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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酌低唱中的平凡叙述
——评张玉璞的《浅酌低唱——宋代词人的文化精神与人生意趣》*

2010-08-15胡梅仙

湖北科技学院学报 2010年8期
关键词:著者士大夫宋词

胡梅仙

(华南师范大学,广东 广州 510006)

浅酌低唱中的平凡叙述
——评张玉璞的《浅酌低唱——宋代词人的文化精神与人生意趣》*

胡梅仙

(华南师范大学,广东 广州 510006)

宋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我们对宋词的理解不能仅仅来自于对宋词的文本欣赏,更要对宋词中所蕴涵的文化精神与人生意趣有所体会。张玉璞的《浅酌低唱—宋代词人的文化精神与人生意趣》用优美的文笔仿佛在叙说一段宋词的故事。著者主要从宋代词人的心路历程和心态变迁来探讨宋词的委婉低回或者是豪迈激越。正如文中所说:“心理结构正是浓缩了的人类历史文明,文人的创作则又是打开时代灵魂的心理学。基于这一点,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应该是人类的心灵史。”

探讨文人心态和文化、作品的关系是一个可以无穷挖掘的话题,著者无疑从一个新的角度给了我们今后的研究一个可以继续探讨的启示。

该著共分四章。第一章总论宋代士人的生存环境和处世心态。著者主要阐述了宋代的“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文官制度,儒释道三教的融合,以及理学的无声浸润对士大夫的出处心理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宋代士人的享乐意识与忧患意识共存。文官制度使“士不遇”情结淡化,士人的“士为知己者死”的理念和社会责任感又使他们自觉地效忠于宋王朝。在他们的眼里,君主就是人民的化身,皇权意志成为他们唯一的价值依据,君主就是终极目的。另一面,与“理”对立着的欲望似乎又从士大夫那庄严的外表下透露出人类情感的焦灼和危机。这些矛盾的统一体体现在宋代士大夫身上,表现的将是灵与肉,人格和欲望,情和伦理的分离,而表现在作品中就是“诗庄词媚”,传统的诗文是言志载道的工具,在主理和言志的诗中不能表述的情感却能在自唐以来就被视为言情娱乐的词中找到可以表述自我的声音。

在第二章“词人心态和价值取向”中,著者主要探讨了茶坊酒肆中的词客风流,情理冲突和词人心态的关系。宋时,儒学的伦理纲常正在转化为一种内在的心灵自觉。“理学将‘天理’与人心互相对应,凸显人心对秩序,规范的自觉,从而为儒家道德伦常找到宇宙论和心性论的依据,把外在伦理规范对人的行为,思想的整顿约束变为内在心性自觉的协调和修养,这样就完成了儒学的‘内转’。”这无疑成为一种精神的枷锁,使文人士大夫在优裕的待遇、冶游、饮酒的快乐自适中,仍背负着沉重的责任感和对于“天下”的忧患意识。而人世间的情感又是他们心灵的隐幽深处最终的慰藉和归所。情感和责任外在的双向分离和内在的融合正是宋代文人的基本心态。天理和人的本能欲望之间,传统的价值观和人的情感的暧昧状态之间就象一条起源于同一山脉却又各自分离的河流。宋代词人的理想人格和自由心性之间的冲突,使他们沉重的面纱下掩盖着情感的率真和孤独。历来认为“词为艳科”,此观念既是对词的旁门小路角色的歧视,又表现出词的独立性和无可替代的个性。(现代诗在一定意义上是古诗和词的合流,它所蕴涵的丰富性和天才的的语言表达是人类智慧最光彩夺目的闪现。)宋人盛赞《花间》词,视之为正宗本色词,而在词中唱出别一样声音的苏轼的豪放词,则被时人讥之为“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另一面,从欧阳修的诗词殊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的“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逼”的缠绵悱恻,到法明跏趺逝前咏柳永词和村头老妇的喜柳永词,典型地反映了宋人于情于理的矛盾心态,可以看到理智的外表下的柔情,疲惫的士人心态下精神归宿的依附和追求。而真实的情感会赋予艺术一种强烈的震撼力,这正是宋词经久不衰的审美魅力的表现。

在第三章“多彩的人生体验”中,著者花的笔墨最多,从文人士大夫的纵情享乐与随缘自适,忧患意识与风月痴情,到勇担道义与英雄失路,我们可以看到一部宋文化的凝聚史。宋代城市经济的高度繁荣,歌妓,冶游的盛行,使享乐心理普遍滋长。享乐意识是人之本性,理学的内转使宋人的内向性格更加凝结于一种心智的表达,强烈的感情在内心酝酿得更丰富,激烈。此篇主要从社会境况和现实环境,社会矛盾的激化来探讨文人士大夫的忧生和忧世,伤春和悲秋,相思与悼亡,以及勇担道义和英雄失路的悲凉,所有人生中愁肠百结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思绪都可以在词中找到表达的方式。“日本学者青山宏认为‘落花 +伤春’的时间意识是宋词的基调,这是颇有识见的研究心得。以这一抒情模式为基调,可以生发出关于事业、人生、爱情等方面的种种悲戚和伤感。”这是文学中最真实最自由的部分,因而也是最深刻最可以阐发的部分。而由苏轼开创的“学士词”却是指出了词的向上一路,拓宽了词的表现领域。变体词的豪放和阳刚之气给委婉低吟的本色词园增加了一道波澜壮阔的色彩。纵情享乐和忧患意识,随缘自适和勇担道义是如此安然无恙地融合在一起,正是文人士大夫的真实情感心态和仁义理想的体现。关键时刻的舍生取义在“倩何人,换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的温情中犹可见词人对精神家园的向往,而信义却不折不扣地让他们产生出理想诗性的光芒,红巾翠袖更可见妖娆动人。

在第四章“人生类型的个案分析”中,主要以柳永,欧阳修,苏轼,秦观,辛弃疾,姜夔为例,宋代词人的各种人生体验有意无意显露于词中。这一篇,著者从词人的生活经历、个体心态、行为、情感都有精到分析,给我们打开了一片欣赏和玩味宋词的窗口。作者用饱含深情的笔触融自己的情感于词人的心境和作品中,我们可以从中更加深刻地了解词人和词作品以及词中所蕴涵的文化信息。放荡不羁、忧郁落魄的柳永,(让我想起了英国诗人拜伦)豁达开朗、从不随波逐流的苏轼是完美人格和天才的结合,深情纯净的秦观,慷慨悲凉、英雄失路的辛弃疾,最让人心动、永远行走在无家的路上的姜夔,每个人的人生经历都是一部诗。指向生命、时间和美的诗一般的心灵和信仰,才是宋词中自由、和谐、真情和神圣的终极之美。

该书还安排了一些精美的插图,它既有学术基础又不乏深入浅出的优美表述,使一般的读者都可以从中感受到词人的文化精神和词文化的优美底蕴,还可以欣赏到词作品的人性之美,即人类共通的抒情特质。“当世界的道德意义被消解后,世界的唯一意义便是审美意义。这实际上是恢复了生命作为世界本体的最高价值,一切道德真理只是维护生命的权宜之计。”宋词的意义也正在于它是最接近生命的,因而是审美的。

I207.23

A

1006-5342(2010)08-0191-02

2010205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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