时代的多元化公共领域[J].青年记者,2007(3):94-95.

[3]周立秋.走出技术理性的生存论困境[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34):57-58.

[4][美]迈克尔.德图佐斯.《未完成的革命,以人为本的计算机时代》[M].施少华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240.

[5][美]道格拉斯•凯尔纳. 《媒体文化》[M].丁 宁译.上海:商务印书馆,200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