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在“正在说着某人时,某人就出现在面前了”的情况下,常常用俗语“说曹操曹操就到”(另有“说到曹操,曹操就到”、“正说曹操,曹操就到”等说法)①来表达这种巧合。“这话为什么这么说,它是怎么来的?”一般中国人大概谁也不会去追究这个问题。可是你的使用对象要是懂一些汉语的外国人,就可能会遇到这样的发问,必须得给个“说法”。

“曹操”这个人名,对有一点中国历史文化知识的人来说,应该并不陌生。多数中国人心目中的曹操,可能有点历史的“影子”,但并不完全是历史上的那一个曹操,很大程度上是小说《三国演义》中的那个艺术形象化了的曹操。

提起曹操,人们马上会想到他是一个“挟天子而令诸侯”的“奸雄”;说起他的性格特点,人们则会立刻指出他“狠毒、残暴”的一面。最具代表性的根据就是他说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那句话。说白了,就是为了个人的生存、利益以及政治上的需要,他什么事都敢做,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

说到曹操的“狠毒、残暴”,大家会很快联想到“杀吕伯奢”的事。裴松之在给《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卓表太祖为骁骑校尉,欲与计事,太祖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之后作了三条注,一是“《魏书》曰: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二是“《世语》曰: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三是“孙盛《杂记》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②。

综观三段文字,不难发现其中实际分为两个观点,第一条所说,吕伯奢家人遭杀主要罪责不在曹操,而在对他行抢的吕伯奢儿子及家中宾客;第二和第三条的内容差不多,都是说由于曹操多疑,才杀了吕伯奢家人,罪责全在于曹操。

元末明初罗贯中创作《三国志通俗演义》③,寄托了他“明君贤相,仁德治国”的政治理想④,他自然要选用第二和第三条的观点为素材作扩展铺陈,去刻画曹操这个反面艺术形象。因此才有了卷之一第八节(现行本《三国演义》第四回⑤)的内容:曹操谋刺董卓不成,仓皇逃奔家乡,途经中牟县被捉。县令陈宫为其除奸壮举所感动,不仅私自放了他,还决定弃官和他一起去干一番大事业。行至成皋,天色已晚,曹操决定投宿父亲的结拜兄弟吕伯奢。吕伯奢为款待他们,到后面安排好家人杀猪备饭之后,就亲自去西村打酒了。曹操忽听有磨刀之声,又见伯奢迟迟不归,遂疑心大起。待其潜入后堂,听到有人说“缚而杀之,何如”时,就毫不犹豫地决定来了个“先下手为强”,两人“拔剑直入,不问男女,皆杀之”。最后搜到后厨,见地上捆着一头猪,才明白由于多心而误杀了好人。于是急急上马而行。恰巧路上遇吕伯奢买酒回来,曹操为了自己的安全,一不作二不休,又将吕伯奢杀死。

这个故事除主要表现了曹操建立在“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处世原则上的“狠毒、残暴”之外,还揭示了他在性格上的另一特点——“多疑”。其实,曹操性格的这一方面在小说里很多地方都表现得相当充分,杀吕伯奢一家只是个精彩的“序幕”。后来还有:疑忌别人趁他熟睡下手加害而佯装梦中杀近侍(七十二回);“囚杀华佗”是因为怀疑华佗要为关羽报仇而借给他开颅治病之机谋害他(七十八回);“设七十二疑冢”也是因疑心死后会有不少人会掘墓报复他(七十八回);如此等等,都是他“疑心太重”的鲜活表现。

曹操出身于宦官之家,这也成为豪门贵戚们反对他的理由之一,因此有人骂他是“赘阉遗丑”(二十二回引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文)。曹操实力的崛起,后来达到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强势,皇帝成了他的掌中玩偶,更有不止一次地滥杀无辜,所以招致很多人的痛恨,谴责他篡权乱政“甚于莽、卓”(三十二回),并伺机谋害。他要在政治上巩固已取得的权力地位,实现一统天下的霸业,就要时时提防来自各方面的明枪暗箭。正因为如此,他对那些非“嫡系”的人,常有疑心,或设局窥视,或秘密打探,不放过任何一个对自己心怀不满或威胁到自己安全的人。他请献帝“许田围猎”,并故意作出种种“僭越之举”,目的就是为了观察满朝文武的“动静”(二十回)。他设下“青梅煮酒论英雄”之局,也完全是为了试探刘备的虚实(二十一回)。董承密受衣带诏,刚出宫门,曹操就带着人一阵风似的赶到了,原来是“早有人报知”(二十回)。汉献帝和伏皇后为除掉曹操,秘密叫宦官穆顺传书给国丈伏完,当穆顺带着伏完的回书返至宫门时,“操先于宫门等候”,撞了个正着(六十回)。在满朝公卿,特别是对曹操心怀芥蒂之人的眼里,曹操的影子简直无所不在,不知何时,也许是刚开始议论他的时候,他就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了。这大概就是深受三国故事影响的中国人为什么要用曹操的名字编成这样一句俗话,来说明“正在说着某人时,某人就出现在面前了”这种巧合现象的缘由了吧。

三国时期的一些故事自魏晋以后就在民间流传。元末明初罗贯中写小说之时不但以正史为本来演义,还从很多野史传说中汲取了不少的精华。后经清初毛宗岗的修改加工评点,定名为“三国演义”,其影响更加深远。从魏晋到清代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民间出现了不少和三国人物故事有关的俗语。晚清王韬在1887年成书的笔记小说《淞滨琐话》里的《梅鹤缘》一篇中首次用上了“说着曹操,曹操便到”⑥。后来曾朴于1928年续写并修改《孽海花》时,又把“说到曹操,曹操就到”用到了书中⑦。这两本书就成了这句俗语最早见之于文字的文学作品。

注释

①参见温端政主编《中国俗语大辞典》84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

②见《三国志·魏书一》5页,中华书局,1982

③现在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最接近罗贯中原创的本子。参见章培恒、马美信所撰《三国志通俗演义·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④参见赵清永《罗贯中的政治观及〈三国志演义〉创作思想管窥》,载《三国演义论文集》358—368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⑤括号内所标有关故事情节回数从现行本《三国演义》,下文亦同

⑥见《淞滨琐话》190页,齐鲁书社,2004

⑦见《孽海花》第二十九回259页,三秦出版社,1996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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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何九盈、胡双宝、张猛主编,49人参加撰写的《汉字文化大观》修订本于2009年12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第一版于1991年酝酿启动,1995年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上、下两编,16个版块72个题目,配图多幅,综述汉字与文化的方方面面。修订本的内容结构没有变动,出版前,绝大部分文章都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或补充材料,或陈说新见,或补正缺讹。修订本以“笔谈”的形式刊登何九盈的《汉字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胡双宝的《仓颉作书今说》、张猛的《独立·变易·中庸·和谐——汉字文化问题的几个视点》和顾问曹先擢的《汉字的性质和汉字文化》、特约审稿人王宁的《谈汉字与文化的互证关系》,展示21世纪对汉字文化的认识。修订本共1180千字,以流行的16开本印制,两种装帧,定价分别为238元和180元。(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