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艺

（安徽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安徽合肥 230036）

析鲁迅和大江健三郎的故乡情结

刘晓艺

（安徽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安徽合肥 230036）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江健三郎，其创作过程中除了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外，还受到鲁迅先生的影响。在他 12岁的时候，就阅读了《鲁迅全集》，并且最喜欢的作品是鲁迅的《故乡》。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讲演时，曾引用鲁迅作品《故乡》的结尾“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作为标题。可以说，鲁迅对大江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二人都有着很深的故乡情结。本文就两位文学家的故乡情结进行分析，以期找到共通的要素。

故乡；情结；回归

众所周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江健三郎（以下简称大江）受到萨特以及美国许多作家的影响。但是，在大江的文学创作活动中，中国要素也是不可忽略的。大江从12岁起，就接触鲁迅的作品，大江健三郎这样评价：世界文学中永远不可能被忘却的巨匠是魯迅先生。在我有生之年，我希望向鲁迅先生靠近，哪怕只能靠近一步也好。在大江先生的讲座中，也多次提到鲁迅，可以说，鲁迅文学对于大江先生的创作是根本性的存在。两个人都是从农村到地方城市，从地方城市到首都的近代离开故乡青年的典型代表。两人是文学者的同时，对社会对政治也有着强烈的责任感。除此之外，“故乡”在两人的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字眼。比较一下他们的故乡情结，会发现有很多的相似点。本文就两位作家的故乡情结进行讨论。

一、热爱故乡

热爱故乡是人们共通的情感，鲁迅、大江也不例外。这种热爱故乡的情感无论在他们的谈话还是文章中都有很多表现。鲁迅的故乡绍兴是历史文化名城，勾践、西施、王羲之、蔡元培等名人辈出，周恩来、朱自清也以“绍兴人”为傲。青年时期的鲁迅曾这样赞美绍兴“越国天下无敌，人才辈出，越国人民秉承大禹治水之勤勉，越王勾践慷慨之志……”由上我们可以看出鲁迅热爱自己的故乡。

大江健三郎，1935年生于日本四国岛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该村位于内子町之东，石锤山西南，为重峦叠嶂所围拥。村里有一条东西走向的街道由内子町蜿蜒而来，与穿村而过的小田川大致平行。由于河流的上游和下游分别被山腰所遮断，这个盆地中的小村庄看似被山峦和森林完全封闭。”[1]他可以说是从森林故乡走出去的作家。大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四国的森林峡谷之村——是我可爱的故乡。我的一切情感皆来源于此。在不断创作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在小说中描绘的世界不知不觉地成为支撑我的精神力量，四国的森林则成为我创作的源泉。与现实中的森林峡谷相比，我把作为神话世界而想象的森林视为向往的理想之国。”[2]的确如此，大江正因为对故乡有着强烈的感情，才以故乡为原型进行创作。后期作品《燃烧的绿树》、《愁容童子》等都是从故乡出发的作品。

二、故乡形象之变化

作家是不可能从故乡以及家庭的纠葛之中脱离出来。托尔斯泰也说过：“一个作家无论怎样创作，最终的题材必定要回归到自己的故乡。”鲁迅和大江一边热爱自己的故乡，又厌恶着故乡，并且对故乡的感情也是一个变化的过程，这种复杂的感情在作品中有些许表现。

鲁迅作品中的故乡最初形象是朴素健康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就是最好的明证。1919年末，他最终卖了绍兴的旧宅后，随着对故乡感情的变化，作品中的故乡意象也发生了变化。五四运动前后，鲁迅作品《孔乙己》、《明天》中的绍兴（S城，鲁镇）变成了冷酷寂寞的小镇。而《故乡》中的故乡已经成为寂寞萧条的地方。在后来作品中，故乡成了盲目排外，憎恶新事物的小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空间距离的扩大，故乡的负面印象渐渐消退，在他20年代以后的作品中，故乡呈现出来的是温暖的回忆。《朝花夕拾》中的小序：“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3]这是鲁迅对幼年时期体验的回顾，同时也借此回忆，也反映了他想回归自己精神故乡的心理体验。

大江生于森林环绕下的“峡谷村庄”——四国爱媛县喜多郡内子町的大濑村，这个峡谷村庄成为他创作的源泉。并且故乡是大江的文学生涯中一直持续创作的对象。同时峡谷村庄也是理想的乐园。“那丰富的自然环境，既是出发的场所，又是灵魂的最终归属之地，由于丧失与希求的对立而回归的令人怀念的村庄，成为孕育大江文学的土壤。”[4]但是故乡的形象在大江创作生涯中也是变化的。1958年，大江发表的《饲育》中，故乡是牧歌般的氛围，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里，森林故乡是摆脱生存困境及灵魂再生的精神家园，在《同时代的游戏》作品中，森林故乡是“理想之国”、“乌托邦”。然而，在大江后期作品《愁容童子》中，故乡与之前形象完全不同，以前独特的边缘性特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强势者改写甚至抹杀，朴素的情结也被历史所遮断。但是，即便是这样，大江还不忘构筑“祖辈代代相传，却被强势者改写抑或抹杀的神话/传说，并对这些故事进行叙述或重述，以唤醒在更多人内心底里沉睡不醒的相关传统和记忆，从而重构‘故乡’的边缘性特征，在黑暗中发出些微的光亮。”[5]

三、回归故乡

人们离开故乡之后，就再也无法回到童年和美丽的故乡，与故乡和童年渐渐疏远的人，难免会有思乡情结，为了追寻精神的回归地，就要超越故乡的落后，破败，在其他领域寻找精神的回归。鲁迅和大江在这方面也有共同之处。

鲁迅在《故乡》这部小说中，表现了风景的丧失与绝望，整个《故乡》的基调，也是昏暗的、阴冷的、低沉的。时候是“深冬”，天气是“严寒”的、“阴晦”的，刮着“冷风”，声音是“呜呜”的，看到的是“萧索的荒村”。[6]在《祝福》里面，又描写了与鲁镇的隔膜和疏远感。鲁迅失去了回忆中的故乡，他只有通过文学作品，表达自己追求理想的故乡，追求自己精神的回归地。“我想：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大江有过这样的话，脱离故乡是20世纪作家们的共同情结，这里的“脱离”不仅是现实中的离开，也是精神上的离开故乡。但是，置身于都市的大江最后还是选择将其创作思维和情感回归于森林，这也是有其更为深刻的原因的。即他对理想人生和社会的追求同现实社会之间的矛盾。《愁容童子》中的故乡，在精神和肉体上给长江古义人（原型是大江健三郎本人）带来严重的伤害。古义人在文中结尾说说到：“曾彼此杀戮的人们，相互被杀的人们，宽恕吧！”[7]大江多年来苦心建构的共同体/根据地/乌托邦/的故乡也不能不面临被颠覆的严重威胁，但是，大江并没有放弃，而是通过文学作品转述故乡的历史、传说，从而重构“故乡”的边缘性特征，在黑暗中发出些微的光亮。

结语

本文以“故乡”为切入点，试比较了鲁迅与大江文学的几点共同之处。从以上三点来看，鲁迅和大江健三郎有着共同的故乡情结。究其原因，或许二人都有着共同的经历——从农村到地方城市，从地方城市到大城市的经历。再者，凄苦的儿时经历在迫使他们离开故乡后不久，便又以其巨大魅力召唤他们在各自的文学世界中回归故乡。幼年的大江与鲁迅由于童年时代孤独和屈辱的记忆，一直渴望逃离家乡。然而，走上文学道路后的他们，又因感到城市题材的陌生与匮乏，不约而同地将对故乡的记忆写入了自己的作品中。尔后，他们开始深入思考“故乡”在文学创作中的意义，并有意识地将“四国峡谷村庄”和“绍兴”作为带有普遍意义的文学地理学概念导入了各自的文学创作。同时，他们二人最终都注重精神的故乡，灵魂的故乡。通过对记忆中的故乡的描述，以期重建精神的家园。两人都把自己的念想寄托于故乡，把故乡作为文学创作的内容。可以说故乡在他们打开文学新局面方面有着不可欠缺的作用。

[1]许金龙.大江健三郎简略年谱[J].外国文学动态，2002-2004年，共十期.

[2]大江健三郎.我的文学之路[J].小说评论，1995（2）.

[3]鲁迅.朝花夕拾（新版）[M].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

[4]一条和夫.大江健三郎的文学世界与背景[M].和泉书院，1997.

[5]许金龙.译序：“愁容童子”——森林中的孤独骑士[J].载大江健三郎.愁容童子[M].南海出版公司，2005.

[6]王富仁.鲁迅《故乡》赏析[J].中学语文教学通讯，2000.

[7][日]大江健三郎著，许金龙译.愁容童子[M].南海出版公司，2005.

刘晓艺（1983-），女，河南三门峡人，文学硕士，安徽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助教。

2009-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