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平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文史系,湖南长沙410205)

在古今中外文学史上,诗人留给后人的记忆恐怕是最为长久也是最为深刻的,不仅因为诗歌是最早的文学形式,更多的恐怕是诗人在他们呕心沥血的诗作中,寄予了他们强烈的时代感与责任感,他们或者表达对劳动人民的同情,或者表达对社会的深切关注,让我们不仅记住了他们的诗作,也记住了他们的名字。当我们回顾中国诗歌长河中的那一首首用血和泪书就的边塞诗、闺怨诗以及乡愁诗时,我们的心弦也为之一次次拨动,一次次震撼,让我们不仅感受到了诗人之伟大,也感受到了诗歌之魅力。

然而,自上个世纪中期以来,由于“浅浅的海峡”的阻隔,乡愁诗又成为了众多台湾诗人书写的主题,他们用他们的诗歌表达他们渴望统一,渴求回家的心声。于是,台湾诗人余光中的《乡愁》、《乡愁四韵》,郑愁予的《乡音》、《边界酒店》,不仅写出了他们的心中“深深的乡愁”,也表达了他们对两岸和平统一的期待。

但是,大陆的人们往往在谈论乡愁诗人的时候,似乎忽略了洛夫的存在。人们关注更多的是他的爱情诗、战争诗、禅宗诗、哲理诗,尤其是其代表作是《石室之死亡》,历来都是诗歌评论家评论最多的。其实,像旅居美国的郑愁予一样,洛夫不仅写了大量的战争诗、禅宗诗、哲理诗、旅游诗,也写了很多的乡愁诗,如《海之外》、《边界望乡》。早年洛夫就以作品中诡异多变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而被誉为“诗魔”,之后又以乡愁诗作的杰出成就与余光中先生分享诗坛“双子星座”的美誉。虽然现在有人对洛夫的乡愁诗予以关注,也仅仅停留在乡愁诗歌的鉴赏,并没有对其乡愁情结进行深入和细致的探讨,所以本文试图对洛夫的乡愁诗从文化的层面予以解读。

一

孤绝意识导致身份认同的焦虑,身份认同的焦虑导致乡愁情结的泛起。何谓“身份”(Identity),“我们认为文化身份是指具有共有文化的集体对一个‘真正自我’的认同,它涉及到‘我是谁?’,‘我来自何方?’,‘我将归向何处?’等安身立命的基本问题。”[1]和余光中、郑愁予、林泠一样,洛夫也是因为战乱的原因从大陆漂泊来到孤岛台湾的。尽管他初来台时很年轻,也怀抱着自己美好的梦想,但残酷的现实让他感到很失望。因为当局的文化政策禁锢着每一位有着自由思想的作家。所以,他向大陆寻找文化传统已经不可能,而唯独只能做的,就是向西方寻求出路。于是,“在设法调适传统与西方文化时落入了一种‘既爱犹恨,说爱犹恨’的情结”。[2]

但是,这种情结也没有让洛夫摆脱无根的烦恼,他的内心始终是孤独的,“对来自大陆的诗人来说,由怀乡引发的对人的存在困境之体悟,就构成了孤绝意识的主要内涵”[3](P741)。当洛夫孤悬海外,与自己的母体文化相脱离,这种痛苦的经历岂是一般人能体会得到的吗?台湾虽是大陆母体的一部分,但怎么能成为他安身立命之所在呢?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我与什么取得认同?这种与母体断裂的危机意念中就迸发出了一种失去根基的恐惧,这种漂泊无依的惶惑、焦灼心理使他对自己的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身份认同焦虑。于是,洛夫在《石室之死亡》中这样写道：“我确是那株被锯断的苦梨”,“我只是在历史中流浪了许久的那滴泪/老找不到一幅脸来安置。”“为何我们的脸仍搁置在不该搁置的地方”(《石室之死亡》),正是因为自我与母体文化的迷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不知道自己的立身安命之所在,洛夫才发出了如此之感慨。“只要全城的灯火一熄/就再也找不到自己的脸”(《时间之伤》),“砸碎所有的镜子也找不到答案”(《雪》),“不是霜啊,而乡愁竟在我们的血肉中旋成年轮”(《床前明月光》)。正是老来思归而家国重隔,无根的流浪和童年的回忆,在诗中折射为一种想“安置”、“搁置”的无地可置与“找不到”仍悲怆寻找的缠绵苦情。诗歌评论家叶维廉还认为这些意象不只是个人的“切断”与“创伤”,同时也是社会的、民族的、文化的“切断”与“创伤”,是生命 (文化)无以延续的威胁,以及“历史的记忆和伤痕不断的回响”[1]。洛夫不仅在诗歌中直接抒发着自己精神无所归依的生命体验,还把这种情绪体验升华到了对人的终极存在的思索,《石室之死亡》就充斥着对死亡的思考。但“这种死的诱惑不是颓废、虚无、或病态,而是在文化虚位进入绝境的痛楚中的一种背面的欲求,亦即是带着死而后生的准备而进入生之炼狱”[1]。

正是有了这种孤绝意识以及导致的身份认同的焦虑,无论在海上还是在金门的地堡里,洛夫心中的乡愁情结一直伴随着他。但令人不解的是,洛夫在此时并没有大量乡愁诗产生。促使他开始写作乡愁诗的还是发生在1971年的一件事。1971年台湾当局被迫退出联合国,洛夫一时悲从中来,写下了《独饮十五行》,他这样写道：

令人醺醺然的/莫非就是那/壶中一滴一滴的长江黄河/近些日子/我总是背对着镜子/独饮着/胸中的二三事件/嘴里嚼着鱿鱼干/愈嚼愈想/唐诗中那只焚着一把雪的/红泥小火炉

此外,这首诗有一“后记”：“此诗写于我们退出联合国的次日,诗成沽酒一瓶,合泪而下。”今天,我们不带政治色彩客观地来看台湾退出联合国这件事,的确让台湾包括洛夫这样的诗人有了一种无所依靠的、无家可归的生存状态。但正是这种“现代社会无家可归、无所依托和缺失方向的散文化状态,直接导致普遍的文化乡愁的泛起”[4]。因为,只有找到自己可以依托的家园,才可以有自己的立身安命之所在。所以,今天也就有了洛夫那首经常被传诵,多次被评论的乡愁诗《边界望乡》：

……雾正升起,我们在茫然中勒马四顾/手掌开始生汗/望远镜中扩大数十倍的乡愁/乱如风中的散发/当距离调整到令人心跳的程度/一座远山迎面飞来/把我撞成了/严重的内伤

……

而这时/鹧鸪以火发音/那冒烟的啼声/一句句/穿透异地三月的春寒/我被烧得双目尽赤,血脉贲张/你却竖起外衣得领子,回头问我/冷,还是/不冷?

惊蛰之后是春分/清明时节该不远了/我居然也能听懂了广东的乡音/当雨水把莽莽大地/译成青色的语言/诺!你说,福田村再过去就是水围/故国的泥土,伸手可及/但我抓回来的仍是一掌冷雾

这首诗写得通俗易懂但却深刻动人,历来为人们所传诵。写的是1979年洛夫初履香港,从落马洲边界眺望远别三十多年的中国内地的心情。这在这首诗的后记中他有记载：一九七九年三月中旬应邀访港,十六日上午余光中兄亲自开车陪我参观落马洲之边界,当时轻雾氤氲,望远镜中的故国山河隐约可见,而耳边正响起数十年未闻的鹧鸪啼叫,声声扣人心弦,所谓“近乡情怯”,大概就是我当时的心境吧。其实,作者的这种“近乡情怯”,正是一种对大陆的浓浓的文化乡愁,洛夫在他后来的谈话中也提到了。他说：“乡愁诗又可分为‘大乡愁’与‘小乡愁’两种,大乡愁写的是对神州大地、故国河山的怀念,牵动我心弦的都是那千丝万缕由历史地理积淀而成的中国情结,故我称之为文化乡愁,譬如《国父纪念馆之晨》、《时间之伤》、《边界望乡》、《蟋蟀之歌》、《车上读杜甫》、《登黄鹤楼》、《出三峡记》等都是。小乡愁是抒发浓厚个人情感的乡愁诗,包括《家书》、《剁指》、《寄鞋》、《血的再版——悼亡母诗》、《湖南大雪》、《与衡阳宾馆的蟋蟀对话》等,写的都是对亲人故友的深情眷恋”。[5](P288)

二

如果说洛夫前期的文化乡愁是被迫放逐从而泛起的,那么到了1996年移居加拿大以后,洛夫的乡愁就是另一种乡愁的滋味了。

洛夫自己也曾经说过：“如果说,1949年从大陆到台湾的流放是被迫的话,那么1996年我选择从台湾到加拿大,这个被我称之为“二度流放”的人生旅程,却是我心甘情愿选择的。”[6]洛夫为什么会选择第二次放逐,他后来也有谈到,一方面是因为他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进行诗歌创作,另一个方面他对台湾当局对待中国文化的不认同表示反感,所以他选择了自我放逐。于是,在加拿大温哥华的“雪楼”里,也就诞生了他晚年长达3200余行的长诗《漂木》,在台北的《自由时报》副刊连载后,立即引起轰动,被誉为“集古今中外之大成的精品”,“屈原有《离骚》,洛夫有《漂木》”。

自洛夫的《漂木》问世以后,诗评家们的解读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对此诗歌的主题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那就是洛夫自己也曾经说过的：生命的无常和宿命的无奈。洛夫的确想通过他的这首长诗,对他的一生作一整体的观照。所以作者通过如“漂木”、“鲑”、“浮瓶”、“废墟”等意象与各种精心设计的诗行起伏的韵律,运用多种手法,进行对人生的诠释,宏观地表述了他个人的形上思维、对生命的关照、美学观念以及宗教情怀,以及他独有之漂泊的天涯美学,直指生命的无常和宿命的无奈。

但是,我想关注的,是诗歌主题之外的另一种存在,那便是诗歌《漂木》所表达的另一层含义：文化身份的建构与文化乡愁的表达。其实,洛夫的《漂木》和以前的许多乡愁诗歌一样,也表达了诗人心中那份浓浓的乡愁。但与以往乡愁诗歌不同的是,《漂木》中的乡愁是诗人文化身份嬗变后的一种隐性表达。

晚年洛夫的文化乡愁的泛起与他的文化身份建构是分不开的。第二次放逐后的他来到加拿大以后,他成了“族裔散居”①者,尽管他这次放逐是主动的,但是文化身份嬗变的他并没有断绝与母体的联系,有着中国传统文化血缘的他也并没有融入异族文化里面去。因为,“任何一种文化承担,在面对一种异文化,一个文化他者 (the other)的时候,很容易泛起一种自身的文化乡愁。”[4]所以,洛夫的晚年诗歌不像《边界望乡》、《金龙禅寺》、《湖南大雪》、《因为风的缘故》等诗歌那样,直白地表达着他心中的那份乡愁,而是通过“漂木”和其它具有地域特色的意象表达他的文化乡愁。

洛夫自述《漂木》最初的构想,“只想写出海外华人漂泊心灵深处的孤寂与悲凉。”[7]所以作者以《漂木》为诗题,“漂流、流荡、放逐、离乡背井当然是最明显的题旨”[8](P9)。从本质上来说,“每一位诗人都是一个精神的流放者”[8](P275)。诗中多处出现的“漂浮”、“漂泊”、“飘零”等字句都体现了诗人自我放逐和“二度流放的孤独经验”。第一章以《漂木》为名,借大海上一块漂浮不定的木头展开了诗思旅程。木头、浮瓶、叶子、羽毛……等都是漂泊的化身。洛夫曾经坦言：“我是以漂木为象征,不仅写自己,广义上演绎海外中华儿女漂泊的生活和孤寂的内心世界。漂木入海后逐浪漂流,有时穿过悬崖峭壁,有时迎来晚霞新月,凡是太阳照射到的地方,那里一定有落脚的华人。华夏游子身背土地爷漂四方,漂到哪里,就在哪里供上土地爷,生根开花。我和海外数千万华人都是这样漂啊漂,漂到自认为理想的地方就定居下来。生活在海外的华人,究竟家在哪里?我体会到,人在什么地方,家就在什么地方,国也就在什么地方,但是,根始终在中华。”[9]

“究竟家在哪里”,这是许多漂流海外的华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感到焦虑而发出的询问。正是对自己的文化身份感到怀疑,洛夫才发出了如此感慨。所以,洛夫在他的《漂木》中,通过“漂木”隐喻洛夫“身份”的漂浮和对这漂浮身份的追问：

或许,这就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漂泊/一根先验的木头/由此岸到彼岸/持续不断地搜寻那/铜质的/神性的声音/持续以雪水浇头/以极清醒的/超越训诂学的方式/寻找一种只有自己可以听懂的语言/埋在心的最深出的/原乡

在这里,作者把抽象的乡愁具象为漂泊的木头,通过木头寻找原乡表达他心中的文化乡愁。他还指出：“《漂木》所表达的思想主轴和审美精神,是我对‘天涯美学’探索的一个总结。具体来说,它强调个人悲剧意识和悲剧经验与民族的悲剧精神结合,表达的是一种更空阔的空间,一种最终超越了民族的宇宙境界。”[6]所谓“天涯美学”,是洛夫移民北美后提出的一个美学观念,它的具体呈现就是《漂木》。他说：“如果说文学主要在表现作家的情感与心境,再没有任何名词比‘天涯文学’更能表现海外作家那种既凄凉的流亡心境,而又哀丽的浪子情怀。”[5](P290)由此看来,洛夫所谓的“天涯”,其实不只是指“海外”,也不只是指“世界”,它不仅仅是空间的含意,也是时间的,更是精神上和心灵上的。所以,洛夫所谓的“天涯美学”,实际上也就是一种“乡愁美学”。因为,“文化乡愁差不多是同所有文明进程始终相伴的文化意象,它或者是时间性的,或者是空间性的,但往往是两者相糅合的。”[4]

不光《漂木》里渗透着作者自己的浓浓的乡愁情结,在其它篇什里,洛夫也体现着他的“天涯美学”,如“一个厚嘴唇的黑妇/在铲雪/白色的乡愁/从邻居的烟囱袅袅升起”(《或许乡愁》),“在那比肚脐眼/还要阴冷的年代/冰河,一夜之间/生出许多的脚。四出寻找/自己的家,没有名字的源头”(《大冰河》),“黑妇”、“雪”、“冰河”这些意象都有作者所居地加拿大的特色,但正是这些空间性的文化意象使得洛夫的乡愁诗歌具有了另一美学意义。

由以上洛夫在早期和晚期的乡愁诗歌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出,洛夫两度放逐的经历导致了他两次不同的身份建构,文化身份又导致了他乡愁情结的泛起。如果说早期的被迫放逐建构的是一种孤儿身份,泛起的是一种“既爱犹恨,说爱犹恨”的故国乡愁,那么到了他的第二次放逐时期,大寂寞大失落的那种漂泊之感使他的诗歌中依然有着一种浓浓的文化乡愁。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得结论：文化乡愁导致文化认同的危机,文化身份的认同危机反过来导致文化乡愁的泛起。

[1]唐洁.颠覆与重塑——汤亭亭小说人物文化身份的探寻与建构[J].怀化学院学报,2009,(4)：68.

[2]叶维廉.洛夫论 [A].因为风的缘故 [M].台北：台湾九歌出版社,1988.

[3]朱寿桐.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 (下)[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4]李文堂.文化乡愁与文化冲突 [A].批评家茶座 [C].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

[5]洛夫.洛夫访谈录 (节选)[A].谢冕,杨匡汉,吴思敬.诗探索 [C].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6]木 然.走近洛夫,因为诗的缘故 [EB/OL].http://www.starmate.joyline.com.2005-4-20.

[7]蔡素芬.漂泊的,天涯美学——洛夫访谈 [J].创世纪杂志,2001,(128)：40.

[8]洛夫.漂木 [M].安徽联合文学出版社,2001.

[9]王选.洛夫：我的中华诗心不够 [N].南方日报,2003-2-26.

注释：

①族裔散居(diaspora)源自希腊语中的动词speiro(意为“播种”)和介词dia(意为“遍及”)。威廉·萨弗冉认为族裔散居者具有以下特点：1.他们或他们的祖先从原来的中心分散到两个或更多的外围或外国;2.他们对原来的家园——它的实际地位、历史和成就保留着集体记忆、视角或神话;3.他们认为自己不会为宿主社会所接受,因而感到与之疏远、脱离;4.他们认为祖先的家园是他们真正的理想家园,是他们或后代最终应回归的地方;5.他们认为自己应致力于维护他们的原始家园,努力恢复其安全和繁荣;6.他们以各种方式与家园维持联系,这种联系确定了他们的种族共同体(ethno communal)意识和团结。见 William Safran,“Diasporasin Modern Societies：Myths of Homeland and Return,”in Diaspora 1(1)199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