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辉 ,李培湘

(西华师范大学,四川南充 637000)

多元视野下的社会和谐

张君辉 ,李培湘

(西华师范大学,四川南充 637000)

和谐社会;社会整合;文化失调;越轨行为

马克思毕生以人类的解放和幸福为己任,把社会的和谐作为人类追求的最高目标;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这一伟大战略任务。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的角度上,从多种社会学理论的视野下,认识这一理论命题的重要理论价值。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战略任务。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下,和谐社会构建的提出恰好折射出我国社会建设阶段性的特征。时代背景变化了,所需完成的任务亦有所变化,因此所提出的战略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就和谐思想本身而言,古今中外早已有之,作为一个哲学命题,其突破性在于它与现实的结合,正是这种结合赋予了 “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丰富的内涵。为了更深刻地理解这一命题的伟大意义,本文试图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的角度上,从多种社会学理论的视野下,认识这一理论命题的重要理论价值。

一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依据

中华民族是个极具哲学思维、有着深厚思辨传统的民族。至于“和谐思想”,早在《尚书》中就有了最初的萌芽。孔子及他的传人们更是对这一思想推崇备至,如《论语·学而》中就有“礼之用,和为贵”的论述。在几千年的发展中造就了中国人“和平、和谐、和睦”的思想理念,从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

中国人一向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并以此来强调人与自然的终极和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对这一思想进行剖析,“天人合一”这种理想状态至少包含了三种和谐状态: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需要强调的是,和谐社会并不否认社会矛盾、社会冲突以及社会问题的存在,不同于其他运行状态的社会的是,和谐社会能够以其自身的能力来调解各种不和谐状态。

2004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1000美元,根据发达国家以往的经验,人均 GDP处于 1000—3000美元时期是整个社会利益格局重塑阶段,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阶层迅速分化,腐败现象加剧,社会的进步与矛盾的激化相互纠结,因而是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结构最不稳定、社会关系最易破裂、社会规范最易失守的阶段。与此相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必须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通过不断努力,逐步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1]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共产主义的表述,说明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最高的和谐状态,也是人类追求的最高的目标。

作为和谐社会在地域范畴上的延伸,和谐世界与和谐社会是相互对应的。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离不开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只有各地区的社会运行状态在总体上达到了和谐状态,和谐世界的构建才具有可能性。这一思想的提出,既是对“和谐社会”思想科学的升华,亦是对我国自上世纪 90年代以来国际姿态的总结。1997年我国领导人首次提出了“新安全观”,弘扬合作安全的精神,谋求建立一个以“互信互利”为基础的新的国际秩序;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为担负起一个地区大国应有的责任,我国毅然宣布不实行货币贬值并在此基础上提供经济帮助;在朝核六方会谈中,我们亦是尽力斡旋,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最近又派出部队给索马里海盗予以打击从而维护海上安全。事实证明,虽然中国专注的是国内的发展,但制定的战略却是为了构建一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 “和平、和睦、和谐”[2]。

中国党和政府,以博大的胸襟和高度的责任感,提出了和谐社会理念,并在实践中不断践行,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需要,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切身利益的体现。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整体与部分是辩证统一的,任何一种文明都不可能脱离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轨迹而独自向前迈进。和谐社会不单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中能够得到解读,而且也能从西方社会学理论中找到它的理论与现实支撑。

二从西方社会学理论下看社会和谐

1 结构整合理论视野下的社会和谐

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杜尔克姆毕生致力于社会整合的研究。在解释社会整合这一系列问题时,杜尔克姆用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社会团结。以社会团结程度与表现作为划分标准,杜尔克姆将社会团结分为无机团结和有机团结两种基本类型。前者产生于不发达的社会结构中,其主要特征是:社会成员享有共同的价值观;遵从共同的社会权威;人与人相互依赖程度低,社会纽带松弛。而社会结构高度分化的社会展现出一种新的团结类型—有机团结。整个社会就像一个生命有机体,每一个社会成员对社会都发挥着自己特有的功能。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社会成员既是极具个性,又如何会产生高于同质社会的社会团结?看似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如何会并行不悖地发展?

杜尔克姆指出社会分工的产生是社会团结物质基础。当然,杜尔克姆所讲的社会分工不单单只指向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分工,同时还包含有更深层次的意义—社会结构与功能的分化。“分工对于我们的意义与对经济学家的意义不同。对经济学家而言,它主要是能生产得更多。而对我们而言,生产只是必然的后果,是分工现象的后效。我们并不是为了增加生产而走向专业化,而是为了获致有利于”[3]在传统社会中,人类似乎也在实行着“物竞天择”的自然淘汰法则,人与人之间那种在功能上的相似性导致某一社会成员的重要性显得那么苍白无力。相反,在社会结构高度分化的社会中,即使再卑微的人也能发挥其特长。分工使人们可以不必消减竞争,而可以共存、合作。

现代社会的凝聚不能依靠封建式的忠诚与习俗,也不能依赖于强制性的政治压制,而只能以社会分工为纽带来达成。杜尔克姆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角度对异质性社会中存在的不和谐状态作出了积极的回应。他认为工业化的解放作用使人类对物的占有欲如决堤的洪水一样无法得到有效的遏止,再加上社会的聚变 (如经济危机)导致社会对个人欲望的有效约束。如何才能解决或是预防此类危机?依杜尔克姆看来最根本的措施是建立一种新的道德秩序,即道德化。一方面社会权威制定各个阶级 (阶层)欲望与目标的上下界限,另一方面通过一系列普遍道德意识培养,使每一位社会成员自觉地遵从这些标准。其次就是创造个人与政府的中间团体。杜尔克姆在《社会分工论》中写道:“我们的政治问题源于同社会问题相同的病因,也就是在政府与个人之间缺少一级社会介入。我们已见到此种次级群体对于防止政府迫害个人是多么不可或缺;现在我们又看到,它们显然是对双方面都有益的,因为,双方力量虽然必然互相关联,但是如果不直接接触却有好处。”[4]这一段话对于我国 “和谐政治”的构建是极有借鉴意义的。

杜尔克姆通过对社会结构的考察,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团结类型,并指出了促进有机团结的因素。在功能与结构分化的基础上,社会团结的程度达到了同质社会从未达到过的水平。举例而言,一座城市的崩溃可能就是因为它的下水道系统被堵了。某种意义上,这种胶着状态与其说是社会团结,勿宁说是一种依赖性或是功能互补性。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组织结构实行的是以条块分割为基础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当前我们的改革应该以功能互补为导向,打破条块分割,形成多元开放的社会结构,在高度分化的基础上,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形成更高的社会团结。

杜尔克姆对中间团体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他认为现代社会中的危机是由孤立的个人与全能的政府之间的直接冲突所引起的。如贵州瓮安的 6128事件,从表面上看该事件是当事人非正常死亡酿成,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县矿产资源开发局、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屡有发生,再加在处置过程中采取不正当的方法及黑恶势力的利用。如果在群众与政府中间有一层起疏导群众情绪作用的中间团体,也许情况就是会发生质的改变。此外,一旦在政府与个人之间加入中间团体,政府将更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使它与其它部分的区别更加明显。

2 文化失调理论视野下的社会和谐

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在《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一书中指出社会变迁实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并例举了影响文化演变的四种因素——发明、积累、传播与调整。

既然有四种因素影响共同影响着社会的变迁,那么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成为一个富有价值的命题。奥格本指出一种文化积累的新发明越多,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新发明的机率越大,新发明的萌生越容易;一种文化越是有利于新发明的传播,新发明传播地越快越广,该文化就越发达。什么因素促成了新发明?当一种文化具备了思维能力,它就会以需求为导向重组现存的物质要素与非物质基础要素,产生一种新的文化。而一种文化的所有要素是相互联系的,新发明在文化的某一个部分上造成的变化,要求相关联的部分作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新发明。社会变迁就是在旧的均衡状态被打破后作出调整以寻求新的平衡的过程。

在研究文化变迁的特征时奥格本提出了文化坠距理论。该理论认为,当旧的均衡状态由于新发明的出现被打破后,调整并不总是及时出现,因而往往会引出文化失调现象的出现。由于相互依赖的各部分组成的文化在发生变迁时,各个部分速度不一致,有的部分快,有的部分慢,由此造成各部分的不平衡、差距、错位并导致社会问题的爆发。也就是文化的各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着一个时间差并最终导致社会问题的出现。保一般而言,物质文化变迁的速度快于非物质文化。再细分到非物质文化内部,也存在着一个时间差,变迁速度最快的往往是制度,其次是风俗习惯,最后才是人们的价值观念。

奥格本明确指出影响文化变迁的四种因素——发明、积累、传播和调整。这一思想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文化的构建是极具有指导意义的。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国社会转型无论是从规模、速度还是广度、深度上都达到了空前的状态,各种文化思潮相互碰撞,无论是在物质方面还是非物质方面都涌现出了大量新事物。正是在这种极富动态性的社会背景下,我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战略。在对待和谐文化建设这一问题上,结合奥格本的思想,我们必定要处理好发明、积累、传播与调整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既要注重积累,也要注重发明,与此同时也要对新的发明予以调整,最重要的是使其在全社会范围内得到最广泛的传播。如果文化得不到积累,发明就无从谈起;新发明被创造出来后,若不加调整,不分优劣,亦不是和谐文化;即使新文化经过调整,塑造成为符合社会需要的和谐文化,如果得不到有效的传播,被广大群众所认可内化,就没有实现其真正的作用,前面三个环节所做的努力也是徒劳的,和谐社会的构建更是无从谈起。四者不可偏废,积累是基础,创新是关键,调整是手段,传播是最终目的。这样才能建设健全和谐文化,并使其能作为意识形态推动社会走向和谐共生,最终走向繁荣。

奥格本的文化坠距理论认为社会问题是由组成文化的各种因素在文化的变迁过程中速度的不一致而引发的错位所引起的。比如改革开放最初的几年,不少地方引进了先进的物质设备,但由于技术知识、人的观念的滞后,反而限制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当然只从这一层含义上理解文化坠距理论未免过于狭隘。以史为鉴,自 1840年鸦片战争到改革开放这一百余年间,从义和团的 “扶清灭洋”到辛亥革命“驱除达虏,恢复中华”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所引起的国内战争再到人民公社化,归根到底是在于制度的改革与传统的专制观念之间存在着一个时间差,也就是奥格本所讲的文化坠距。即使是再先进的社会制度,要使真正发挥其优越性,必不可少的便是国民的合作,也就是有的学者所说的政治合法性问题。治理成本最低的政治体制莫过于被国民认可并自愿甘受其控制的政府,斯里兰卡和爱尔兰的动乱便是现实中证明该理论正确性的例子。因此在推进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切记从缓,不能急于求成,一旦超出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就会出现不堪设想的后果。

3 从失范理论视野下看和谐社会

美国社会家罗伯特·金·默顿通过对社会的考察于1938年发表了题为《社会结构与失范》一文,运用 “失范”概念探索越轨行为。在《社会结构与失范》一文中,默顿明确界定了“失范”的内涵。他认为整个社会结构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目标,如美国社会文化规定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成功,而衡量成功最普遍的标准就是金钱,因此每人都会努力地去赚钱;另一类是达成目标的手段,即社会为每一个社会成员目标达成提供途径,如上学、技术培训、升迁机会等等。失范就是社会规定的目标与社会所提供的制度化手段发生冲突时,换言之—人们用社会合法手段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时所引发社会问题时社会所处的一种状态。默顿认为人们在失范状态下会采取五种不同的行为模式:

(1)遵从。即接受社会倡导的目标,也采用制度化手段,这是最常见的方式。

(2)创新。即接受社会倡导的目标,而拒绝采用制度化的手段。

(3)仪式主义。即采用制度化手段,但拒绝社会倡导的目标。

(4)隐退主义。即对社会倡导的目标与制度化手段一概加以拒绝。

(5)反叛。即接受某些目标与手段,但又拒绝某些目标与手段。

表 1 个人的行动适应模式

在上述五种行为模式中,除遵从行为以外,其它四种类型都是程度不同的越轨行为。

默顿曾预言美国社会将会出现各种越轨行为,并且大多数会出现在下层社会。虽然默顿的预言针对是的美国社会,但对我国也并非无借鉴意义。众所周知,从现代化进程的角度上而言,我国是一个晚发后行型的国家,不同于早发内生型国家的是,他们在长期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中产阶层。从中古时期开始,西方传统的、以农为中心的庄园经济正在逐步萎缩,取而代之的是以自由贸易为本的城市。在这些城市中逐步兴起了“市民阶级”,他们在争取自己利益的同时也从客观上形成了有利于资本发展的外部物质条件与制度条件[5]当今中国社会缺失的正是作为中坚力量的中产阶级,相反却出现了以下岗工人、农民工为代表的大批弱势群体。一旦他们的利益诉求得不到合理的实现,便会引发相应的越轨行为。前几年福州所发生的“入室抢劫杀人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在这个可以说是物欲横流的社会背景下构建和谐社会,政府应该以一定的勇气和魄力,主动地提供相应的政策导向,调整社会结构,培育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中产阶级,从而解决由于中产阶层的缺失对社会改革发展所起到延缓作用。

默顿在《社会结构与失范状态》一文中指出社会根据其价值观为社会成员提供了目标和实现自身目标的制度化手段。若从个人层面上看,每位社会成员对社会情况的适应性有差异,所以无论是什么社会,失范会伴随社会运行过程的始终。但有些人可能是会提出异议:既然是构建的是和谐社会,怎么还会允许社会问题的存在?实质上“和谐”的内涵并不是指不存在矛盾与问题,而是一种在允许差异性存在下的一种共生状态。所以对各种越轨行为或是社会问题,在客观上我们要承认其存在性,在主观上我们要善于发现新问题,善于解决新问题,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予以解决。

三结语

20世纪 80年代以后,中国在取得了重大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的社会问题。西方社会学家提出的各种理论的初衷大多是站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立场上展开的,但抛开意识形态,从纯学术的角度进行考察,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仍不失其指导借鉴意义。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M]1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

[2] 罗丝玛丽·福特中国与亚太的安全:“和谐社会”与 “和谐世界”[J]1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1)1

[3] 埃米尔·杜乐克姆社会分工论 [M]1敖德萨 119001

[4] 同上 1

[5] 李南海 1试析韦伯资本主义思想及其对和谐社会的启示[J]1唐山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8(1)1

[6] 王胜利,方旭东 1迪尔凯姆 “集体意识”的现代性与和谐社会 [J]1柳州师专学报,2008(6)1

[7] 郑杭生 1社会学概论新修 [M]1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

[8] 宋林飞 1西方社会理论 [M]1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1

Social Harmony UnderM ulti2Perspective

ZHANG Jun2hui,L I Pei2xiang
(ChinaWestNormalUniversity,Nanchong Sichuan 637000,China)

harmonious society;social integration;culture imbalance;deviant behavior

Marx took the liberation and happiness of mankind as his responsibility all his lifetime,and regarded the social har mony as the superordinate goals of human1According to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Marxism,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as a great strategic task,was proposed in the Fo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Six2 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for the first time1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cognize the value of this proposition,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from the plurality perspective of sociological theory1

C 9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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