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静

（陕西教育学院外语系 陕西西安 710061）

英汉语言外来词分析比较初探

郭静

（陕西教育学院外语系 陕西西安 710061）

语言是一个动态的开放性系统，外来词是丰富和发展语言的一个重要途径。英语和汉语这两种语言在各自的发展和交流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因而产生了许多外来词。本文从语言的同化功能、英汉外来词的途径和类型、英汉外来词的制约性比较等三个方面分析比较英汉外来词的差异。

外来词；借词；同化功能；语言现象；社会文化

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同时又是一种社会现象，通过人类社会的各项活动，语言从一个民族传到了另一个民族。因此，语言之间的吸收和借用是一种普遍现象，而在现阶段大范围的涌现的各种各样的词语，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我们称之为外来词。外来词之所以值得关注，还在于它表现出了一些值得分析和思考的现象和倾向，形成了引人注目的一种文化景观和语言现象。

一、英汉两种语言的同化功能

语言作为语言现象和社会现象的一种融合体，推动着整个社会语言的发展和变化，英语借词作为汉语外来词中的一小类，其数量一直在不断地增长，涉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吸收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目前已成为汉语外来词中的主力军。而由于汉语文化的不断推广和发展，英语中也出现了大量的汉语外来词。

英语号称是具有“世界性词汇”的语言，在英语长期发展中，它从很多种语言中直接或间接的借用了大量的外来词汇，其中有一半以上来源于拉丁词或是法语，比如法语字母组合eau，借入到英语中仍然保留其拼写，如：bureau（办公室），plateau（高原）等，而café这样的词至今也保留其特殊的发音符号。但英语对外来词具有很强的吸收与同化功能，许多外来词汇进入英语之后，很快便在语音和拼写上被英语同化，成为英语词汇的一部分。如来自法语的gentle，很快就与英语词缀结合，构成了新词gentleman和gentleness。英语中外来词的数量之多和同化程度之高是世界上别的语种很难比拟的。

汉语的同化功能相对要弱的多，汉语历史悠久，各民族曾在历史上交替执政，于是不可否认的，汉语中也吸收了许多的外来词，如菩萨、罗汉等来源于印度梵语，骆驼、琵琶等源于匈奴语，蘑菇、胡同等源于蒙古语，这些词也都被汉语同化成为现代汉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与英语相比，汉语中的外来词数量少之又少，似乎汉民族对外族文化始终有一种传统的排外心理。当需要采用外来文化新词时，往往用意译，少用音译，总是力图按本土语言的习惯和构词方式对外来词汇加以变动。如英语的democracy和science，当初曾分别译成“德谟克拉西”和“赛因斯”，流行于“五四”时期，但最终还是被“民主”和“科学”所取代。直到近代，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汉语也从英语中吸收了部分外来词，如：雷达（radar）、幽默（humour）、维他命（vitamine）、逻辑（logic）、吉普（jeep）等。但这些外来词与汉语的总词汇量相比起来，外来词所占的比例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尤其是和英语相比起来，汉语对外来词的吸收和同化不仅数量比较少，而且词性单调，大多数仅限于一些名词，这和英语中外来词的丰富多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英汉语言外来词的途径和类型

外来词又叫借词，是语言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外来词不仅借用别的语言词语的意思，也会借用其发音，因此外来词的概念不应该被狭义地确定，只要是一种语言从另一种语言中吸收过来，用于表达本语言中没有的概念的词，都是外来词。

英汉语言借用外来词通常通过两种途径：密切借用和文化借用。“密切借用”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在同一地区又或是在同一政治区域使用的情况，“密切借用”会发生在各民族杂居的地区，但发生“密切借用”这种情况更多是由于外族入侵造成的结果。如诺曼征服后，英国人是被征服者使用所谓的“低等的”英语，而征服者是法国人讲“高等的”法语。英语也正是在这一段时期中借用了大量的法语和拉丁语词汇。在中国的元朝，统治者是蒙古人，蒙古语就是高等的。在清朝，满族的语言就是高等的，其他语言都是低等的，这样就造成了两种语言甚至是两种以上的语言并存的局面。

“文化借用”是指各民族通过正常的文化交流，吸收本民族所没有的词语。英国从7世纪开始进入“传教时期”起，英语就通过传教途径借入了大量有关基督教的拉丁词语，如monk（修道士）、nun（修女）、angel（天使）、pope（教皇）等等。

外来词通常分为三种类型: 即纯音译外来词、混合外来词和转移外来词。①纯音译外来词是指本语言从别的语言中连音带义吸收同化来的词，换句话说，是指经过简单改造后适合本民族语言特点的词。其本质是完全借用别的词，特点是改造后的词的读音与意义都与原外语词接近。英语中现的“sofa”在汉语中被写成“沙发”，“tank”变成了“坦克”，而汉语中的“功夫”以“kung fu”的形象逐渐融入了英语语言。②混合外来词是指把一个外语词一分为二，一部分采用音译的方式，而另一部分采用意译的方式组合而成。其本质就是把概念和部分语音分割开来，但改造后的读音部分与原来的外语词相近，通常是开头那一部分比较接近。比如Chinatown（唐人街）这个词是由China和town两个词组合起来，既有音译成分又有意译的成分在内。而Nazi Party（纳粹党）这样的词也是同理。汉语中的表现形式通常与外语字母、阿拉伯数字或是中文拼音有关。其中文一般加在词尾，表示事物的意义类属，如：AA制，T恤，B超，IC卡等等说法。混杂中文拼音的如 CCTV（中央电视台），混杂阿拉伯数字的如Win2000等等。③转移外来词是指将外语词完全音译之后，再给其附加上一个表示该事物意义类属的本民族语言的语素，使之能够成为一个全新的完整的外来词。其本质是语音部分和意译部分均属借用。简单的说就是将外来语的词汇意义转移到本族语言词汇上，使本族语言词汇产生新意。比如说英语中bridge的原意就只有“桥”，而后来引入意大利语ponte（桥牌）的词义，于是后来给bridge增加了一个新的词义：桥牌。而在汉语中的表现如“football”我们直接借用变成“足球”。由此可见，语言的发展需要从别的语言中取长补短。而因为语言的普遍发展规律，语言总是向着简单、经济、使用的方向发展的。

三、英汉外来词的制约性比较

英汉外来词的制约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在语言本身的制约性，即语言可以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和相互借鉴，但绝不可能被兼并或是被取代。一种语言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具有另一种语言所无法取而代之的特性。

英汉语言本身的特性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性表现在语言的构成和文字形态的结构上就更加的明显。英语是一种隶属于表音文字中的音素文字，文字系统的微观结构具有一定形态上的任意性，音素的组合具有很大的随机性，语境适应性强，但缺乏信息量，因此英语中就会出现大量的外来词，以扩充本民族语言词汇的单一性，因而形成了较为灵活的“语义边界”（se-mantic bound），英语的字母属于音素的组合，因为使英语词汇具有极大的形态转变能力，英语中只有200余个搭配力强的音节，却可以衍生出800多个字音节，这充分显示出英语具有语法结构显性化和构词法复杂化两种特征，因此被认为是典型的语法型语言。正因为如此，英语必须充分的利用本民族的音节词，也必须大量的吸收外来词，这样才能维持语言的进步与发展。

汉语属于表音兼表意形文字，其中汉语种的形声字占到了 80%以上，文字系统结构的图像性很强，其文字的任意性比英语弱的多，但却有很高的信息量。汉语语言的结构独立，词义丰富，视觉语义分辨率很高，有着因形见义的独特性。“语义边界”（se-mantic bound）因此而显的不够灵活，语境的适应性因而显的比较弱。汉语言中词和词，句和句的结合主要依靠语义的联想关系，并没有很明显的外部形态特征和显性的词类分别，属于典型的意合语言。汉语言中构词法较为简单，字与字直接对接就可以组成50万个有义语素（其中包括约7000个约定俗成的词语）。这也是汉语较少吸收外来词的根源之一。

英汉语言的制约性的另一方面表现为民族文化心理的制约性。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民族心理的历史积淀和深层的构筑，从而构成不同的语言特点和差异。而这样的民族特性也决定并影响着本民族语言对外来词语的吸收和同化。有些民族包容性强，对于外来的新鲜词语具有很大的纳入性，而有些民族比较保守，对外来的新鲜词语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这样的民族文化心理就造成了对于外来词吸收和同化的差异。

英语和其他的语种相比，似乎更易于接受外来词语的影响，英国学者布莱恩·福斯特在《变化中的英语》一书中指出“如果一外国词语是有用的话，那就应该采用，不论其来源如何”，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国人作为被征服者也能够吸收和同化大量征服者所使用的法语里的词汇，在今天，英语吸收其他语种词汇的功能仍然十分的活跃，因此英语民族这种“开放型”的民族心理决定英语能够迅速吸收外来新鲜词汇。

汉语也同样深受民族文化心理的制约，汉民族千百年来深受儒家思想和封建意识的统治，形成了一种顽固的习惯力量，即民族文化传统中的负因素。这种保守的文化心理深深的影响着语言的变迁和发展，也影响着汉语对于外来词的同化和吸收功能。因此，民族之间的频繁接触虽然为吸收和同化外来词语提供了良好的语言环境，但一种语言能否吸收另一种语言，民族文化心理在一定意义上起着决定性因素。

语言中的词汇是一个动态的开放性系统，这就使外来词的发展逐渐走向多元化，因此，不断吸收外来词是发展和丰富语言的重要途径之一。语言的发展需要从别的语言吸收营养，从而达到取长补短和共同发展的目的，因此对英汉外来词的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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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静（1983-），女，陕西教育学院外语系助教，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2010-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