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作庭记》与《园冶》比较中看中国古代造园演变

2010-08-15张文娟

山西建筑 2010年17期

张文娟

中国的园林是与建筑并行发展的，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只是，建筑由于夯筑基础、立木构屋得以更好、更久远的保留下来。园林则不同，我们今天所引以为傲的古典园林多成于明清时期，园林本身的自然性使得它不易被长久保留。除了实物的缺失，我国古典园林虽然经历过隋唐的全盛期和宋代的成熟期，却没有一本造园的专著流传下来。按照明朝人郑元勋的解释“园有异宜，无成法，不可得而传也”[1]。直到明末园林发展集大成时期，计成所著《园冶》一书，才填补了我国造园专著的空白。但这部书局限于反映明清时期的造园活动，对于我国早期造园研究，也只能通过诗词、画论和相关文献推测揣摩。2000年前后张十庆先生向国内系统引介了日本古代最早的造园专著《作庭记》。日本的园林和文化一样，源于中国早期园林的东渐，反映中国盛唐时期的园林特色。《作庭记》的引入，为中国早期造园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

1 《作庭记》与《园冶》的概述比较

《作庭记》是日本平安时代的造园家在多年见闻的园事日记基础上编撰而成的。全书分十二卷，详述了立石与理水的原则、形式和方法，也涉及植树与作泉，并主要记述了当时盛行的寝殿造庭园的建造。这本书在日本以秘传书的形式流传，列举了大量造园禁忌，直接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思想与文化[3]。书中的论述不仅代表了日本古典园林的精髓，同时也是中日造园文化交流的产物。

《园冶》是造园家计成总结了毕生的造园经验完成的，虽成书于明末，却经过了300年的沉寂后才由国人经日本引介回来。书中以“兴造论”和“园说”开篇总论造园精髓，后面以十章分述了造园中相地、屋宇、铺地、掇山、选石和借景等方面的技术要点和风格特征。这本书系统地阐述了我国晚期造园特点，是我国古典园林史上迟来的瑰宝。一本是早期中日造园交流的成果，一本是晚期中国造园思想的集大成者，两者的比较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和全面的看待中国古典园林。

2 从《作庭记》与《园冶》的比较看中国古代造园演变

2.1 建筑与园林关系上的演变

《作庭记》中记载了“寝殿造”建筑和与之相对应的“寝殿造庭园”。“寝殿造”是日本平安时代以寝殿为中心的贵族宅邸形式，其基本形制为:中央寝殿，两侧配屋，其间连以渡殿。配屋外侧向前伸出中门廊，到池沼边沿以钓殿结束。在中门廊中段开东中门、西中门，左右大致对称，从两侧进入。宅邸占地以方一町(400尺×400尺，合120 m×120 m=14 400 m2)为标准。建筑以寝殿为主体，坐北面南置于宅邸中央，前侧为南庭(约18 m～21 m)，庭南为广池，庭池合为庭园的中心。“寝殿造”早期受唐代的建筑影响较多，呈对称形式端整格局，但后期结合宅院及园林布局转向自由和非对称形式[4]。从日本平安时期宅园图示中可以看到，建筑与园林各踞宅地一边。建筑没有渗入园林中，而是将园林作为前庭景观，在建筑与池岛间还留有供礼仪用的前庭。园林中以自然元素为主，偶有木桥和乐屋(乐屋是宴游行乐时的临时建筑，建筑的规模很小)。这时期还处于将园林与建筑结合的初期，从仿写自然到掌握自然，将其提炼与典型化，但人的居所与典型化的自然之间仍然是观望的姿态。建筑以П形式半围合园林，边界清晰。从《作庭记》一书的内容分布也可看出，作者理解的园林更多是对自然的模拟与提炼，人工痕迹较少，仅在最后“杂部”一篇中寥寥几笔论及建筑，并未将其与园林综合起来谈。

相比之下，《园冶》中记载了大量的园林建筑。在相地、立基、屋宇、装折、门窗、墙垣、铺地、掇山、选石、借景十篇中，与建筑直接相关的篇幅占到一半，反映了明清造园的人工化特点。建筑与园林相互渗透，成为“可观、可游、可居”的城市私园。“屋宇”一篇中谈到“凡家宅住房，五间三间，循次第而造;惟园林书屋，一室半室，按时景为精”[1]。自由的“园林书屋”从规整的“家宅”中分离出来，渗透到园林中，并且不再只是观望之所，更成为园林的主要景观。早期在住宅中引入园林是为了满足人们向往自然的心理，到了明清时期，园林的功能更加生活化、世俗化，被加注了很多的社会意义，成为人们生活情感的组成部分。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私园的面积趋小，也是促使建筑与人造自然山水更加亲密的原因。

山水是自然界的代表，理石和理水也就成为“师法自然”的东亚园林中重要的两项内容。

2.2 理石方面的比较

“立石”的重要性在《作庭记》中从开篇的“立石要旨”就明显表现出来。“立石”在日本造园文化中含义深刻广泛，常表作庭、造园之意。石在《作庭记》中记载的造园技术中，始终处于关键位置，不仅有“凡立石，先择一形佳之主石立之”，在“立泷次第”篇中又有“凡作瀑布，以择落水石为先”，在“遣水事”篇中更有“凡作山水，必立以石”的论述，可见，相石、理石对整个园林的重要作用。石头在这里被认为是有灵性的，所以石头的方位、位置、石体本身的正反都在“立石禁忌”一篇中被严格限制，从另一方面体现了“立石”对园林的重要性。

石在园林中既有重要的作用又需谨慎使用，所以《作庭记》中的立石强调在关键处选择恰到好处的石头。自然界的石头经过自然力作用，与其所处环境相适而生。园林是人模拟自然，石头从各处搜运集中一处，依据地势，提炼要摹拟的自然地貌特征，将形态好的石头作为主石先立，配石与其组合。整体的造景更加强调群石的对立统一，有逃有追，有倾有支，重视石头本来的形质和石体的平衡。这些，都体现了早期较朴素的相石原则。

太湖石自古以来就被中国造园界视为石中上品。白居易在《太湖石记》中形容其“三山五岳，百洞千壑，缕簇缩，尽在其中”[1]，以太湖石最能精炼的表达中国人眼中的自然。虽然日本园林吸收唐代园林的精神和总的形制布局，但在具体的技术操作中，依然包含了本土朴素的自然观。这里，《作庭记》中的论述还是要结合我国古代造园文人的论述作有选择的参考。

《园冶》的置石集中在“掇山”一篇中，延续了对“奇石”的追求。“方堆顽夯而起，渐以皴文而加;瘦漏生奇，玲珑安巧”“取巧不但玲珑，只宜单点;求坚还从古拙，堪用层堆”[1]，可见单个奇石与作为堆砌材料的普通石头的不同用法。在作者大量的华丽词藻的修饰下，突出了石被赋予的丰富意义。“恕性爱石，园中聚奇石为十二峰，曰奎宿、玉女、帽、春兰、累黍、一云、印月、猕猴、鸡冠、拂袖、仙掌、千霄皆自为名，”这是清代俞樾在《留园记》中对石的形容[5]。与早期品石相比，后期更具象地模拟自然物，多了些趣味，少了些气魄，多了些造作，少了些朴实。但是，与《作庭记》中以石仿水的技法不同，《园冶》中“石的本性是山”的指导思想很明显，石堆叠成山立于园林不同位置，才最符合石的本性。当然，理石的一些基本技法还是统一的，如《作庭记》中主配石的立石思想在《园冶》中仍可见到，“假如一块中竖而为主石，两条傍插而呼劈峰，独立端严，次相辅弼，势如排列，状若趋承”[1]。

2.3 理水方面的比较

“水随器物而成形”暗示了《作庭记》中理水的指导思想。前面“立石诸样”“汀形诸样”“岛姿诸样”“立泷次第”以石作器，后面“落泷诸式”和“遣水事”表述了水在器中的形式和引导等。水是流动的，前面“器”的形成保证了后面的水形，是对老子“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的延续。与《作庭记》中大量系统的理水思想和技术相比，《园冶》中对水的论述都零散在“相地”“掇山”两大篇章中:“高方欲就亭台，低凹可开池沼;卜筑贵从水面，立基先究源头，疏源之去由，察水之来历”“假山以水为妙，倘高阜处不能注水，理涧壑无水，似少深意”“入奥疏源，就低凿水”[1]。虽然论述分散，但都表达了就地势而疏导，围山石添趣的理水原则。虽然理水方式与《作庭记》类似，但人工塑造的重点在山石而不在水。宋朝司马光在《独乐园记》中记载了他的自宅:“其中为堂，聚书五千卷，命之曰:‘读书堂'。唐南有屋一区，引水北流，贯宇下。中央为沼，方深各三尺，疏水为五脉，注沼中，若虎爪。自(沼)北伏流出北阶，悬注庭下，若象鼻。自是分而为二渠，绕庭四隅，会于西北而出;命之曰:‘弄水轩'”[5]。这里生动描述了对水的形式的比拟，可见在当时，水在造园中仍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这里我们可以推测，在早期的园林中，对山和水并没有过多的偏重，只是在后来的发展中，才对山有了更多的偏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