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彩霞

（河南大学外语学院 河南开封 475001）

论伯纳德·马拉默德《店员》中的团结意识

杨彩霞

（河南大学外语学院 河南开封 475001）

该文以罗蒂团结思想为指导，通过分析伯纳德·马拉黙德的长篇小说《店员》中主人公弗兰克感受美国犹太人的苦难而取得道德进步，进而与犹太人团结，而且马拉默德替受苦受难的美国犹太人发声，提升我们对苦难的敏感度，表达了他的人类团结希望。

罗蒂；团结意识；道德进步；马拉默德

一、概述

伯纳德·马拉默德（Bernard Malamud，1914-1986）是美国20世纪与索尔·贝娄和菲利普·罗斯齐名的著名犹太作家之一。他一生著述颇丰，发表了八部长篇小说和四部短篇小说集。其中，短篇小说《魔桶》获得国家图书奖，长篇小说《修配工》获得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奖。《店员》是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深受读者的欢迎和评论家的好评，被《时代》杂志评为“时代的一百部小说之一”，小说还因其深刻的思想价值和独特的艺术特色而荣膺美国全国文艺学院颁发的罗森塔尔奖。马拉默德的作品显示了对犹太传统和普通人困境的关注，阐释了通过受难来获得道德胜利的主题。

《店员》讲述的是发生在19世纪30年代美国的故事。店主莫里斯原是俄国犹太人，逃离俄国迫害来到美国，开了一家小杂货店，终日劳累不息，但日子仍很艰辛。店员弗兰克是来自意大利的非犹太移民，他到美国找工作，经常夜宿街头，忍饥挨饿。他看不起犹太人，和流氓沃德一起抢劫莫里斯的杂货店。后来他发现莫里斯并不富裕，生活十分困难，就来到这家小店当伙计。弗兰克精明能干，吃苦耐劳，使小店生意逐渐有起色。他爱上了莫里斯的女儿海伦，为了赴约会偷拿了收银机里的零钱，被莫里斯发现，赶出小店。一天夜里，他勇敢地营救了海伦，使她免遭汝德的侮辱，但他又奸污了海伦，致使两人感情破裂。不久，莫里斯病故，弗兰克又回到小店帮助海伦母女维持生计。在做店员时，弗兰克体会着犹太人苦难的生活，慢慢取得了道德上的进步，挑起扶养海伦和埃达的重担，最后皈依了犹太教，与美国犹太人团结起来。

目前，国外有关马拉默德的专著已经有23本左右。国内研究《店员》的主要是犹太性、意象对主题的延伸、寻家模式、苦难和苦难后的道德再生主题、文体叙事特征、父子形象等。本文虽然也是探讨道德进步的主题，但是从人类团结这个角度去研究。

二、理查德·罗蒂以及他的团结意识

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1931-2007）是当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思想家，也是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之一。1982年出版的《实用主义的后果》一书中，罗蒂提出了他的新实用主义主张，即在某种程度上对反本质主义、相对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某种认同。

出版于1989年的《偶然、反讽与团结》从传统哲学企图结合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问题性出发，指出西方传统上一直想要利用超历史的普遍人性的观念，将公共的正义和私人的完美统合起来。罗蒂在书中强调真理是被制造出来的，而非被发现的，历史是由无数偶然事件组合而成。真理都是用语言描述的，语言是人类创造的。没有语言，也就没有所谓的真理。他还勾勒出一位叫做“自由主义的反讽主义者”的人物，这个人物作为自由主义者，除了要坚持自由民主社会的基本价值之外，还相信“残酷是我们所作所为最糟糕的事”，希望人类的苦难终究会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侮辱终究会停止；作为反讽主义者，承认自己所最坚持的信仰、欲望、价值，以及自己用来描述理想自我的终极词汇，都是偶然的历史的和环境的产物，它们背后没有任何超越时间和机缘的基础。

传统哲学意义上的团结是由于人类具有根本的人性，但是罗蒂认为没有所谓的“人性”。他认为“团结乃是创造出来的，而不是被发现的。乃是在历史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而不是被当作一个非历史性事实来承认的。在“自由主义的反讽主义”乌托邦里，人类的团结有赖于我们对他人处境和苦难具有感同身受的能力。而他认为这类敏感度的提升主要依靠小说、民俗学、电影等叙述形式。人类的团结感在于想象地认同他人生命的细微末节，而不在于承认某种原先共有的东西。[1]（P270）“道德进步”朝着更广大的人类团结方向发展。“而对于道德进步的主要贡献是（诸如小说或民俗学中）对各种各样的特殊痛苦和侮辱的详细描述。越来越多传统上的差异（部落的，宗教的，种族的，风俗习惯的等等），比起人们在痛苦和侮辱方面的相似性，其实是微不足道的。”[1]（P273）

三、《店员》中美国犹太人的团结

这部分描述了《店员》中主人公莫里斯的遭遇：逃离俄国的迫害，在美国悲惨贫困的生活；海伦、埃达以及小说中其他小人物的遭遇。然后分析主人公弗兰克在感受美国犹太人的痛苦时，自己一步步从杂工、店员到店主体现了他在道德上取得的进步。最后弗兰克通过和莫里斯、海伦以及埃达的和解，皈依犹太教，和美国犹太人团结在一起。

《店员》中莫里斯逃离俄国的迫害，“他们很穷，有大屠杀。所以当他要被沙皇征兵时，他父亲说，‘去美国吧’。”[2]（P149）来到美国，每天工作十六小时，却仍旧贫困。儿子夭折，莫里斯常常独自难过；妻子整天唉声叹气，女儿因贫穷不能上大学，不得不出去工作补贴家用；接着小店遭抢劫，他自己被打伤，无法营业，使原本就不景气小店濒临破产，莫里斯被迫出去找工作。“他觉得无力，无男子气概，是个受害者；风、烦恼、账务、卡普、抢劫。他没有走，他被推着。他有受害者的遗嘱，没有决心说出去。”[2]（P183）“作为一个人，在美国，他几乎没有看见过天空。”[2]（P77）而后莫里斯又患上肺炎，生命奄奄一息。莫里斯一家居住在非犹太社区。他们是在美国过着悲惨的生活，与主流社会疏离的犹太移民典型代表。莫里斯说：“世界在受难。”[2]（P78）埃达也说，“孤独之上，是无数的关于钱的烦恼……使她受苦。虽然很不情愿，她和小杂货店的命运一样。”[2]（P80）海伦对自己的现状很不满意，她讨厌住在“单调的五个房间的平房”，“客厅暗淡无光，很狭小”，“她的卧室很小，虽然墙上有个口，但还是漆黑”。

除了三位主人公的受苦经历外，小说还描述了贫困的犹太人，被边缘化的人，各种各样的小人物的受苦受难生活，整体呈现出“到处都糟透了”的社会背景：从每天买三分钱面包的波兰洗衣妇到哭着来赊账的小女孩；从脚蹬破鞋兜售电灯泡的布赖特巴特到患癌症还坚持干活的纸品跑街艾尔；从漆匠的四个吃不饱饭的孩子到天天买廉价食品的老顾客们，一幅底层人民凄惨生活得写真图历历如在眼前。“生活是贫乏的，世界往更早的情况变化。美国变得太复杂，一个人不算什么。到处都是商店，一片萧条，焦虑。”[2]（P183）在大萧条时期，生活非常艰难。所有的人不知道去哪，怎样生活，就像莫里斯一家在杂货店的生活。

弗兰克的道德进步是随着他意识到以莫里斯为代表的美国犹太人受苦受难开始的。在抢劫时，看到莫里斯的遭遇，决定去帮助他。“有些日子，他对什么有关死亡的东西刚到恶心。莫里斯这么多年日复一日的等待同样差劲儿的顾客，他们用脏兮兮的手挑选同样廉价的食物，然后等他们走了，再等顾客回来。一想到这儿，他就倚着栏杆想呕吐。”[2]（P86）弗兰克在这里的恶心反应对他的道德进步起着重要作用，显示了他开始意识到美国犹太人的受难。他感到不舒服是因为感受到美国犹太人在受难。他开始考虑要向莫里斯坦白有关参与抢劫的事情。虽然后来他不但没有坦白，而且还偷拿店里的钱；但是他开始想受教育，开始阅读海伦推荐给他的书。“后来有一天，他也不晓得为什么，尽管原因很熟悉，他不再爬上通风井去偷窥海伦，并且不在杂货店里偷拿钱了。”[2]（214）他从出纳机里拿钱被莫里斯捉个正着，被赶出去之后，他把海伦从沃德那里救出来，却在欲望的驱使之下又强奸了她。这次，莫里斯的病情更加严重被送入医院，海伦也被感情所伤，小店濒于破产。弗兰克意识到犹太人的这些遭遇，再次作为伙计回到店里，他努力肩负起赡养埃达和海伦的重任。

他减少了小店的开支，努力节省每分钱来帮助埃达摆脱关于钱的烦恼。他只给顾客取暖减少了煤气费用，而自己虽穿着厚衣服却被冻僵了。他甚至把腌制的土豆作为午餐。当他发现还是入不敷出时，就去咖啡店加夜班，把自己挣来的钱悄悄放在收银机里。清晨，他从夜班工作回来，就在小店里面打瞌睡，当有顾客进来时蜂鸣器会叫醒他。他经常感觉很困倦，即使这样，他还想要支持海伦上大学。不仅仅对海伦和埃达负责，法兰克也开始对其他的穷人很仁慈。去卡尔家要账，当他发现卡尔的孩子都不吃饱时，他不但没有要账，还跑回店里把自己仅剩的三美元给了他们。他还阅读了有关犹太历史的书，犹太人的文明，成就和在犹太区的生活引起他的兴趣。“他认为他可能有着‘令人忧虑的良心’，他会‘带着纪律和爱’去做任何海伦想做的事情。”[2]（164）渐渐地，他顿悟了。“他……有惊人的洞察力……他真是一个有道德感的人。”[2]（P157）

从打杂到伙计再到店主，弗兰克通过感受美国犹太人的受难取得了巨大的道德进步。最后他去医院割去包皮，变成了一个犹太人。受难是有意义的，弗兰克变成了一个有爱心，责任感，同情心的人。在弗兰克取得道德进步时，也与莫里斯，埃达和海伦消解了矛盾，最终在他皈依犹太教之后，达到了美国犹太人的团结。

四、伯纳德·马拉默德的人类团结的希望

除了美国犹太人的团结之外，小说《店员》中也蕴含了美国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团结的思想：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共存，犹太文化与美国文化的杂合以及社区作为一个小世界。伯纳德·马拉默德关于“人人都是犹太人”的思想，喻指他关注的是全人类。最后分析马拉默德替受苦难的犹太人代言，以及增强我们对苦难的敏感，符合罗蒂关于自由主义小说家的定义，旨在倡导减少残酷，人类团结。

“不只是基督教同化犹太人，犹太人也可以通过苦难的善行来感化非犹太人。在莫里斯和弗兰克身上马拉默德传达着消除种族界线，实现少数族裔群体和谐共融的理想。……他虽然承认犹太人一直是他写作的中心，但他认为自己不是在创作所谓的犹太文学，而是为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而写作。作为一位犹太作家，马拉默德处在犹太教传统文明与现代基督教文明的聚合点，内心承受着来自两种文化的困惑，却能以审慎的态度直面人类生存的普遍境遇，从多元文化的冲突中寻求和谐共融的音符。”[3]莫里斯居住的社区象征着美国社会，犹太人、瑞典人、德国人、意大利、挪威人、波兰人、爱尔兰人居住在一起，有道德也有犯罪。小区意味着全世界的团结，有着各种各样的种族。

到20世纪末，全世界有40%的犹太人居住在美国。马拉默德强调“人人都是犹太人”，因为人人都会对痛苦有同样的感受，在某种程度上和犹太人一样遭受苦难。他表明很多次，自己真正关注的是全人类，而非仅仅犹太人。“人人都是犹太人”的思想更多地表现出他缩小犹太与非犹太人的区别。因为在某种程度上，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经历苦难是相似的，怎么还会有偏见，战争和误解呢？

马拉默德并非宗教作家，他仅把犹太性当作一个民族符号，力图通过作品向读者传达这样一个意蕴：犹太人所身受的苦难即人类的共同厄运，犹太人作为受害者被泛化为抗争邪恶势力、为他人背负苦难的典型形象。可以，他的作品具有泛人类性。他不愿被称为“犹太作家”，更愿称自己是个美国作家，只是有时候写些犹太主题。他擅长描述犹太人的苦难生活来发掘通过苦难来追求道德进步。在小说中，他把犹太人为人类受苦受难当作一种责任。对于马拉默德来说，犹太人是全人类的代表。

小说中阴郁的基调，悲伤的气氛使读者不自觉地想起自己曾经的苦难遭遇。莫里斯是在美国遭受苦难的犹太移民之一，他们被主流社会疏离。不仅仅是犹太人，在某种程度上，世界上所有的人都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生活并不如想象中容易。《店员》弗兰克在割礼之后，作为一个基督犹太人，代表了普通人。同样地，犹太人特殊的历史背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讲，是现代人困境的根源。犹太人只是人类的原型。马拉默德努力把犹太人和人类的命运联系起来，暗示是全人类受难。这种受难对人类有益，我们因此学会承担责任和负担，并从中看到人类团结的希望。

“痛乃是非语言的：人类与不使用语言的野兽之联系，就在于痛。因此，遭遇残酷的受害者，受苦受难的人们，并没有真正的语言。这就是为什么说，没有所谓的‘被压迫的声音’或‘受害者的语言’。受害者曾经使用的语言，现在无法再有效运作，他们已经痛苦到无法将新的词语组合在一起。所以，将他们的处境表达为语言的工作，就必须由他人来替他们完成。”[1]（P133）马拉默德替美国犹太受害者发声，说出他们的遭遇，引起我们的同情心——受难主题。马拉默德就替受苦难的犹太人来表达，提高我们对残酷的敏感度，让“我们随时尽量扩充我们的‘我们’感，……时时刻刻注意发掘被边缘化的人们——亦即我们仍然本能地归诸‘他们’而非‘我们’的那些人。”[3]（P277）马拉默德通过在《店员》中描绘小人物如何在罪恶的渊数中与命运及自身的抗争，其目的是想通过描述人类遭受的苦难来提升人们的道德感，创造一个理查德·罗蒂所谓的“自由主义的乌托邦 ”，引导人类的团结。

五、结论

作为一位二十世纪重要的美国作家，马拉默德关注美国犹太人受苦受难的生活和道德进步主题。以罗蒂团结思想为指导，本文分析了小说《店员》中主人公弗兰克感受以莫里斯一家为代表的美国犹太人的苦难而取得道德进步，进而与美国犹太人团结。而且小说中除了美国犹太人的团结之外，还蕴含着美国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团结，马拉默德本人的至理名言“人人都是犹太人”也说明他关心的是人类的命运，最后本论文指出伯纳德·马拉默德替受苦受难的美国犹太人发声，提升我们对苦难的敏感度，表达了他的人类团结意识。

[1]理查德·罗蒂著，徐文瑞译.偶然、反讽与团结[M].商务印书馆，2003.

[2]Malamud，Bernard. The Assistant[M]. New York：Penguin Books，1957.

[3]傅勇.移民的境遇——马拉默德小说中的种族抒写[J].当代外国文学，2009（2）.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dea of solidarity by Rorty, this thesis is devoted to exploring Frank’s moral progress toward the solidarity of American Jews through experiencing others’ sufferings, and in this way is concluded that Malamud shares the same hope of human solidarity with Rorty.

Richard Rorty; Sense of Solidarity; Moral Progress; Bernard Malamud

杨彩霞（1984-），女，河南荥阳人，河南大学外语学院200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国文学。

2010-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