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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指数调节与国家发展战略①

2010-09-16刘源甫刘恒玲

关键词:基本规律幸福感民众

刘源甫,刘恒玲

(1.湖南工业大学外语学院,湖南株洲 412008;2.株洲市园林绿化局石峰公园管理处,湖南株洲 412005)

幸福指数调节与国家发展战略①

刘源甫1,刘恒玲2

(1.湖南工业大学外语学院,湖南株洲 412008;2.株洲市园林绿化局石峰公园管理处,湖南株洲 412005)

幸福感是人类的普遍意识形态。民众对生活期待、追求和满足的幸福感受与国家所能提供的物质消费资料之比,即幸福指数,它具有可教育性、可培养性、可诱导性和可调控性。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和国家发展战略,国家积极参与幸福指数的引导与调控是必要的。

幸福指数;国家发展战略;生态;可持续发展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60周年庆典的举办,在中国的土地上,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已经进行了整整 60年。在深入探讨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方面,研究硕果累累,事关国计民生的研究课题也不断涌现。其中一个崭新研究课题就是如何看待民众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即评价一个社会的国民幸福感和幸福指数。

依辩证唯物主义物质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幸福感是民众对物质生活消费资料满足、产生精神愉悦的一种感觉;幸福指数则是一个国家或社会,在一定时间范围内,人们对幸福生活期待、追求和满足感与国家所能指供的物质生活基数之间比例。在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党和政府理论上始终还是坚持把发展生产力,以满足民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消费需求当作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和首要任务。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各级政府部门也把提高国计民生,使民众生活幸福当作头等大事来抓,以此作为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和依据。这对一个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的贫穷落后的中国而言,无疑是正确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

一、基本规律的困境

(一)基本规律运行窘境

解决民众温饱问题、解决社会小康问题十分必要。但是,真理同错误的差距有时就只是一步之遥。在启动了按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消费理论为指导原则的大工业生产后,对物质资料消费的追求就像一匹脱了缰绳的野马,已经无法由政府掌控。特别是 21世纪开始的 10年金融危机期间,连国家也无可奈何出台各种政策,如补助未到期车辆提前报废,鼓励购置新的车辆,同时还补贴家电、机电产品下乡。在貌似积极拉动经济内需画面背后,是巨大的物质生活资料浪费性消费黑洞。

(二)基本规律脱离实际的后果

满足民众的物质资料消费水准的前提是大肆开采地下资源,毁灭性砍伐森林资源,无序开垦滩涂湿地,围湖造田,毁山造地,任意修建堤坝,改变河流走向,不断侵吞地表植被,不加控制地放牧等等。

表面上,民众的物质消费水平提高了:民众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从以前的粗包装演变为豪华包装,再演变为今天的超豪华包装。包装的内容没变,月饼还是那个月饼,但超豪华包装耗费的综合生态资源,破坏的自然生态环境却是以几何级率方式在增长;住房由木板树皮演变为红砖瓦房,再演变为豪华装修的电梯房、别墅,房内的内容没有变,人还是那个人,但钢筋水泥建筑却使人远离了曾经孕育过人类的自然,各种无机物属性疾病如影随行,莫名其妙;昔日洗涤用的有机物茶枯,演变为肥皂,再演变为无机物洗衣粉,演变为超豪华浓缩无机物洗洁精,洗涤的内容没有变,衣服还是那件衣服,但江河湖海的所有水体、水资源全都给污染;课堂粉笔黑板演变为今天的电教设备,再演变为投影仪、因特网、多媒体,教学的内容没有变,知识还是那个知识,但超豪华教学设备在耗费综合生态资源、破坏自然生态环境上也毫不逊色。

本质上,当代人们的生活已经置身在一个岌岌可危的生态环境里,尽管物质享受已是琳琅满目,予取予求,但人们真正的生活幸福感已经是空前的低迷,国民生活幸福指数已无法反映民众对物质资料消费的满足感。显然,有必要检点这一发展的基本规律,让事实与历史的发展证实这一规律的局限性,丰富并发展这一规律的内涵,实践“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古训。

长期以来,国内外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主要来自两个不同的文化观念和经济背景:一是对于中国而言,解决民众温饱问题和解决其它民生问题远未达到能够提供最基本保障的程度,节约和朴素成为必然;二是国外为民众提供物质消费资料缺乏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不计后果,千方百计地调动一切手段,开发一切生产潜能,消耗一切资源,以满足民众对物质消费无休止、无穷尽、极为奢华的要求。两个方案都源于缺乏对生活幸福概念内涵的科学研究,缺乏对幸福感的科学培养、教育与引导,以及对幸福指数的政策性调控。

二、对基本规律的反思

(一)理论研究滞后实际发展

我国长期以来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与民众日益增长的对物质资料消费的需求。直到今天,关于“代表中国最广大的民众的根本利益,必须坚持把民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民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中前进,使民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的观念,在我国理论界和经济学界似乎还没有人怀疑过它的正确性,认为这对矛盾将贯穿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尤其要包括今天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一基本规律或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果真如此吗?果真贯穿社会主义全阶段吗?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政府,永远也无法,也不应该去满足它的民众对物质消费不断增长的要求。自然能够给经济发展提供的资源与环境是有限的,这是一对矛盾。[1]世界各国不能正确引导和调控民众对物质消费的需求观,培养和教育民众正确的物质资料消费意识,严重的后果已经出现(见表 1);我国这方面的状况之严重也不容忽视(见表 2)。我国各级政府、各级相应的权力部门,应该重新审视现代社会条件下和物质生态环境里国民生活幸福指数的内涵,重新认识发展生产力满足民众对物质消费需求的内在矛盾和存在的问题,使国家和社会权力部门对这个矛盾或社会基本规律有一个主动的、积极的适应,并且能够进行有效调控;从思想意识上培养民众正确的、健康的、理性的消费需求观念,使民众的消费观念与地球资源、地球生态环境有一个合适的、满足可持续发展条件的、有真正国民幸福感的均衡发展合适度。

要满足民众对物质与环境的需求,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见表 2)。

表1 世界性无序物质消费恶果现状

表 2 中国无序物质消费恶果现状

(二)基本规律内涵的丰富与修正

正如同马克思、恩格斯在浩如烟海的人类社会复杂事务中,将目光放置在人人每天都能见到却从未认真思考的商品上,从而创建了揭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学说。本文切入点也正是从屡见不鲜,耳熟能详的“发展生产力,满足民众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消费的需求”理论问题上,开拓新的视野,培育出可供思想理论界和哲学界探讨的新的思维元素,明晰该问题与国家战略高度之间的关联。

在一定程度上,由国家掌控,对民众所需某些物质资料消费门类进行干预或控制、甚至进行定额分配,不是社会的倒退,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倒退,更不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倒退,也不是重回计划经济时代,相反,是一种科学消费观念的理性回归。毕竟,计划经济也含有市场经济的要素,市场经济同样也是必须有计划的。虽然我国民众对计划经济时代的物质极度匮乏记忆犹新、谈虎色变过。作者发表的文章《幸福是一种感觉》,[2]就深刻地阐述了物质供应的泛滥与计划供应的严谨给人幸福感完全不一样的事实。可以通过管理或行政立法等方式教育、培养、引导、调控国民幸福感。从而探索解决落后生产力与满足民众日益不断增长的对物质消费需求的矛盾或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与国情和生态环境的不相适应性的有效途径;证明培养和教育民众具有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的消费观念和幸福感调节的可行性,[3]证明国家和行政权力部门可以而且应该主动、积极调控民众幸福指数。也许幸福是心理层面的东西,但正是心理层面的东西,国家尤其要加强调控,防止追求幸福的盲动和盲目。

政府可以干预经济,这是经济学一个最重要的基本原理。[4]政府可以用看不见的手使市场有效地配置资源,促进效率与公正;同样,健康、正确、理性和科学的国民幸福感与可持续发展的两型社会国家发展战略具有一致性。

(三)基本规律创新理据

运用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可以更好地阐明发展生产力与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消费需求基本矛盾,理清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与社会生态环境的不相适应的过去,立足现在和规划将来。

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权衡取舍之一发生在清洁的环境和高收入水平之间,也发生在无序追求幸福感与环境的破坏之间。如果对这一矛盾或规律不加以科学引导和调控将会造成认识误区和严重后果;看到过去数十年间发生的吓人的数据统计,便可坚信政府对民众幸福感培养和国民幸福指数调控的必要性、可行性和迫切性;而若放任自流,不加遏制,则更加确信已经或正在产生的后果之严重性、危害性和灾难性。

首先,依据国家或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原则,强调幸福感和幸福指数必须适合国情,必须满足国家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规律。从宏观经济学角度看,社会福利是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之和。所谓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是人们对自我生存状态的满足感,从经济学角度看,就是消费满足后的愉悦感和生产后获得剩余的满足感。因此,国民幸福感和 GDP之间联系是主观的关联,主观关联是可以调节控制的,这是科学国民幸福观的理论依据。

其次,国民幸福感和幸福指数就像这个术语本身所表示的意义一样,是人类追求生活一种表现心态和心理活动的有序行为和算术比例。如果是可计算的比例,就意味着两个参数之间存在的关联必然表现为同比、正比或反比。依唯物主义辩证观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揭示客观存在的国家调控民众群众幸福感和幸福指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是有利国民的大事,在当今世界性能源枯竭之时,意义重大。

第三,国家教育、倡导、培养和鼓励对民众幸福理性追求的政策可行性研究,不但能够为国家和政府调控物质资料的生产和管理提供直接的理论依据,也能够帮助国家和政府各个部门获得立法理论依据,用法律的形式和条文加强教育、宣传和组建实施物质消费有效管理的体制,使国人的生产、消费观念趋向理性化,使全国范围内物质消费资料生产与良好的环境利用和保护稳定在可持续发展的平衡度。[5]“国民幸福指数”评价体系只不过是全面衡量和谐社会的重要指标,实践才是真正重要的。

本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马列主义精髓,本文认真反思,科学求证,实事求是,提出丰富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规律的认知观,与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方向一致,与中国民众总的、可持续性发展根本利益和两型社会建设一致。

[1]周天勇.新发展经济学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34.

[2]刘源甫.幸福是一种感觉[N].株洲日报,2009-12-29 (4).

[3]刘源甫.语言生态规律与信息创新研究[J].语言杂志, 2003(1).

[4]格里高利·曼昆.经济学原理[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135.

[5]聂华林.生态经济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157.

责任编辑:骆晓会

TheM odulation of Happiness Index and the State Development Strategy

L IU Yuanfu,L IU Honglin

(School of Forign Languages,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uzhou,Hunan 412008)

Happiness is a universal common sense,and the happiness index is the ratio of happy sense expected, sought and satisfied against the consumption ofmaterials that a government provideswith.The sense bears features of education,cultivation,induction and modulation in order to build an energy-conserving and environmentfriendly society,thus realizing highest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n which the country can play a role in the areas of guiding and adjusting.

happiness index;state development strategy;ecology;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912.6

A

1674-117X(2010)04-0066-04

2009-12-18

刘源甫(1953-),湖南长沙人,湖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文化信息、生态学;刘恒玲(1960-),女,湖南长沙人,株洲市园林绿化局高级政工师,研究方向为经济管理、科学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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