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世永

（台州学院 中文系，浙江 临海 317000）

一切文学批评都是政治的批评
——《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文本解读

吴世永

（台州学院 中文系，浙江 临海 317000）

作为当代具有国际声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和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化批评家的伊格尔顿，他的著作具有广泛的公众影响力。因此重温和细读伊格尔顿的经典理论著作，可以昭示当今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走向。伊格尔顿在其著名的理论著作《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中提出一个核心命题：一切文学批评都是政治的批评。

伊格尔顿；人文特质；文学批评；政治批评

一、特里·伊格尔顿的人文特质

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43- ），作为当代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和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化批评家，他可能是英国最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也是世界文学理论界读者最多的评论家。“他在西方的最大影响是通过灵巧地考查形形色色的理论，如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公共领域的历史、美学、意识形态、后现代主义等而获得。查尔斯王子（Prince Charles）曾经说过的‘可怕的伊格尔顿’就说明了他在英国学术界的地位。不是每个文学理论家都能得到如此广泛的公众影响力。”①杰夫里·威廉姆斯：《流浪者：特里·伊格尔顿》，吴万伟译，转引自剑虹评论网。

伊格尔顿之所以能成为当今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的一位大师级人物，能有资格跻身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人物之列，的确是因为他有着独特的人文特质。伊格尔顿不仅以“说什么”给人们以思想的震惊和启迪，而且以“怎么说”深深地打动他的读者。“伊格尔顿一直凭借着他那独一无二的凌厉风格，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和姿态对一切逻辑失当、立场躲闪、面目可疑的文艺思潮作毫不留情的尖锐批判。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越来越难以忍受那种横亘在读者和文本之间的不成体统的理论话语和那些普遍性的因而也是无关痛痒的夸夸其谈。”②段吉方：《意识形态与审美话语——伊格尔顿激进美学的逻辑和立场》，《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03期。正是因为如此，“他那批判的美学锋芒和锐气也常常给人留下激进的印象，同时也引起了当代文艺界和批评界的广泛关注，其中有赞扬与激赏，同时也有批评和责难。这也正是他不应该被忽视的理由，因为对他的文艺观念与批判立场的进一步的批判性检测，无论对于理解伊格尔顿本身，还是理解当代文艺精神的发展与变化，都是必要的。”③同上

伊格尔顿一贯充满自信地表达社会主义政治，不管它时髦还是不时髦。他在谈论文学理论时说“在方法层次上，多元主义应该起主导作用，因为真正战胜折中主义的不是方法上的一致性，而是政治目标的一致性。”④杰夫里·威廉姆斯：《流浪者：特里·伊格尔顿》，吴万伟译，转引自剑虹评论网。

中国著名学者王逢振在2006年翻译出版了特里·伊格尔顿的 《文学理论介绍》（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不过中文名已经译成《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Phenomenology，Hermeneutics， and Reception Theory: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江苏教育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06年3月版）。这本书是特里·伊格尔顿在1983年出版的，书中对西方新潮学术流派的介绍通俗易懂甚至引人入胜，被重印了将近20次，成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西方学习文学的学生必读的教材。特里·伊格尔顿在中译本前言里特别谈到：“这部作品是专为西方那些以前很少了解或根本不了解这些问题的学生写的，因此我希望它会对不熟悉但有兴趣了解西方这些发展情况的中国读者特别有用。”①特里·伊格尔顿：《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王逢振译，江苏教育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6年3月版，中译本前言第3页。王逢振也在译者前言中谈到：“要使文学理论有所发展，就必须对各种已有的理论进行批评和借鉴，而且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和借鉴任何新出现的文学理论。”②特里·伊格尔顿：《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译者前言第5页。他认为伊格尔顿的这本著作为我们提供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近30年西方文学理论的概论，这对我们进一步认识、研究、借鉴这些理论，对了解西方文学理论的状况，都是有益的，或可说，它是我们进入当代西方文学理论迷宫的导游。那么，下面就让我们随着这个导游，进入当代西方文学理论迷宫，去享受其中的理论快乐。

二、一本该从结论读起的书

伊格尔顿在“结论：政治的批评”中谈到他写这本书的时代政治气候：“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估计世界上有6000多核弹头，许多比毁灭广岛的原子弹的威力大1000倍。这些武器在我们活着的时候使用的可能性正日益增大。这些武器的费用一年大约要5000亿美元，或者说一天要13亿美元。这个总数的5%——250亿美元——可以大幅度地、基本上缓和第三世界严重的贫困问题。”③特里·伊格尔顿：《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190页。因此伊格尔顿在这本书里自始至终都试图说明，现代文学理论是我们这个时代政治和思想意识历史的一个部分。从雪莱到霍兰德，文学理论一直不可分割地与政治信仰和思想价值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学理论并不是一种依靠自身的理性探究的对象，而是用来观察我们时代历史的一种特殊的观点。因为任何一套关于人类意义、价值、语言、感情和经验的理论，势必要论及关于人类个人和社会性质的更广更深刻的信念、权力和性的问题，对过去历史的解释，对目前的看法，以及对未来的希望。伊格尔顿认为文学理论不应该因为是政治的而受到谴责。他把这本书最后部分标题为“结论：政治的批评”并不是想说：“最后，一种的政治的选择”，其意思是说：“结论是，我们考察过的文学理论是政治的。”④特里·伊格尔顿：《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191页。

在伊格尔顿看来，自由人文主义已经缩小成资产阶级社会中无力的道德良心，温和、敏感，但徒劳无益；而结构主义则已经或多或少地消失在文学博物馆里。所以，他认为这本书与其说是一种介绍，不如说是一种死者的传略，而且通过埋葬我们寻求发掘的对象，就可以结束我们的论述了。伊格尔顿强调他的意图并不是要用一种他自己的、要求在政治上更可接受的文学理论，来反对他在这本书里以批评的态度所考察过的那些文学理论。尽管是如此表述，伊格尔顿还是忍不住开出自己的药方：“我自己认为，最实用的是把‘文学’看一个名称，这就是米歇尔·富考称做‘分析推理实践’的整个领域，人们不时地以各种理由为其中某些类型的写作所起的名称；我认为，如果有什么东西要成为研究的对象，那么它就是这种实践的整个领域，而不仅仅是那些有时相当模糊称之为‘文学’的东西。我在反对这本书里所描述的那些理论所用的并不是一种文学的理论，而是一种不同的语言——不论人们说它属于 ‘文化’、‘表现的实践’或者任何别的什么都无关紧要——这种语言包括其他那些理论所涉及的对象（‘文学’），但通过把它们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中会改变它们。”⑤特里·伊格尔顿：《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200页。

从这种意义上说，伊格尔顿显然不把批评看作是一个本体，它只是一种阐发观点与立场的语言实践，这种语言实践与其他语言实践相比较的特殊之处在于 “它关心语言所产生的各种效果以及它们怎样产生出这些效果。”⑥特里·伊格尔顿：《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200页。这类似于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学批评”形式——“修辞学”：“从古代社会到18世纪，修辞学一直是公认的批评分析形式，它考察的是语言为了达到某些效果所采取的构成方法。它不在乎它的研究对象是说的还是写的，是诗还是哲学，是小说还是历史；它的视野完全是整个社会里分析推理实践的领域，它的特殊兴趣在于理解作为权力和行为形式的这种实践。”①特里·伊格尔顿：《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200页。伊格尔顿认为文学批评本性就是如此。因此，伊格尔顿希望文学批评摆脱诱惑它的某些流行的、新奇的思想方式——“文学”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对象，“审美活动”可以同社会决定因素分开，等等——使它重新回到它已经放弃的老路上去。在伊格尔顿看来，修辞学不怕麻烦地分析语言是有其道理的。因而，它既是一种“批评”活动，也是一种“创作”活动，“修辞学”，这个词既包括有效语言的实践也包括它的科学。伊格尔顿认为，他所提出的修辞学（虽然它同样也可以称作“语言理论”或“文化研究”或别的什么），既不是本体论的也不是方法论的，而是战略性的。这也意味着我们不是先问对象是什么或我们如何探讨它，而是为什么我们要首先探讨它。或者换句话说，修辞学为什么有助于使我们大家变成更好的人。语言、符号系统和各种表现实践，从电影和电视到小说和自然科学用语都产生效果，它们改变意识和无意识的形式，而这些与保持或改革我们现存的权力制度密切相关。因此它们与做一个人的意义有着密切的联系。任何理论或方法，只要有助于人类解放的战略目标，通过对社会做社会主义改革而产生“更好的人”，都是可以接受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精神分析、解构批评、接受理论等等，所有这些方法以及其他的方法，都是有价值的，可以被利用的洞察力量。

按照伊格尔顿的分析，当前的文学研究领域里的危机，基本上是在解释这个学科本身方面的一种危机。在伊格尔顿看来：“‘纯’文学理论是一种学术神话。”②特里·伊格尔顿：《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191页。这就是说，“不纯”或“政治性”是文学理论的固有属性，尽管“远离污浊的政治”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一些批评家，但他们远离的只是某些文化形态中的“官方”政治，并没有也不可能离开伊格尔顿所谓的“政治”。伊格尔顿所谓的“政治”，不是狭隘的阶级斗争、党派政治，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它涉及“关于人类个人和社会性质的更广更深刻的信念，权力和性的问题，对过去历史的解释，对目前的看法，以及对未来的希望”③特里·伊格尔顿：《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191页。这类问题。伊格尔顿认为：“我这里所说的政治仅仅指我们把社会生活整个组织起来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所包含的权力关系。”④特里·伊格尔顿：《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190页。有学者认为从中可以看出，伊格尔顿所主张的：“‘政治’是对社会功利和大多数人的利益福祉的关怀和介入，是一件高尚的事情。‘批评’的政治性的这种宏大追求所表现的是对现实社会组织和权力关系的态度和立场，对社会实践的关注和参与。据此，‘批评’根本无法摆脱它所带的政治的‘不纯’，那些反对批评的政治性的观点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姿态。”⑤柴焰：《伊格尔顿文艺思想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版，第88页。基于此，伊格尔顿主张把目前称作“文学”的东西，放到更广更深的文化领域中去，把莎士比亚和普鲁斯特从狭隘的文学批评控制下解放出来，当然，这有可能会引起文学的死亡，但它也可能是它们的复活。伊格尔顿在这本书的最后一段用了一个比喻结束全书：“我们知道，狮子比驯狮者更有力量，而且驯狮者也知道这点。问题是狮子并不知道这点，很可能文学的死亡会有助于狮子的觉醒。”⑥特里·伊格尔顿：《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211页。

三、从形式主义到精神分析再到女权主义或社会主义批评家：一切文学批评都是政治的批评

当我们从结论处了解了伊格尔顿的理论观点和立论基础之后，再回过头来看这本书阐述经历就变得很有意思。当“伊格尔顿对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现代批评史进行了回顾，发现文学批评从一开始就具有非常直接的社会政治功能，是政治斗争的组成部分，始终以‘政治’为灵魂。”⑦柴焰：《伊格尔顿文艺思想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版，第88页。在这本理论著作中，尽管伊格尔顿主要是想论述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的主要批评理论，但作者却从“什么是文学？”开始他的阐述。他认为存在文学理论这样一种东西，那么显然会存在这种理论所依据的被称作文学的某种东西。所以一开始就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文学？通过对文学的解释作各种尝试，特别是对俄国形式主义所提出的 “文学”的定义的梳理，伊格尔顿得出结论：“不仅是在众说纷纭的意义上文学并不存在，也不仅是它赖以构成的价值判断可以历史地发生变化，而且是这种价值判断本身与社会思想意识有一种密切的关系。他们最终所指的不仅是个人的趣味，而且是某些社会集团借以对其他人运用和保持权力的假设。”①特里·伊格尔顿：《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15页。他认为如果觉得他的结论像是一种牵强的论断，是个人的偏见，那么，他将通过描述“文学”在英国的兴起来对它进行验证。

在“英国文学的兴起”这一章节，伊格尔顿描述，在18世纪的英国，文学包括一整套思想意识的实践活动：期刊杂志、咖啡馆谈话、社会和美学论文、规劝说教、经典著作的翻译、行为和道德的参考手册等。而关于文学只是“创造的”或“想象的”写作，是随着“浪漫主义时期”而开始发展的，在19世纪才真正流行。在浪漫主义时期，文学实际上变成了“想象”的同义词。但浪漫主义时期的作家把文学看作是“创造性想象”绝不是懒散的逃避主义，相反，文学变成了一块少有的飞地，在这里，被工业资本主义从英国社会表面抹去的创造性价值可以得到赞颂和证实。“想象的创作”可以用作非异化劳动的一种形象；直觉的、超验的诗的思想范畴，对那些被“事实”束缚的理性主义或经验主义的思想意识则可以提供一种活的批评。文学作品本身开始被看作一种神秘的有机统一体，与资本主义市场分裂的个人主义形成对照：它是“自发的”而不是理性的计算，是创造性的而不是机械的。“文学”这个词不再单指一种专门的写作方式，它具有社会的、政治的和哲学的深刻含义，统治阶级听到它的声音有可能真的伸手摸枪。文学已经变成一种整体的可以选择的思想意识，而“想象”本身，像布莱克和雪莱那种情况，则变成一种政治的力量。它的任务是凭着艺术所包含的能量和价值来改革社会。大部分重要的浪漫主义诗人本身就是政治活动家，他们注意的是文学与社会责任之间的连续性而不是它们之间的对立。

关于19世纪后期英国文学研究的发展，也与社会权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到了维多利亚王朝中期，宗教这种在传统上可信赖的非常有力的意识形态，深深地陷入困境，它渐渐地不再提供把动荡的阶级社会融合在一起的社会“黏合剂”、感情价值和基本神话，“英国文学”便构成了一种把这种思想意识的重担从维多利亚时期继续下去的主体。像宗教一样，文学基本上靠感情和经验发生作用，因此极为适合完成宗教中断了的思想意识任务。不过，英国文学变得时髦起来不是靠老牌大学里当早期文学教授的贵族艺术爱好者，而是靠地方小资产阶级的后代， 如F·R·利维斯、Q·D·罗思 （即后来的Q·D·利维斯）、I·A·理查兹等人。 在 20 世纪的早期，还有一个人物不可忽略，他在英国文学史上有极高地位和作用，他就是T·S·艾略特，他认为当时的诗与浪漫主义相对，变成了一种乏味的充满热情和细腻感情的女人气的事物。语言变得软绵绵的，失去了它的男子汉气概。它需要重新硬化，硬得像石头一样，并再次与物质世界联系起来。

在这一章节的最后，伊格尔顿提到了威廉·燕卜荪。他说，有人曾经提出，燕卜荪对作家意图的关心在某些方面使人想起德国哲学家艾德蒙·胡塞尔的作品。不论这是否真实，它为转入下一章提供了一种适宜的过渡。

在“现象学、阐释学和接受理论”这一章节，伊格尔顿明显遵循着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再到伽达默尔的德国传统。他认为，1918年，由于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蹂躏，欧洲变成了废墟。而原先秩序通常所依赖的思想意识，它借以统治的文化价值也出现了深刻的动荡。正是在这种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出现的普遍的意识危机的背景当中，德国哲学家艾德蒙·胡塞尔寻求一种新的哲学方法，为分裂中的文明提供绝对的肯定。胡塞尔后来在他的《欧洲科学的危机》（1935）里写道，这是一种选择：一方面是非理性主义的暴行，另一方面是通过“绝对自足的精神科学”实现精神再生。

胡塞尔论证说，虽然我们对事物的独立存在不能肯定，但我们可以肯定它们在我们的意识里直接表现的情况，不论我们正在经验的实际事物是不是一种幻想。任何超出我们直接经验的事物，或者把它“放进括号”悬置起来，我们必须使外部世界变成我们意识本身的内容。一切非意识 “内在”的东西，都必须被严格地排除在外；一切现实存在的事物，都必须按照它们在我们思想里出现的情况，作为纯“现象”对待，而且这是我们可以作为出发点的唯一确实的论据。胡塞尔对他的哲学方法所定的名称——现象学——便产生于这种主张。现象学是一种纯现象的科学。

海德格尔强调存在先于本质，人的存在由时间构成，它同样也由语言构成，语言先于个人主体而存在。他努力寻求回到苏格拉底以前的思想，回到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二元论出现以前，认为存在以某种方式包含着两者。海德格尔把他的哲学事业说成是一种“存在的阐释”；而“阐释”一词的意思是指解释的科学活艺术。海德格尔的哲学形式一般称为“阐释的现象学”，以此使它区别于胡塞尔及其追随者的“先验的现象学”。这样称说还因为它的基础是历史的解释问题而不是先验的意识。“阐释学”这个词原来仅仅限于对宗教经典的解释，到了19世纪，它的范围扩展到包括整个文本解释的问题。海德格尔之前两个非常著名的“阐释学者”是德国思想家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他的最富才华的后继者则是现代德国哲学家汉斯－乔治·伽达默尔。伽达默尔最主要的著作是《真理与方法》。阐释学把历史看作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一种活的对话，并且耐心的寻求搬开达到这种无止境的互相交流的障碍。但总的看来阐释学似乎是一种中立的方法论，忽略从政治历史角度去进行联系。并且对过去关注过多，而对未来和理想有所忽略。

对于接受理论，伊格尔顿认为它不同于伽达默尔的理论，它不是完全集中在过去的作品上面，接受理论考察读者在文学中的作用，因此是一个全新的发展。伊格尔顿认为接受理论和其他当代文学理论一样，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现实。读者参与整个文学过程，同20世纪60年代要求民主和参与各种政治的运动是相互呼应的，其最终目的都是推翻少数人的垄断地位。在接受理论中，康斯坦茨学派的两个学者的理论观点值得关注，他们是沃尔夫冈·伊瑟和罗伯特·姚斯。在接受理论看来，文学文本并不存在于书架上面，它们是表达意义的过程，只有在读者的阅读实践中才能具体体现出来。就文学的产生来说，读者完全和作者一样必不可少。

在20世纪文学理论的武器库里，还有一个用来将文学作品彻底固定下来的巨大的钉子，这个钉子称作结构主义。在“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这一章节，伊格尔顿还是作了比较积极的评价，他认为结构主义关于文学作品的意义体现在结构之中的做法，有助于消除文学作品原有的神秘性；结构主义将意义置于象征和逻辑的结构上也是一种进步。但是，伊格尔顿也指出：“结构主义有一种社会和历史的意思理论的种子，但总的看来，他们不能够生根发芽。”①特里·伊格尔顿：《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105页。说到底，结构主义绝不是历史性的。结构主义理论不能具体地论述文学作品的特点，不能论述文学作品的历史差异和美学差异；结构主义陷入了一个虚构的、封闭的符号世界，脱离了社会现实；结构主义把文学的概念变成了写作的概念，因而文学作品变成了符号学的 “文本世界”。伊格尔顿认为，结构主义企图用现代的科学信仰来代替宗教式的信仰，它是已经异化的科学实践理论的翻版。

在对“后结构主义”的论述中，伊格尔顿重点论述了以雅克·德里达为首的解构主义，还有罗兰·巴特的著作。当然他也涉及到在英美世界，深受雅克·德里达影响的耶鲁学派的 “四人帮”——保罗·德曼、J·希利斯·米勒、杰弗里·哈特曼以及哈罗德·布鲁姆的一些见解。伊格尔顿指出，后结构主义是1968年那种欢欣和幻灭、解放和溃败、狂喜和灾难等混合的结果。由于无法打破政权结构，后结构主义发现有可能转而破坏语言的结构。至少，任何人都不会因此而敲你的脑袋。学生运动在街道上被冲垮了，被迫进入了反传统的叙述。因此，后结构主义本质是激进的虚无主义，核心是反对既定的制度和传统，本身就包含着方法和目的。

自从弗洛伊德的学说创立以来，他对20世纪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伊格尔顿在“精神分析”这一章从叙述弗洛伊德的原始理论开始，结合文学作品论述了精神分析的运用，但他的核心却是论述富考和拉冈对精神分析理论的发展，以及它运动对女权主义和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影响。伊格尔顿特别分析了女权主义哲学家朱丽亚·克里斯蒂瓦的作品。

回到结论，伊格尔顿提出“一切文学批评都是政治的批评”，这实际上是伊格尔顿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一贯主张。他认为当时西方文学批评过于学院化，过于强调文学的本体而严重忽视了文学批评的社会作用。因此，他明确提出批评是政治性的主张。通过文本梳理，我们不难发现：“伊格尔顿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所说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政治性，并不是具体地与政治活动的目标直接联系在一起，不是要求文学艺术去配合特定的政治斗争，为某一特定的政治任务服务，而是指文学批评在对文学现象进行价值分析时，所确立的话语是具有意识形态，政治性的权力话语。这就使得任何美学理论、文学理论都成了政治学。”①柴焰：《伊格尔顿文艺思想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版，第94-95页。

毫无疑问，伊格尔顿这本理论著作，“既是对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回顾性的理论梳理之作，同时也是伊格尔顿自己的美学观念开始确定成型之作。正是从这里开始，伊格尔顿不但提出了明确的政治批评观念，而且开始确立了他坚定的美学立场：审美话语以它特有的表达方式和发生作用的方式介入了一定的政治现实，审美话语和社会意识形态之间在一种基本的联系中存在着一种张力，在这种张力的驱使下‘一切批评都是政治的’。”②段吉方：《意识形态与审美话语--伊格尔顿激进美学的逻辑和立场》，《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03期。

All the Criticism of Literature is Criticism of Politics——On Text Interpretation of Phenomenology,Hermeneutics,and Reception Theory: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Wu Shiyong

（School of Humanities,Taizhou University,Linhai,Zhejiang 317000）

Terry Eagleton as a Marxist literary theorist and unique culture critic had works with extensive influence on public. Therefore,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ory can be reveled by reviewing Eagleton’s classical works.In his work Phenomenology,Hermeneutics,and Reception Theory: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Eagleton has proposed a core theme as All the Criticism of Literature is Criticism of Politics

Eagleton;characteristic of humanity;literary criticism;politic criticism

I06

A

1672-3708（2010）02-0052-06

2010-03-20

吴世永（1970- ），男，浙江临海人，台州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