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子荣

（青海师范大学 法商学院，青海 西宁 810008）

论印度佛教的主要义理特征及其深远影响

何子荣

（青海师范大学 法商学院，青海 西宁 810008）

印度佛教的主要义理特征是其义理具有高度的反叛精神和创新意识，其主要表现为具有理性精神的无神宇宙观、具有民主意识的平等社会观、具有实践特性的自身修行观、具有和平思想的慈悲伦理观四个方面。这些敢于挑战传统并富于创新意识的义理思想，对印度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印度佛教；义理特征；影响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相传由悉达多·乔答摩（即释迦牟尼）创立。它最初是以反婆罗门教而产生的，因此，它的义理具有了反传统的特性。虽然佛教后来在印度教的排斥和伊斯兰教的入侵压制下，最终在印度消亡，但它对印度的影响还是极其深远的。本文试图从其义理着手，在探析、归纳其义理特征的同时，以期进一步深入了解印度佛教的个性本质及其对印度社会的深远影响。

一、印度佛教具有理性精神的无神宇宙观

佛教一产生就否定了吠陀的权威，不承认神的存在和婆罗门祭司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充分体现了它敢于挑战传统的创新精神。它明确地否定了婆罗门教的神创宇宙观，否定了神创造世界的观点。

从佛教的因缘论来看，世上所有事物的产生都是由一定的因缘条件所决定的，离开了因缘条件，一切事物将无法存在。所以，世上的一切事物、现象，都是诸种相持相待的条件相互成就和合而生，而不是孤立、永恒的存在，一切皆由缘而生、由缘而灭。正所谓：“因此有彼，无此无彼，此生彼灭，此灭彼灭”[1]1238。如此以来，对于客观的物质世界来讲，就不存在一个创世主；对于主观个体来讲，就不存在一个永恒常在的自我。于是，诸神在宇宙的生成和变化中不起任何作用。这样一来，自然就否定了所谓神创造一切、决定一切和毁灭一切的神创宇宙观，继而，也推翻了人只有绝对服从神的论点，为否定婆罗门祭司的至高地位提供了理论依据。

显然，佛教的这种宇宙观与其他宗教的宇宙观相比，已经具有了唯物主义倾向的理性精神，从而具有理性精神的无神宇宙观成为印度佛教的主要义理特征之一。

佛教的这种无神宇宙观对印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开启了印度人的理性意识，使其理性地认识到宇宙和自身，从而提高了人在宇宙和社会中的地位，同时也为反婆罗门教的种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至于开启印度人理性意识这一点，在早期佛教徒身上就可以得到验证。在对待形而上学这一问题上，他们一般都不做学究式的争论，因为他们已具有了理性精神，认识到了神的观念是不能用逻辑来证明的这一事实本质，故而就置之不论。正如佛陀所言：“人在说不出所以然的事情上应当不开口”[2]208。

在此宇宙观的理论中，人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因为佛教徒在其无神宇宙观的开启下，具有了理性意识，认识到了人类的优胜，知道了人类是有智慧的，甚至在某些方面胜过天。因此，佛教把宇宙间的一切生命分为四圣、六凡两大类十等，“第一类是佛、菩萨、缘觉、声闻，为四种‘圣者’；第二类是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成为‘六凡’或‘六道’”[3]56，人被排在第二类的第二位。由于圣与凡有本质的区别，不居住在同一世界里，故不做相比。而在“六凡”中人处于第二位，显然其地位已经很高了。同时，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也提高了，这是因为，佛教否定了婆罗门教的神创说，人们已认识到神不是一切的主宰，于是，他们的理性不允许他们再像往常一样，一切听从神的安排。因此，他们在反对婆罗门祭司的至高地位、反对在神的意志下划分种姓制的同时，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使印度在走向文明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二、印度佛教具有民主意识的平等社会观

佛教否定了婆罗门教的神创造世界和种姓划分的说教，提出了“众生平等”的社会观。“众生”在广义上皆指世上一切生命，既包含一切有情界众生（一切有感情、有意识的生物），还包含一切无情界众生（一切无感情、无意识的生物）。“众生平等”就是说，因缘和合而生的万物在本质上都是平等的。如此一来，有情众生同无情众生之间、有情众生内部之间都是平等的。因此，我们应对山河草木、日月星辰等无情众生给予尊重和爱护；而在天、人、阿修罗、饿鬼、畜生、地狱六道众生中，天神、鬼等也不能凭其威力而蔑视人类和其他有情众生，也应对其给予尊重和保护。

佛教的这种“众生平等”观，在社会层面上的体现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先前，古印度是一个奉行种姓制的社会，人们被划分为四个不同的种姓，人们的权利、义务以及政治地位相差悬殊。佛教极力打破这种不平等，建立平等的种姓关系，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平等。于是，佛教的这种社会观同婆罗门教相比，已经明显具有了民主意识，因而这种具有民主意识的平等社会观成为佛教的又一主要义理特征。

佛教的这种平等社会观也是建立在“因缘和合”的理论基础之上的。既然世上一切事物、现象都是因缘而生、因缘而成的，所以一切事物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一切事物在其地位上都应是平等的。社会上的一切人，应享有同等的权利和政治地位，履行同等的社会义务，实现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平等。

这一思想在佛教的大力宣扬下，沉重地打击了传统婆罗门教的种姓制，许多低种姓者纷纷脱离婆罗门教而加入到佛教中去，使佛教迅速发展了起来，推动了印度社会的发展。因为这一思想已动摇了传统种姓制的统治根基，从根本上确立了人人平等的理论根据，为政治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民主观提供了理论支撑，从而为印度社会走向民主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所以说，这种平等观在印度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极其巨大，是无可代替的。

同时，佛教的这一思想还有助于当今世界的和平，因为这种平等观有助于建立一种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与国之间相互尊重、平等对待的和谐人间秩序。然而，当今世界并不太平，世界范围内的种种冲突仍然不断，究其原因，仍然是由于不能平等共存而引起的。诸如政治上以强欺弱、经济上贫富不均以及种族排挤、宗教竞争等。而佛教这种内在的、绝对的、彻底的、终究的平等观，就是化解这些矛盾和冲突的理论武器，这也正是佛教在当今世界各国流行的主要原因。

三、印度佛教具有实践特性的自身修行观

佛教同其他宗教一样，其修行的主旨也是在于使人们摆脱掉生老病死等一切烦恼、超脱生死轮回，达到绝对寂静的涅槃境界。而在解脱的观念上，佛教不同于婆罗门教。

婆罗门教以神的恩典观念为中心，认为世人只有通过祈祷、祭祀，得到神的庇护和帮助才能得到解脱。所以，婆罗门教异常地注重祭祀，而忽视个人的修行。由于佛教在世界观上已经否定了神创论，所以它把解脱理解为个人修行的结果，故而，它要求人们注重自身的修持，强调通过个人的修行和道德修养来实现人生的真正解脱。因此，佛教的修行观已经具有了实践特性，这种具有实践特性的自身修行观成为佛教的又一主要义理特征。

佛教通过自身的修行来灭除痛苦，达到涅槃境界而获得人生的真正解脱，那么“八正道”就是佛教用以达到涅槃解脱目的的修道方法和途径。佛教有众多修行方法，但都是八正道的演绎。“正道”意为远离邪妄、不趋于享乐而践行“中道”。“八正道”就是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和正定。正见，即远离妄见而有正确的见解；正思维，即是断灭邪妄贪欲而有正确的意志和思维；正语，即修口业而有正确的言语，要不虚言、不恶口、不两舌、不绮语等；正业就是身、口、意三业清净有正确的行为；正命是要符合佛教戒律而正确的生活；正精进是要正确的努力，修涅槃之道；正念指要远离妄想而有正确的思想；正定是指正确的禅定。

这八种要求，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戒、定、慧三学。戒包括正语、正业和正命，定包括正念和正定，慧包括正见、正思维和正精进。这三学的主旨也是教人“清净其意，以正其行，而入禅定”[4]34。总而言之，这“八正道”不管是在语言、行为上，还是在思想上，要求修行者都要符合其佛教的教义，要勤于修行，固守戒律，安分守己，最终进入涅槃境界而获得人生解脱。诚然，对于人民来说，这都是些精神枷锁，但从获得解脱的途径上来讲，它毕竟把人从神的统治中解放了出来，使其通过自身的践行来获得人生的解脱。较之前者，这无疑是一种进步。

佛教的这种具有实践特性的自身修行观，同样对印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婆罗门教的有神崇拜和种种祭祀，在这种修行观的冲击下，渐渐减弱了，婆罗门祭司的地位也随之降了下来。原先婆罗门教祭祀种类繁多、仪式繁琐，而且参加人数多、规模大，劳民伤财，无一益处。而佛教的这一观念，不仅节约了大量的财产，而且还节约了劳动人民的大量精力和时间，有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同时，佛教徒在自身的严格修行中，形成了他们节欲和素食的风俗习惯。因为他们修行的目的是为了从世间的苦难中解放出来，他们追求的是美好的来世，所以，他们不注重现世的生活，严守佛教戒律，节制性欲和吃素食。在佛教的影响下，后来婆罗门教和印度教也很注重节欲和素食，形成印度的一种风俗。至今，印度教最大的毗湿奴教派的各个分支大都还实行严格的禁欲和素食规定。

四、印度佛教具有和平思想的慈悲伦理观

佛教已成为世界性的宗教，原因在于世界需要和平，渴望和平，而佛教就是不以暴力和武力，而是以劝导、说服的方式发展起来的宗教。它的社会伦理观就是以和平为宗旨的慈悲利他思想。

慈悲思想纵贯佛教的发展史，佛教在最初兴起时就讲“慈悲”，而利他思想，是在大乘佛教形成以后才被着力强调的。“慈”是指给众生以幸福、快乐，“悲”是指除掉众生的一切烦恼和痛苦，即所谓“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5]87。

这种慈悲观念，大乘佛教把它分为三种：一是众生缘慈悲心，要求人们以一种慈悲心来看待众生，如父母、兄弟姊妹、子侄。这种慈悲心多在凡夫俗子或有学之人未断烦恼之时产生。二是法缘慈悲心，“已断烦恼之三乘圣人，达于法空，破吾我之相、一异之相等，但怜众生不知是法空，一心欲拔苦得乐，随其意而拔苦与乐”[5]87。三是无缘慈悲心，“诸佛之心不住于有为无为性之中，不住于过去、现在、未来世之中，知诸缘不实，颠倒虚妄，故心无所缘，但佛以众生不知诸法实相，往来五道，心住诸法，取舍分别，故心无众生缘，使一切众生自然获得拔苦与乐之益”[5]87。由此可见，佛教的这种慈悲思想就是一种和平思想，它不仅要求对他人慈悲，而且还要对一切有生命之物慈悲。佛教不杀生等戒规就是其具体体现，除了人之外，一切有生命的动物、生灵都应当被保护和戒杀，并且这一条被列为佛教戒律的第一条。在此，利他思想已被包含在慈悲思想之中了。这种具有和平思想的慈悲伦理观成为印度佛教的又一显著特征。

佛教的这种慈悲伦理观对印度、对世界都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佛教的这种慈悲思想，即积极提倡戒杀（非暴力）观念，早在吠陀和奥义书中就出现过，但是没有得到婆罗门教的继承，所以婆罗门教仍在祭祀活动中大量杀生。而这种戒杀观念在佛教的极端重视和宣传下，后来逐渐被婆罗门教和印度教所接受，并把它作为自身的一种戒律。如在印度教经典《摩奴法典》中：“杀驴子、骆驼、鹿、象、山羊、绵羊、鱼、蛇或水牛，应被理解为沦为杂种性罪”，“杀大小虫子或鸟类……是不净罪。”[6]222在宗教信仰的国度里，受这一思想的影响，形成了印度人民利益众生、慈悲为怀的民族性格。到了现代，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就是在继承佛教慈悲观念的基础上创立的。

如今，佛教的这种慈悲伦理观对人与自我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世界的和谐都具有积极的作用。如果能以慈悲利他思想的伦理道德观来指导自己的行为，我们就会懂得关爱他人，以他人利益为重，从而养成我们高尚的人格，提升我们的道德修养境界，实现我们心灵世界的和平。对于自然，我们就会懂得尊重自然，尊重一切生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同时，它可以帮助我们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化解冲突和矛盾，实现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进而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和平。

总而言之，印度佛教的义理充满了反叛精神和创新意识。它顺应了时代的发展，满足了社会进步的需求，为印度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尽管后来它在宗教竞争中遭到失败，以至于最终在印度本土消失，但它的许多教义和思想已融入到印度教之中，成为印度教的一部分。所以说，印度佛教对印度社会的发展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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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6-5261(2010)01-0121-03

2009-10-26

何子荣（1984—），男，河南内黄人，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郭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