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丽

(吉首大学文学院,湖南吉首416000)

一、关于“互文见义”的定义

“互文见义”,省称“互文”,作为古文献中一种常见而独特的语言现象,我国学者多有论及。或称为“互文”、“互言”,如郑玄;或称为“互相见”、“互相明”,如孔颖达;或称为“参互见义”,如俞樾;或称为“互体”,如罗大经;还有人称之为“互备”、“参互”,如杨树达。

最早注意到这种语言现象的,当是东汉的服虔。《左传·隐公元年》:“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服虔注云:“入言公,出言姜。明俱出入,互相见。”

而唐贾公彦在《仪礼·既夕礼》“枣糗栗脯”条下所作的疏,给互文下了一个定义:“凡言互文者,是二物各举一边而省文,故云互文。”这也是文献上最早见到的互文定义。

现代汉语中,定义最简单的,是《汉语大词典》 (2.0版):“互文,上下文义互相阐发,互相补足。”

定义得最为细致而影响较大的,是郭锡良、李玲璞主编的《古代汉语》:“为了避免行文的单调平板,或适应文体表达的某些要求,把一个意思比较复杂的语句有意识地分成两个 (极少的也有三个)形式相同 (或大致相同),用词交错有致的语句,使这两个 (或三个)语句的意义内容具有彼此隐含,彼此渗透、相互呼应、互相补充的关系,这种修辞表达方式就叫互文见义。”[1](P180)

他们对于所指称的语言事实,所概括的语言现象概括为一个共同特点:意义上相互补充,结构上彼此渗透。这种语句必须要几部分参互理解才能正确解读。如:

(1)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 (《焦仲卿妻》)

(2)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诸葛亮《出师表》)

例(1)“东西”与“左右”互补,“松柏”与“梧桐”互补,要理解成“东西左右都种植了松树和柏树”。例 (2)“受任”与“奉命”互补,“败军之际”与“危难之间”互补,应理解为“受任、奉命于败军之际、危难之间。”

从这个角度来说,又有人把这种语言现象称为“互补式互文”。

二、关于“变文同义”

古人言下的“互文”,有时还包括一种“错综使用同义词以避免字面重复的修辞手法”(《汉语大词典》),即为了避免行文重复,在同一语言环境中互用同义词。[2](P884)孔颖达《书·尧典注》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文不同者,互相通也”。如:

(3)刘知几《史通·题目》: “子长《史记》别创八《书》,孟坚既以汉为书,不可更标《书》号,改《书》为《志》,义在互文。”

(4)《商君书·更法》“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王引之《经传释词》引《广雅》曰:“以,与也。‘以’‘与’互文。”

例(3)“书”和“志”是同义词,改用只是为了避复。例 (4)王引之所讲的“以”“与”互文,实质上讲的也是“以”“与”同义。

为什么他们把互用同义词也称作“互文”?这是因为古人对“互文”的理解,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分言省文,合文见义”不尽一致。

试看两条郑玄关于“互文”的用例:

(5)《礼记·坊记》“君子约言,小人先言”郑玄注曰:“言人尚德不尚言也,‘约’与‘先’互言耳,君子约则小人多,小人先,则君子后矣。”

(6)《周礼·天官·大府》“凡式贡之余财,以共玩好之用。”郑玄注曰:言“式”言“贡”,互文。

在例 (5)中“君子约言”和“小人先言”意义上相互依存,结构上互相渗透,要两句结合起来才能正确翻译全句,“君子约言而不先言,小人先言而不约言”,和我们今天对“互文见义”的理解基本接近。

但在例 (6)中,式、贡“互文”实质即是同义词的连用。

而孔颖达笔下的“互文”比郑玄的理解更为宽泛。

(7)《礼记·中庸》“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孔颖达疏:“《论语》云:‘宋不足征也’,此云:‘杞不足征’,即宋亦不足征。此云:‘有宋存焉’,则杞亦存焉,互文见义。”

(8)《诗·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条下,孔颖达疏:“《采蘩》传曰:,渚。《凫》传曰 : 渚 ,。互言以晓人也。”

(9)《诗·召南·采频艹》毛序:“《采频艹》,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则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孔颖达疏:“经、序转互相明也。”

例 (7)中,上下两句必须要联合起来理解,杞、宋俱不足征,杞、宋俱存焉。是“分言省文,合而见意”。而例(8)实际上讲的是“渚”“”同义。至于例 (9),“经、传转互相明”,说同义关系都有点勉强,它是指成书于先秦的诗经和西汉的毛序相互阐发,解读时要相互参照。与郑玄的句内互文相比,例 (8)的“互言”跨越了不同的篇章,而例 (9)的“互相明”不仅跨越了不同作品,还跨越了不同时代,甚至还打破了单个字词的对等相应,是《采频艹》整个诗篇与毛亨的一句话“互文”了。

可见,我们的先贤们注意到了文献之中存在这么一种相互补充、互相渗透的语言现象,并把这种现象指出来,冠以“互文”或相类之名。然而在“互文”概念的形成之初,不同学者对“互文”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对一般的古代文人而言,只要文句中两个语言单位彼此意义上相关,有相互的解释性便称之为“互文”了。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古训诂学家们说某与某互文,实质上他们或许只是在提醒我们某与某在意义上有关联,在解读时要互相参照。而这个“某与某”,有可能呈参互交叉形式,也可能呈对文或其它形式出现于同一语言材料,还有可能是出现于不同朝代的不同语言材料。“某与某”有可能是对称性的词或词组,也可能是完全不对称的文句。

因此,古人所表述的“互文”,其内容是复杂的,除了我们日常所理解的“上下文义互相阐发,互相补足”之外,还有互用同义词、互用同义语句、上下文相互参照、不同语言材料相互参照等。而学者们注意得最多的是呈对称性分布的两种情况,即“上下文义互相阐发,互相补足”和“互用同义词”。在互用同义词时,往往两者的词性相同、词义相同或相近。人们认为这些同义词可互相训释,所以又把这种情况称为“互训式互文”或“等文互训”,以与前者“互补式互文”相区别。

但李锡澜在其《互文辨》中指出,古人的所谓“互训式互文”里,其实还包括了一些称不上“互训”的用法。比如某些音义都无关联的两个虚字,而或甲可训乙、乙却不可训甲的这种偏训现象,古人也能用为互文。故李锡澜认为称为“互训式互文”有所不妥,用“变文以避复”来解释这种现象倒是更恰当一些。[3](P111)

郭锡良也不称之为“互训式互文”,而是“变文同义”。

三、“变文同义”可否纳入互文体系

从汉迄清,从清至今,不断有人指出这种字异、词 (或词组)异而义同的语言现象,并且都称之为“互文”。但其与“二物各举一边而省文”的互文不管是形式,还是内涵都存在着较大差异。因而对于这类“义不同,互相通”的“互文”的归属问题,也存在较大分歧:

A.纳入“互文”体系

张禹明在《互文含义的界定》中提出:互文既是修辞上的术语,又是训诂上的术语。作为修辞上的术语,互文多是指前后两句的一种互备关系,即互相补充的关系;作为训诂上的术语,互文实际上就等于同义关系的对文。——认为可把这类现象看作训诂角度的“互文”,与修辞角度的“互文见义”相区别。[4](P95)

李文祥在其《“互文”新论》中认为两者都用于析义,“互相对应便于析义”,且古人久用“互文”之名,故可沿用。只是加上“同义”二字限定,称作“同义互文”,以与互补式的“互文见义”相区别。[5](P58)

宋子然在《训诂方法“随文谋义”说略》中提出:它(互文见义)的内容有两种,一种是上下两句各举一端,其文义要两句互相补充才算完整;另一种是在骈偶性的文句中,位置相对应的词往往词性相同,词义相同或相近。这实际上也就是把“变文同义”纳入了互文体系。[6](P6)

B.不纳入“互文”体系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古代汉语词典》以及赵克勤、许嘉璐等老师都是采取这种态度。

笔者赞同后者,理由如下:

(一)两者概念差异较大。

无论是从形式还是功用,两者都存在明显的区别。

互补式的互文其特征是“分言省文,合文见义”,而后者特征是“文不同,互相通”。且两者都各有自己的修辞和训诂功用,自成体系。并不像张禹明所认为的“互文见义”只有修辞作用,而“变文同义”只有训诂作用。从修辞角度来讲,前者是以省略文字的形式收到完整表达的效果,以经济精练的文字反映全面完整的内容,后者是错综使用同义词,变文以避复。一是省文,一是变文,相去甚远。从训诂角度来讲,两者都有训诂价值,只是侧重点不同,前者侧重于整个语句的理解;而后者侧重于个别字词的训释。

如要硬说二者有相同点,那就是李文祥所说的,“互相对应便于析义”,如果两者“互相对应便于析义”便要统一为“互文”,那么不仅是张禹明、楚永安所指出的“同义对文”,连“同义连文”“同义俪偶”等都要与“互文”混同了——对文、连文、俪偶等训诂用语都是利用词、词组和句子的对应关系来解决古书的释义、校勘等方面的问题的。

(二)古人把“变文同义”称为“互文”,是对“互文”概念不明确的表现。

同是“文不同,互相通”的情况,孔颖达又称之为“变文”,试比较:

(12)《诗·邶风·旄丘》:“何其处也?必有与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正义》云:“言‘与’言‘以’者,互文。”

(13)《诗·周南·桃夭》: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孔颖达疏:

室家谓夫妇也。此云“家人”,家犹夫也,人犹妇也,以异章而变文耳。

而俞樾在《古书疑义举例·参互见义例》中也曾把“变文”“互文”概念参用:“ (郑注)又有云文相变者,《丧大记篇》:浴水用盆,沃水用木斗……沐用瓦盘。注曰:浴沃用木斗,沐于盘中,文相变也,亦皆互文见义之例。”

在这里,俞樾既沿用了郑玄“文相变”的说法,又加以“互文见义”的按语。而且在他的《古书疑义举例》里,“互文”一语既用于他所认为的“参互见义”例,又用于他所认为的“错综成文”例——“互文”不过是作为他叙述的常语。

可见在早期这些“互文”概念的使用者眼里,本身对“互文”的概念理解也是含混不清、不太确定的。

所以我们不必泥古而沿用“互文”之名。

(三)将“文不同,互相通”的现象纳入“互文”体系,没有实用价值。

所谓“两物各举一边而省文”,这种语言现象,我们用任何一种其他的修辞手法、训诂术语都无法解释,只能纳入“互文”,也就是说,有独立门户的价值。但这个“义不同,互相通”的“互文”,古往今来,存在相当严重的异名同实现象。

我们先从训诂角度来看:

(14)“此时情景愁于雨,是处莺声苦却蝉”张相《诗词曲语词汇释》注:“‘却’与‘于’互文,言苦于蝉也。”

此处“却”“于”,从训诂角度说,实际上就是“于”“却”对文,或者说处在俪偶句对应位置,所以可推断同义。

而郑玄注“凡式贡之余财,以共玩好之用”所云“言式言贡,互文”,实质上就是“式”“贡”同义连文,由此推知同义。

从修辞角度来说,两者都可以用“变文以避复”来概括。

我们确定一个训诂术语而或修辞术语,目的是为训释词义、理解文意提供方式、途径,为我们准确无误地解读古籍提供帮助。既然用我们更为熟悉的“对文”“连文”“避复”等概念已经可以把问题说清楚,为什么还一定要牵强名目为我们的语言体系增加负担呢?

若把“文不同,互相通”的现象也纳入“互文”,也就意味着把变文避复、对文、连文等诸多概念混杂进“互文”,势必引起互文体系的复杂化,既导致了学术研究的混乱,也给后学者造成诸多困难。试看:

(15)《童区寄传》“与农裳,吏护还之乡。”周霁《中学文言文疑难词句例释》:“之、其互文”。[7](P21)

(16)《滕王阁序》“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黄静林《中小学校长必读滨》注释:“滨,水边。和下一句的‘浦’同义,互文”。[8](P102)

本是“之”“其”同义、“滨”“浦”同义这么简单的事实,却强扯“互文”名目,非但不能给学生提供帮助,反让学生如坠云里雾里。

甚至还有在此基础上横生“反义互文”之说的:

《高考字形专题复习指要》:“‘惹是生非’中‘是’和‘非’反义互文。‘惹’和‘生’同义互文。”[9]

明明“反义”“同义”就可说明问题,强言“互文”,给学生复习、老师教学带来极大困扰。

(四)将“文不同,互相通”的现象称为“互文”不如归入“变文”

虽有不少文人把这种“义不同,互相通”的现象称为“互文”,但也有更多人认识到它“同义换字”的本质,称之为“变文”。除了上文中提到的孔颖达、俞樾等人外,清王筠在《说文句读》中称之为“变词以成文”;杨树达在《中国修辞讲学》中称之为“变化”、“变用”;当代蒋礼鸿、任铭善《古汉语通论》和濮侃《辞格比较》称之为“变文”,而李锡澜、江雨舟则称之为“变文避复”……如果一定要为之另立一类的话,与其沿用古人概念不清的“互文”名称,与互补式互文纠缠不清,还不如沿用“变文”名称更为切近实际,而且界限分明。

四、小结

在一个概念的形成之初,总是有个含混,然后逐步明晰的过程。正如许慎在“六书”中提出假借概念,却以“令”“长”作为例字;朱骏声对《说文》见解精微,却将引申冠以“转注”之名;段玉裁对文字研究精深,却将“莫”假借为否定副词这种现象称为“引申”……如果我们从这些现象反推回去,进而说假借、转注、引申等概念应该包括此种彼类如“令”“长”“莫”的情况。不亦谬乎?

在“互文”概念形成的初期,古代学者对“互文”的理解并不成熟,因而在用例中掺杂了其他语言现象,我们固然不应忽视这种情况,但如果据此就认为“互文”概念应该把这些现象概括进去,进而在注释古文、讲授课文时,凡同义词注释原文,而或在意义上相关联,有参照必要,就称之为“互文”,那也是不可取的。

本文写作得到唐生周教授悉心指教,谨致谢忱!

[1]郭锡良,李玲璞.古代汉语(上)[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2.

[2]郭锡良,何九盈,糖作蕃,等.古代汉语(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李锡澜.互文辨[C].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1985,(2):111.

[4]张禹明.互文含义的界定[J].湖南第一师范学报,2004,(3):95.

[5]李文祥.互文新论[J].零陵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1):58.

[6]宋子然.训诂方法“随文谋义”说略[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6.

[7]周霁.中学文言文疑难词句例释[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

[8]黄静林.中小学校长必读文史卷[M].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1995.

[9]szyue50288.高考字形专题复习指要[EB/OL].http://hi.baidu.com/szyue50288/blog/item/c2d75823e30dc44492580783.html.2009-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