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贝托·埃科

我曾经谈到过我与的士司机之间的趣事。与其他城市相比，这种经历以发生在纽约最为有趣。原因有三：第一，纽约的的士司机来自世界各地，语言、肤色各不相同；每个人都配有一张小牌子，上头写着自己的名字。因此，每次上车后，辨认他们究竟是土耳其人、马来西亚人、希腊人、犹太人还是俄罗斯人就成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们中的很多人总是通过他们自己的电台相互联系，电台里说着他们的语言，播放他们的歌曲，因此，有时打的去中央公园就好像是打的在加德满都旅行。第二，在纽约没有人把的士司机作为终身职业，而只是一份临时工作；因此，握的士方向盘的有可能是一名学生、一位失业的银行员工，或是一个刚来不久的移民。第三，纽约的的士司机总是一批批地出现。在某个时期，大部分司机都是希腊人，过一段时间后又变成了巴基斯坦人，之后又是波多黎各人，诸如此类。通过这一点我们可以观察到移民的浪潮起伏，以及各个种族的胜利：当某一群的士司机从这个行业消失时，就意味着他们碰到了好运气，声势壮大了，说明他们可能转移到烟草店、蔬菜店里工作，转移到城市的另一个区域生活，登上了一个新的社会台阶。

因此，除了能够观察的士司机个体的心理差异（有的歇斯底里，有的古道热肠，有的投身政治，有的反对某主义）之外，出租车更是一个观察社会现象的绝好场所。

上个星期，我碰到了这样一个司机，他是有色人种，名字很难拼，后来他告诉我他是巴基斯坦人。聊到这儿的时候，他问我是哪国人（纽约的外来人口相当多），我说我是意大利人，于是他就开始问我问题。看上去他似乎对意大利相当感兴趣，后来我才明白，他之所以有这么多问题，是因为他对意大利一无所知，既不知道意大利在哪儿，也不知道那里说什么语言（通常，当你告诉一个的士司机在意大利人们讲意大利语时，他们都会感到很震惊，因为他们已经习惯性地认为全世界都在讲英语了）。

我快速向他描绘了一下，说意大利是一个半岛，中部是绵延的山脉，而周围则被一圈海岸线包围，那里有许多美丽的城市。当聊到意大利的人口时，他惊讶于意大利的人口居然那么少。随后他又问我意大利人是否都是白种人，还是多种族混杂。我向他大致解释说，起初，所有的意大利人都是白种人，但现在也有一些黑人，不过数量比美国要少。他当然也想了解意大利有多少巴基斯坦人。我回答说，可能有一些，但比菲律宾人和非洲人少。听了我的回答，他显得不太高兴，或许在想为什么他的同胞不愿意去意大利这个国家。

我又傻乎乎地告诉他意大利也有一些印度人，他立刻怒视着我：我不该把两个如此不同的民族相提并论，不该提起这个在他心目中如此低等的民族。

最后，他问起谁是我们的敌人。我问：什么？于是他耐心地向我解释说他想知道意大利人目前正和哪个民族打仗，不管是为了领土争端、种族仇恨，还是边界侵略等其他原因。我说我们没有和任何民族打仗。他继续耐心地问我谁是我们的宿敌，也就是那些曾经和意大利人相互残杀的民族。我再次重申我们没有这样的敌人。最近的一场战争发生在五十多年前，即使是在那场战争里，我们也没有搞清楚过究竟谁是敌人，谁又是盟友。他对我的回答很不满意，并坦白地说他认为我在撒谎。一个民族怎么可能没有敌人呢？

那件事就到此结束了，我为本民族这种麻木的和平主义而多给了他两美金的小费。但我一下车就忽然想起了刚才本应该告诉他，却一时没有想起的正確答案。这种现象被法国人称为马后炮。

我应该告诉那个司机意大利人是有敌人的，但不是外来的敌人。他们也根本无法确定谁是自己的敌人，因为他们总是在内部持续地争斗。意大利人之间总是在斗争：城市跟城市斗，邪教与正教斗，阶级跟阶级斗，政党与政党斗，同一政党中的成员相互斗，大区跟大区争，政府跟司法部门争，司法部门又与经济部门争，国家电视台与私人电视台争，联合政府之间的成员互相争，部门与部门争，报纸与报纸争。

我不知道那个司机是否能听懂我这样的回答，但如果我刚才这样回答他，至少不会丢脸，做一个没有敌人的国家的公民。

1996年

（婴宁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密涅瓦火柴盒》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