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德进 陈 捷

摘要：从技术进步视角看，“东亚奇迹”是东亚各国通过“雁阵”技术转移，将外生性后发优势转化为内生能力优势的结果。工业化的东亚模式，不仅强调技术引进消化，同时强调自身能力构建和国际市场导向，从而有利于缩小与国际先进技术水平的差距。而拉美国家通过出让国内市场、换取国际投资，节省了技术研发投资和市场风险，却断送了自主技术研发和自创品牌的机会，忽略技术的内生化发展，因而难以形成“自我维持性增长”循环。

关键词：技术进步；雁阵模式；后院模式；自我维持性增长

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0)04－0046－05

收稿日期：2010－04－20

一、引言

20世纪中叶，拉美与东亚基本上处于同等发展水平，有些拉美国家的发展水平甚至明显高于东亚。比如，1965年，韩国和泰国的人均GDP只有100多美元，而委内瑞拉、智利和巴西的人均GDP均超过600美元。当时的东亚是世界上比较贫困，的地区之一。但在过去的短短30年内，一些东亚国家就跻身于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行列，日本、韩国等国已成为“富人俱乐部”成员。而同期的拉美国家，其经济虽然也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总体上明显不及东亚(吴德进等，2009)。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因债务危机而陷入了“失去的十年”。

从历史上看，尤其对于相对落后的国家来说，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增长来源的重点是不相同的。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其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资本积累(吉尔等，2008)。由于资本相对于劳动力、土地及其他资源来说更加稀缺，因此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是递增的。这一阶段并非没有技术进步，只是由于技术在国际上是成熟的，几乎可以无(额外)成本获得，因此这一阶段的重点是资本积累。在资本积累到一定时候，其边际生产率开始递减，而要发展较高级的产业(如钢铁、化工)，其技术比较复杂且不能公开获得，这时经济继续较快地增长，就必须主要依靠包括技术模仿在内的技术进步(吉利斯等，1999)，即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加以适当改造，使之本地化。由于技术模仿成本一般低于自主创新成本，因此相对落后的国家在经济起飞的第一、第二阶段经济增长相对发达国家较快。例如，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比英国增长快；20世纪50、60年代的日本比美国增长快，都是典型例子。但是，当后进国家越来越接近先进国家时，它就没有什么可以引进和模仿的了。这时，经济的持续增长就越来越取决于创新的能力和创新的速度了。因此，本文试图从包括技术模仿和技术创新在内的技术进步视角，对东亚和拉美发展道路进行比较，以期得到一些有益的结论。

二、后发技术的赶超与“陷阱”

一般认为，对于后发优势国家而言，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由于存在着国际贸易、外国直接投资以及非附着的知识流动等渠道对知识和技术溢出的正面影响，因而可以获得技术赶超的后发优势。

如图1所示，如果一个经济B是完全封闭的，而且相对技术落后，那么外商直接投资为零，从而Y等于零，使得该经济处于x坐标轴上的某一点，设为c点。此经济的技术进步完全是内生的，因而不存在任何的国际技术传递和技术扩散，“后发优势”也就不存在。由于落后国家的技术累积程度低于先进国家，因此其技术TB的增长速度小于先进国家技术TA的增长速度，落后经济的相对技术x将逐渐减小，在图1中表现为由C点向0点移动，表示落后国家与先进国家的技术差距越来越大(世界银行，1995)。

当经济B由封闭转向开放时，由于存在技术差距，经济B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开始出现并逐渐增加，技术转移和扩散的速度与外资依存度和外贸依存度成正比率增长，因此，开始的时候技术传递的速度较慢，B国技术进步增长率仍低于A国的技术进步增长率。B国的相对技术和外资依存度的点在图1中C到D的曲线上。在此过程中，虽然B国的相对技术x在减少，但由于自身的技术创新和国际贸易的技术转移，使得B国的绝对技术水平的提升较经济封闭时快得多。当FDI和国际贸易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即B国的外资依存度超过D点时，这时x和Y的值同时增加，由曲线DE间的点逐渐收敛于均衡点E。开放程度高的国家和地区能更好地通过FDI和国际贸易更多地吸收先进国家的先进技术。这时，后发国家的技术进步率会快于先进国家。

根据后发优势理论，只要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技术差距，发展中国家就可以通过国际技术转移，利用发达国家的知识和技术储备，取得远比发达国家高得多的增长速度，从而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国内学者(李平，2006)用新增长理论模型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在理想状态下，若存在完全的技术扩散，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将最终收敛于统一速率，并且是向发达国家的增长速率收敛。20世纪70～80年代，“亚洲四小龙”采取开放的经济政策，积极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这段时期，“亚洲四小龙”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速度都非常快。然而，事实上的技术追赶却不是一个普遍现象，跨越更是十分罕见。二战以来，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并没有缩小，而是急剧地扩大，使其在跟踪和追赶国际先进技术的道路上已经渐行渐远，从而可能陷入“后发优势陷阱”。

因此，后发国家技术追赶过程中要着力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充分利用模仿型后发优势；二是如何发掘高层次创新型后发优势。其中，第一个问题是目前很多后发国家最为关注的，经济学家已经研究且得出结论：要实现有效的技术模仿，发展中国家必须具备一定的技术势能和良好的技术吸收能力。一旦不具备这两个条件，即使先进技术流向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流动的有效性也较差。

三、东亚与拉美技术转移模式比较

东亚与拉美利用模仿型后发优势的效果存在差异，显然与两个地区间的技术能力差异有关。而技术差距是产业转移升级的诱因，因此东亚与拉美产业结构转移模式的不同大致可以刻画两个地区利用模仿型后发优势的技术效果差异。在这里，我们分别用“雁阵模式”和“后院模式”来概括。

(一)东亚技术转移的“雁阵模式”

在东亚工业化进程中，作为技术转移和产业转移的源头的日本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以日本为核心的分工模式和技术转移模式也常被称为“雁阵模式”。在东亚“雁阵”技术转移路径中，美国是技术转移的源头，日本是美国技术转移的目标国，其后是东亚第一代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新加坡、韩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和第二代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国)，最后是中国和印度等第三代新兴经济体。在这一模式中，日本积极从美国等发达国家吸收先进的生产技术，并且在国内改造、吸收、利用后，将这些技术向“雁阵”中的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转移。

由于东亚各国的技术实力和具体资源不同，对

技术转移和扩散的比较优势引力和需求吸引力也各不相同，由此导致东亚各国在技术“雁阵转移”中各具特色(朱有志等，2003)。例如，日本具有很强的技术学习和模仿能力。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时，以专利引进为主，特别注意技术的产业化模仿、吸收和应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技术改良、集成和综合创新，最终走向了自主创新。大部分东盟国家和中国，在大力引进外国直接投资过程中，相对注重关键机器设备和先进成套设备等“硬技术”的进口，然后将之与其他生产要素结合起来，迅速扩充生产能力和填补一些技术空白，相对忽视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杰里菲等，1996)。在信息化追赶中，台湾模式由于比较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成为美国以“温特尔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个人电脑产业的代工基地，迅速提升了自身的技术能力。与日韩电子公司都是综合性企业集团不同，台湾地区企业大部分都是美国式的单一型电子公司，首先保证营业额和利润收入，因此选择风险小、不与国外大厂发生竞争的代工方式进入美国跨国公司的信息产品生产体系，不仅制造业，而且上游设计业和下游封装测试业都形成了以代工为主的局面。在急速采纳、消化新引进的生产技术、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能力、满足美国企业订单需求的过程中，台湾企业采纳先期生产劳动密集型消费品的方法，接受美国订单的企业再进一步将生产外包，由众多的中小型企业在市场此起彼伏地形成一个广泛的分工协作网络，以分散风险、降低成本负担。这样，美国主导的信息产品市场延伸到台湾保证了其低成本和扩张战略得以持续，而台湾地区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信息产业群在融入美国个人电脑产业的进程中，自身技术水平和技术能力在“干中学”中得以持续提高。

尽管如此，东亚各国在产业与技术“雁阵转移”中亦表现出共同特点，即东亚各国既没有被动地接受从日本转移过来的产业，也没有固守自身的比较优势，而是在引进高新技术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同时不失时机地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的动态演进与升级(大野健一等，1999)。总体上看，东亚的技术溢出途径主要有两种：

1.竞争和网络联系。首先，美日跨国公司不断加强与东亚当地供应商之间的合作和交流加快了对东亚的技术扩散和溢出。20世纪90年代，美国企业在东亚生产网络不断扩大，其亚洲子公司逐渐从印刷电路板向具有更高自主程度的最后组装转变，向增加零部件生产和最终系统的附加值转变，向承担高附加值系统的全球供应商转变，进而带动越来越多的亚洲本地生产商逐步变成熟练的部件、组件甚至整个系统的供应商。东亚与美国生产网络的形成和紧密，不断加强了双方的技术交流与合作，甚至包括跨国公司对东亚供应商的质量规范、过程监控等强制要求。所有这些，十分有助于通过后向联系促进先进技术在东亚的技术溢出和扩散。其次，东亚地区间的竞争合作加快了技术扩散和溢出。20世纪90年代，日本技术转移的最早受益者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开始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转移到中国内地、菲律宾和泰国等，由此带来制造业的低成本竞争，使得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等东亚新工业经济体被迫进入更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投资于资本密集型业务领域如IC芯片生产、IC包装或者精密制造等。这一期间，国际生产网络和区域采购模式的变化共同促进了东亚地区研究开发网络的形成与发展。

2.模仿和学习效应。美、日投资的国际制造业生产网络为东亚地区提供了重要的转移技术和技术学习渠道。除了外国直接投资之外，购买许可证、代丁制造(OEM)、委托设计制造(ODM)、分包、海外并购或策略性技术合作等都是东亚后起企业获得外部先进技术的重要方式。显然，技术模仿和学习，不仅取决于产品和工艺技术，而且也取决于制造商的类型，比如合同制造(CM)、委托设计制造以及代工制造等。而这三种类型的制造商在东亚地区不仅都存在，而且一直处于从CM到OEM、再到ODM、最终向OBM(自创品牌制造商)的动态演变之中。这个过程正是东亚地区技术模仿和学习的典型过程。在东亚，OEM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才大量出现。当时，东亚零部件和设备制造商建立的庞大基础设施为其创造了良好条件(科鲁夫等，2003)。以韩国为例，作为代替合资企业的OEM，使得韩国企业利用国际品牌和分销渠道大量出口商品，跨国公司还帮助其培训工程师、选购机器设备并向后来者供应原材料和资本货物。韩国企业根据跨国公司或买主提供的总体设计，承担部分或全部产品的工艺设计和生产活动。利用这一渠道，韩国企业通过巨大的内部努力、试错法投资以及在岗培训等学习外国技术。1993年韩国对外贸易协会的统计表明，韩国对欧洲的出口总额中有61％是OEM方式进行的。

随着跨国公司对ODM供应商依赖性的提高，东亚企业在建立自己的品牌形象和国际销售渠道方面加快了步伐。根据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BCG)1995年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电子工业部门的研究开发、设计、制造、营销和销售能力进行的评估，如果以日本为基准，则韩国在研究开发、设计和制造方面非常强，营销和销售能力方面居于中等；中国台湾省拥有与韩国相似的能力(在设计和制造方面稍强)，在研究开发、营销和销售能力方面居于中等；新加坡在研究开发、营销和销售方面弱，但在设计和制造方面拥有与韩国和中国台湾省相当的实力。

(二)拉美技术转移的“后院模式”

如果说东亚产业结构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与日本有关，那么拉美产业结构的变化则直接受到美国的影响。正如拉美流传的一句话：“我们的不幸在于，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拉美历来是美国的“后院”。美国与拉美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不仅体现在安全战略上，而且还反映在双边经济关系方面。美国既是拉美的最大投资国和出口市场，也是拉美所需资金和技术的主要来源。而美国在拉美的经济利益就在于拉美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廉价的劳动力和数亿人口的市场。拉美与美国之间长期形成的这种密切的经济关系，使拉美国家产业结构的变化受到美国的极大影响(江时学等，2001)。

二战后，美国在拉美的直接投资快速增长。投资的重点从自然资源开采和农业部门向制造业转移。这一转移与拉美产业结构的重大变化是相辅相成的。“后院模式”与“雁阵模式”的共同之处在于两者都是发达国家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等形式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但两种模式也有一些差异。在“雁阵模式”中，产业结构的梯度层次十分清晰，比较落后的东亚国家引进日本已消化、吸收、融合过的美国先进技术，在日本将技术转移给第二代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过程中，考虑到不同的东亚国家拥有不同的技术能力和市场容量，因此，转移的技术都是针对各个国家的后发优势而定的，这样，较落后的东亚后发国家与美国先进技术之间，夹了一层日本的过滤网，过滤掉一些落后国家难以直接吸收利用的

先进技术，将适宜技术伴随产业转移到东亚各国。

而在“后院模式”中，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等主要拉美国家在工业化水平达到一定的高度后，由于拥有较大的国内市场、劳动力价格较低的比较优势依然存在等原因，并没有向工业化水平较低的拉美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就使多数拉美国家失去了竞争和网络联系带来的技术扩散和溢出机会。同时，一些拉美国家直接接纳来自美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技术生产能力与美国差距过大而没有足够的技术消化能力，从而造成引进技术资源的浪费和对美国技术的简单依赖。

(三)东亚和拉美技术发展道路比较

对比工业化的拉美式道路和日韩式道路，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利用后发优势的技术战略，后者仅仅停留于利用外生性后发技术优势，而不注重其内生化；前者则充分地将外生性后发优势转化为自身能力，结果出现了工业化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拉美道路的特点是敞开大门，鼓励各跨国公司进来合资合作、设厂竞争，不追求民族品牌；而日韩则强调国家发展自主工业(自主知识产权、自有品牌)，高度重视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重视自有品牌，为保护民族工业不惜搞市场壁垒。拉美式道路是遵循“国际自由竞争”和“比较优势”论的、政府放任自由的产业发展道路；日韩式道路是政府强烈干预市场的(国家确定产业发展目标、实行市场保护和倾斜支持)、注重自身能力构建的发展道路。

东亚国家和地区在选择一条引进资本与技术一发展扩大出口加工业一创汇还债和促进自主经济发展道路的同时，技术进步也选择了由技术引进一模仿创新一自主创新的技术发展路径，不仅节约了大量原始开发成本，而且在高起点上进行赶超。从20世纪60到80年代，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技术政策目标经历了以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战略向以增强自主研发实力为主的战略转变。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东亚在模仿创新和引进技术的过程中，并没有简单地引进与模仿，而是根据自身人力资源丰富和资源贫乏的国情进行消化创新，选择开发劳动密集型技术与资源节约型技术。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以来，节约能源和资源、发展循环经济成为日本等东亚先进国家技术发展的方向。

拉美式道路是通过出让国内市场、换取国际投资，虽然增进了居民福利、节省了技术研发耗费、减少了投资风险和市场风险，但其代价是断送了自己的技术研发和创立品牌的前景，民族产业和本国市场被跨国公司所控制，逐渐陷入依附型经济的深渊。工业化的日韩模式，不仅强调技术引进消化、也强调国际市场导向，是一种典型的以自强为目标的内生后发优势战略(见表1)，与拉美停留于外生后发优势战略有着本质区别。而拉美式的产业发展道路，也促进了GDP的稳定增长，但经济体系的创新研发机制很弱，摆脱不了对强国的依附(“美国后院”)，最终影响国家独立行动的能力(Doggson，2000)。20世纪90年代，主要拉美国家曾经对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进行了两次摸底调查。结果显示，拉美企业自主创新活动的深度与广度均十分有限。整个90年代，拉美的专利自主率都呈现下降趋势，专利授权量上升主要靠居民专利授权量增长拉动。同期，从发明系数指标来看，除墨西哥该指标有所上升外，其他拉美国家基本上没有变化。这说明，大多数拉美国家的自主创新处于停滞的“技术依赖”状态。

四、结束语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是技术知识水平及其增长率而不是其他因素决定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绩效。因此，新兴经济体在利用后发优势进行经济追赶的过程中，既要根据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充分利用模仿型后发优势，又要注重超前进行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投资以增强社会能力，才能不断发掘和构建高层次创新型后发优势。很明显，“东亚奇迹”的创造是东亚各国通过“雁阵”技术转移、充分地将外生性后发优势转化为内生性能力优势的结果。东亚的丁业化模式，不仅强调技术引进消化，也强调自身能力构建和国际市场导向，从而有利于振兴民族产业，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实现跨越式发展。而拉美式道路，则主要通过出让国内市场、换取国际投资，虽然增进了居民福利，节省了技术研发投资和市场风险，却断送了自主技术研发和自创品牌的机会与前景，而长期停留于利用外生性后发技术优势，相对忽略技术的内生化发展，因而难以形成“自我维持性增长”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