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 杰

(苏州科技学院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苏州215009)

慈善是什么?“慈”,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注曰：“慈,爱也”[1](P1445);《左传·文公十八年》称：“宣慈惠和。”[2](P579)唐代大儒孔颖达注：“慈者,爱出于心,恩被于物也。”[2](P579)“善”的本义是吉祥、美好,《说文解字》注曰：“善,吉也,从言从羊,此与义 (繁体字)、美同意。”[3](P366)从字义上可知,慈善是出于爱心使人得到好处的实际行为。从而说慈善应该是一种爱心的彰显,慈善是一种使人 (弱势群体的人)生存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行为。所以,慈善事业是以爱人为基础,在自愿之下,向社会的弱势群体提供一定的无偿的物质和精神援助,而使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需要得到满足的社会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爱人和富民的行为。《论语》作为传播儒家创始人——孔子思想文化的载体,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行为方式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审美情感、思维认知、信仰活动等等。其“爱人”、“富民”思想也为后人所继承,对中国人的乐善好施、扶贫济困等传统美德产生了重要影响。要大力发展现代慈善事业,就要汲取传统文化中的慈善思想,如《论语》中的“爱人”和“富民”思想等,以便使慈善事业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服务。

一、《论语》中的“爱人”思想

“仁”是《论语》的核心思想之一。在“仁”的核心思想之上,《论语》中提出了“爱人”的思想。《论语》中,孔子的学生樊迟问仁,孔子概括的回答“爱人”,从而提出了“爱人”的思想。“爱人”可以看作是对“仁”的基本诠释,是“仁”的基本含义。在对“仁”的释义上,“传统文字学从字形结构上把‘仁’解释为‘从人从二’,二人相和相爱之意,或二人相对相从之意。周谷城则从语言学上释义,又以书法习惯把‘仁’解释为两个人连写,即‘人人’,把人当作人,做人要有人样子。此说颇佳。”[4]它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是因为“民兴于仁”[5](P82), “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5](P93),“仁”是民们必须的。此处的人人,把人当作人,做人要有人样子,具有抽象性。《说文解字》中仍旧保留着“仁”字的古字,由现在的“千”和“心”构成,上“千”下“心”,从“心”从“千”[3](P1066)。这与许慎说的“从人从二”是不同的。“近年来,刘翔先生以现存先秦古‘仁’字为基础,从探求其构型演化的轨迹入手,认为：目前所能见到‘仁’字的最早构型为‘身’,讹变为‘千’,又省变而为‘仁’字,‘仁字造文从心从身,身亦声,会意兼形声,此构型之语义,当是心中想着人之身体’,‘换句话说,就是要时刻想着爱惜人的生命’[6](P159-160)”[7]。这里的“心中想着人之身体……要时刻想着爱惜人的生命”,把人由抽象的人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人。仁者爱人,即是从人人,把人当作人,做人要有人样子,到达了以心里要时刻想着爱惜每一个人的生命。基于此《论语》中的“爱人”是要求从爱一个抽象的人,落实到爱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具有博爱的精神。最具体的表现是,孔子的马棚失火了,他从朝堂回来问道：“伤人乎?”不问马[5](P112)。但作为其时代的产物,他没有超出时代的限制,又把“爱人”的思想建立在“入则孝,出则悌”[5](P4)基础之上。

“爱人”的实现是具有可操作性。《论语》中“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5](P65)为仁的方法,就是说能以自己的行为去爱别人,用自己的爱施于别人,要求每一个人从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事切实的做起。孔子自己也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5](P78)、“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5](P131)等都是其表现。更深刻的表现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5](P65)、“己所不欲,勿施于人”[5](P190)。即“爱人”是立己立人、达己达人、欲己欲人的社会道德责任。

《论语》作为研经时代必读的书目之一,“爱人”思想对中国古人产生了重要影响。“爱人”思想为慈善提供了情感思想基础,为慈善理念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推动了各种慈善形式的出现。中国人民的乐善好施、扶贫济困、尊老爱幼、扶弱助残的传统美德,都是“爱人”思想的体现。具体说来：在熟人乡里之间,依靠血缘宗族维系,其形式有义学、义田、义塾、族田等,其实施的主要内容有施财济物、赈穷救乏、救助幼孤、帮助丧葬等,维护宗族小团体的稳定与繁衍,到达国家救助达不到的地方,起到了维护国家稳定的作用;在陌生人之间,其形式有行业互助、医疗慈善等,其主要内容是馈药问医、救死扶伤等,帮助其同行业渡过难关,解救了大量因疫病带来的病人;在国家有,其形式有居养院和安济坊、慈幼庄和婴儿局、漏泽院等,其主要内容有养护老人、养护儿童、助葬等,在专制时代国家的财政绝大部分都掌握在国家政府手中,国家政府成了社会救助的实行主体,救助了生活无靠又得不到社会救助的团体,抚慰了人们的不满情绪和反抗心理,宣扬统治者的深仁厚泽,最大程度的缓和了社会的矛盾。从而维护了封建社会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给劳动人民的生活的提高和稳定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二、《论语》中的“富民”思想

《论语》中提出了“富民”的思想。孔子到卫国去,冉有为他赶车。孔子说：“庶矣哉?”[5](P149)。冉有说既然如此,又该如何呢?孔子说：“富之。”[5](P149)冉有又说这之后又该如何呢?孔子说：“教之。”[5](P149)在“庶矣哉”、“富之”、“教之”三者中,“富民”出于其中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众多的人走向文明人的中间站,连接着人们由众多走向道德文明。在孔子评价子产时,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一就是“其养民也惠”[5](P46),就是养民要用恩惠使民富足,是“富民”在政治上的一种表现。《论语》中也提出了一些“富民”的具体思想措施：

首先,要“使民以时”[5](P3)。这是孔子在谈治理国家的时候提出来的。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没有现代化的收割手段,农作物的收割必须及时,违背了农作物的收割时间,很难全部收到仓库里面的,这对当时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孔子由此说。“使民以时”中的“时”是适时、按时的意思,就是要求官员在役使老百姓要在农闲的时间,不要妨碍农业的生产。《论语·尧曰篇》中提出了“尊五美”[5](P241)的思想。这五美之中“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5](P241),就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5](P241)。这里讲的君子对民的恩惠都是因民之利的恩惠,对人民的役使都是择其可劳的役使,实质上这也是“使民以时”的一种表现。这种适时、按时的思想在《论语》还表现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5](P1)、“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5](P10)等。这种“使民以时”[5](P3)的思想既可以达到使民富足的要求,又可以达到君子提升道德要求的需要。

其次,要少收赋税。《论语·颜渊篇》记道,鲁哀公向有若问道“今年收成不好,国用不足,应该怎么办?”有若说“为什么不撤掉一分赋税呢?”鲁哀公说“现在是二,还怕不足,怎么还要撤掉一分呢?”有若说“百姓富足,你怎么会不足呢?百姓不足,你怎么会足呢?”这里明确地表明了在灾害之年要减少赋税的要求。《论语·先进篇》写到季氏比周公还富裕,孔子的学生冉有还为他搜刮积聚更多的财富,孔子明确的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5](P123)表达了对强征赋税表示强烈的反对。《礼记·檀弓下》孔子说过“苛政猛于虎也”[8](P310)也表示了对强征赋税的反对。要少收赋税是孔子对春秋时期各国起义反思的结果,因为当时的起义多部分是由强征赋税而加重人民的生活负担而引起的。由此孔子要求人们特别是官员,要“居简而行简”[5](P53),因为只有这种大简才能减少官员生活费用,对人民宽略,进而才能减少对人民征收的赋税。孔子也把这作为评价人物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使是管仲这样的仁人也被孔子评价为“焉得俭”[5](P28)。

再次,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5](P65)。孔子把“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看做是非常高贵的,比仁德还要高,就是尧舜也还没有达到,但这是为仁之人向往的道德目标。在救济人的具体时候,孔子又进一步指出“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5](P54),就是作为君子的人要救济穷困的人,而不是周济富裕的人。这是对“博施于民而能济众”[5](P65)作了进一步的注释,虽然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5](P65),但更重要的是“君子周急不继富”[5](P54)。

《论语》中这些“富民”思想措施,对中国的慈善事业和社会救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使民以时”[5](P3)的“富民”思想措施,在古代只要不是昏庸的帝王,都会在不是农时的时候役使百姓,以免百姓衣食有忧,就是到现在还起作用,如在农村的打井、挖河的社会救助活动,只要用到人,都会在农闲的时候进行,以免耽误农时;到明清时期各类民间慈善组织兴起,如同善会、博济堂归善局等各类形式,救助了大量的困难人群,此外对衰老不能做事者,培养其子弟或使其后继有人,或使其子弟有一技之长,早日自立致富发家;这些都是富民思想的各种表现形式。明清时期的慈善组织的兴起以及宗族大量义庄的大量涌现,组织了各样的救助形式,弥补了官方救助制度的不足,扩大了救助对象的范围,覆盖了多数的困难人群,使社会的保障制度体系更加完善,缓解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从某种程度真正反映了孔子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5](P65)和“君子周急不继富”[5](P54)的思想,更为中国后来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榜样。

三、《论语》中的“爱人”、“富民”思想的现代意义

《论语》中的“爱人”、“富民”思想对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要发展社会主义慈善事业,就要发挥其积极的作用,以便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服务。

首先,要扩充“爱人”的思想。现今的一些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或需要,或为经济利益、或为权力需要,进行一系列的非法活动,随便看看报纸就会发现诸如损公肥私、男盗女娼、吸毒贩毒、纸醉金迷、制造假酒假药、谋财害命、贿赂公行、腐败堕落偷工减料等事件,置人民死活不顾,使人民和国家遭受巨大的损失。这些都可以说明现代人,物质富裕了,但缺乏了“爱人”之心。所以我们现在应当加强和扩充“爱人”的思想。要把《论语》中的“爱人”的思想,落实到爱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并且把“爱人”的思想扩充起来,把“爱人”扩充到爱与人生命有关的各种生命体,即由“爱人”思想推理出爱人和爱自然界。对于爱人,因为社会是由现实的每一个人组成的,“凡有人群居住的地方,人们都必须相亲相爱,和睦相处,社会才会安定与和谐,人类群体才能得到繁衍和发展。离开了‘爱人’,人就不能成其为人,社会也就不成其为社会”[9](P34)。此外,爱人之心,是对给予自己快乐的人的心理反应,是产生同情和报恩伦理行为的动因、根据、原动力。因为“一个人爱谁,便会对谁产生同情心,便会与谁发生同样的感情”[10](P107)。即与被爱的人产生融为一体的感情,对人的爱越多,就会产生越强的同情感,否则越淡薄。所以只有在现实社会中加强“爱人”思想的宣传和落实,才会消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才会更多的与他人产生同样的感情,把别人的困难和处境当做自己的困难和处境,从而减少损公肥私、男盗女娼、吸毒贩毒、纸醉金迷、制造假酒假药、谋财害命、贿赂公行、腐败堕落偷工减料等事情,使社会更加和谐,其乐融融。

对于爱自然界,这是因为自然界是由非生物和生物组成的有机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每一种非生物或生物都有自己不可代替的位,是人们无法改变的。人也是自然界的一个位。然而人们囿于自己所谓的优胜劣汰或人定胜天的偏见,总是显示人类无所不胜的力量,征服自然而毁灭性的开发自然、砍伐森林、滥杀动物、以致制造种种大量高效杀人武器,变动了非生物或生物的各自的位,造成了一系列的现代病,如环境问题、生态问题、气候问题、资源问题等,给现代社会的人们造成了不可忘记的灾害。要爱自然,并不是反对开发自然,而是开发自然要合理,开发自然的时候又要保护自然,且对自然进行一定的补偿。要爱自然,就要在现实中以爱护自然之心来约束我们的行为,使我们在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不能随意乱放,而是放到适当的位置。即“人与自然共处于地球生物圈的同一体中,人类的繁衍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大自然,必须以大自然为依托,利用自然;同时又必须改造自然,让大自然造福于人类,服务于人类。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应该尊重自然、善待自然,自觉充当维护自然稳定的调节者。从而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境界。”[11]

其次,培养人们的慈善责任意识。2008年是中国自然灾害频发的一年。2008年年初南方大部分地区遭受低温冰雪灾害,5月12日四川汶川地区发生8.0级特大地震,中国人的善良之心、恻隐之心、爱国爱民之心得到极大的显现,全国掀起了慈善捐献的热潮。据民政部和中国慈善捐助中心在2009年3月11日发布的《2008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公布显示,2008年我国接收国内外各类社会捐赠款物共计1 070亿元 (不含港澳台地区),是2007年的3.5倍,占 GDP总量的0.356%,年增长率达246%,是建国以来接收社会各界捐赠最多的一年,开创了中国慈善捐赠的新记录。[12]据有关统计,美国2004年慈善捐赠额已占 GDP的8%～9%,纯粹个人捐赠也已相当于 GDP的2.17%。而我国2008年慈善捐赠才达到0.356%,纯粹个人捐赠相当于GDP的比重表述不明。说明了我国慈善行为不具有普遍性,人们的慈善责任意识普遍低。而在“爱人”的实现方法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5](P65)、“己所不欲,勿施于人”[5](P190),表达的是立己立人、达己达人、欲己欲人的社会道德责任。这种社会的道德责任意识是经过“我欲仁,斯仁至矣”[5](P78)、“为仁由己”[5](P131)实现的。特别是“我欲仁,斯仁至矣”[5](P78)包含了两方面,一方面是我有能力爱人,另一方面我爱人的行为是一定能够成功实现的。所以我们借助于此来培养人们的慈善责任意识,即慈善是我有能力且一定能够成功实现的。慈善的责任意识应该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是自愿性;其二,是不求回报的无偿性;其三,是慈善行为一定能够成功实现的责任性。这种慈善责任意识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培养：一是,在每个企事业单位中,在固定的地点设立爱心奉献箱。在固定的时间由义工组织打开爱心奉献箱,并将爱心奉献的款数公布到网络上,作为对企事业单位评估的参考系之一。二是,设立义工服务站。规定每个人,在一年中要有多少个义工日,单位的评比活动中要参考义工服务的完成情况。

再次,据“使民以时”[5](P3)的适时和“周急而不继富”[5](P54)的思想,向弱势群体提供免费的技术帮助。时代是变化的。社会经历了农业时代、工业时代,进而进入了现在的信息时代。时代的不同相应的伴随着表现手段的不同：农业时代是铁器的广泛应用;工业时代是机器的广泛用;信息时代是计算机技术和微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现在国内严重存在着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的矛盾,鉴于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表现时代的手段的不同,现阶段就要据“使民以时”[5](P3)的适时和“周急而不继富”[5](P78)的思想,向弱势群体提供免费的技术帮助。免费的技术帮助就是给人们提供免费的技术学习,使弱势群体弱势改变,如使残智障的无劳动能力的人有家可归,衣食无忧;使残疾的有劳动能力的人,给他们免费提供技术学习的机会,使他们衣食无忧;有病的,提供医术使病的医治;上不起学的贫困的,提供免费学习技术,使他们能够致富等等。这种提供免费技术的建立,本质上应该是公益性学校的建立。学校的一切都是公益性的。学校老师是由担任过该门课的大学老师的义工们组成,他们分别讲授该门课程的一部分。书籍、教室、设备都是有社会上的捐助得来。它对社会弱势群体免费,为他们提供改变弱势生活的技术保障。公益性学校培养的弱势群体的人才,其工资除了维护他们自己的生活支出之外,要留出一小部分 (在其可承受的范围内)捐给公益性学校或慈善机构,帮助别的弱势群体,回报社会。他们的捐款可以使公益学校持续不绝,也为慈善捐款提供一部分财政来源。这种免费技术的帮助,也是解决当前贫富差距与城乡差距的一种有效手段,它的实行可以使社会更加和谐安定,人民更加生活的美满。

[1]汤可敬撰.说文解字今释 (下)[M].长沙：岳麓书社,2001.

[2]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 (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汤可敬撰.说文解字今释 (上)[M].长沙：岳麓书社,2001.

[4]王振铎.孔子的人本文化观 [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报,2001,(2)：46.

[5]金良年撰.论语译注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6]刘翔.中国传统价值观诠释学 [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7]杨国玉,韩进军.论董仲舒对先秦人学的继承和改造 [J].河北大学学报,2002,(1)：101.

[8]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 (上)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9]冯达文,郭齐勇主编.新编中国哲学史 (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0]斯宾诺莎.伦理学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11]马红珍.科学实践观视阈下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J].怀化学院学报,2009,(6)：38.

[12]http://gongyi.sina.com.cn/gyzx/2009-03-11/1212764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