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 星

(湖南女子学院,湖南长沙 410004)

倾城之恋:港台学者的“张爱玲书写”＊

柳 星

(湖南女子学院,湖南长沙 410004)

对于张爱玲这样一个流行的文化符号,港台学者对其人其作品的研究较为全面,不管是对史料的钩沉还是对文本的细读,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本文认为,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体制化规则决定了两岸三地不同的阅读和写作活动。因此,对港台学者张爱玲研究的考察,不仅仅是对“张爱玲现象”资料的简单罗列,而是以此为切入点,从文化政治等领域深入思考两岸三地不同政治环境、意识形态和文化氛围下的对作家作品的接受和评价以及其反作用。

港台学者;张爱玲书写;现状

1943年张爱玲在上海发表《沉香屑·第一炉香》,一鸣惊人。香港天风出版社1954年以《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为名重印她的小说集《传奇》,使张爱玲被香港读者熟知。香港也是张爱玲的重要创作源泉,1943年的两篇作品就是以香港为背景的故事,1957年至1964年,则为香港国际电影懋业公司写了至少九部电影剧本;1966年,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第一本张爱玲小说《怨女》,掀起台湾的“张爱玲热”,她在台湾造成的文学影响力,是同时代的任何一位作家可能都无法望其项背的。对于张爱玲这样一个流行的文化符号,港台学者重视其在文坛的独特存在,对其人其作品的研究较为全面,各类学术著作层出不穷,不管是对史料的钩沉还是对文本的细读,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张爱玲在港台所受到的重视程度,已经超越了文学批评的层面,而是内化在港台作家的创作意识中了,因此本文从三个方面对港台学者张爱玲研究的不同角度和方法以及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梳理及分析。

一、史料的重新“发现”

台湾著名学者唐文标对张爱玲主要是一种批判的态度,他认为所谓“张爱玲的世界”,里面宣传的失败主义、颓废哲学,和死世界的描写,只让人感染到绝望和对人类失去信心。尽管他搜集张爱玲资料的目的不是为了探索她的艺术成就,而是为了暴露她文学作品所赖以生存的背景上海的黑暗,但是他通过对张爱玲史料的搜集整理,编辑了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张爱玲资料大全集》,为后人了解和研究张爱玲提供了较为翔实的资料,亦是从反面来肯定了她的文学史地位。郑树森和苏伟贞分别编辑了《张爱玲的世界》和《张爱玲的世界续编》两本文集,收集了大量张爱玲的研究文章,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给了一些新材料和不同的观点。苏伟贞的《孤岛张爱玲——追踪张爱玲香港时期(1952—1955)》则以香港为窗口,眺瞰张爱玲文学历程,扭转了阅读上的空间立场。她编辑的《鱼往雁返——张爱玲的书信因缘》和庄信正的《张爱玲来信笺注》整理了张爱玲往返信件的来龙去脉,将书信视为另一种创作进行史料的研究。

最初是张爱玲的读者,后来与张爱玲成为莫逆之交的林以亮的文章《私语张爱玲》、《张爱玲语录》等描写张爱玲的创作生活情况,是我们研究张爱玲的第一手资料。台湾女学者周芬伶在《哀与伤——张爱玲评传》一书中,对张爱玲与赖雅的生活做了较详细的评传,还特别附录了六封张爱玲的家书和赖雅的相关日记,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研究者对张爱玲在美国生活资料的缺乏。蔡登山的《传奇未完张爱玲》和张盛寅的《细读张爱玲》等作为张爱玲的传记都是对张爱玲的一种重新“发现”。

二、文本细读研究

水晶认为对张爱玲的作品重要的是做出系统性的分析与解读,他的系列研究从作品着手,剖析张爱玲文学的内在结构,对其进行艺术的考察,不管是在《张爱玲的小说艺术》还是在《张爱玲未完——解读张爱玲的作品》中,都从意象、细节等方面挖掘张爱玲小说的艺术魅力,他的评价,摒弃了政治偏见,是纯粹的对文学作品本身进行艺术的考察,不管是镜子意象还是神话结构的分析,都是水晶张爱玲研究批评体系的不同方面。

以林幸谦为代表的学者,运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方法对张爱玲作品进行了研究。林幸谦在《荒野中的女体》、《女性主体的祭奠》两书中,“运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同时,旁及心理分析、身体诗学和政治、文化批判以及国族论述。一方面,时时不忘以历史理性的眼光审视张爱玲的小说,另一方面又充分彰显女性论述作为一种新的批评策略的独特功能和价值,用女性文学、闺阁话语与女性主义边缘化作为张爱玲的临界点,为张爱玲研究以及文本隐喻提出自己的创见。”从生理层次、心理层次和文化层次上剖析了张爱玲小说中的集体压抑意识,确定了张爱玲文本的压抑主题。另外,林幸谦将2006年香港浸会大学五十周年校庆举办的“张爱玲:文学·电影与舞台”系列活动中学者专家的交流结集成书,充分呼应了张爱玲的文化现象。由于这次活动“是跨学科的、多媒体的、是文学与艺术的结合、文学与视觉艺术的结合、理性与感性的结合、怀旧与创新的结合”,为张爱玲研究提供了更宽阔的平台。

周芬伶和赵秀敏对张爱玲电影剧作的研究可以说是对张爱玲作品研究的一个重要补白。周芬伶在《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一书中指出张爱玲是一个被低估的剧作家,认为张爱玲的剧作“填补了一个时代的空白”。周芬伶的研究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张爱玲电影创作的历程,以时间为主线廓清了张爱玲影剧创作的脉络,并从文化分析的角度指出张爱玲的“反男性凝视”,指出了张爱玲影剧创作在电影史上的划时代意义。赵秀敏的《张爱玲电影剧作文本解读:边缘的现代性》研究了张爱玲创作了十七个剧本,开拓了新空间,是突破纯文学领域的新研究。她对张爱玲的影评、电影剧作的文本的细读分析以及对张爱玲电影视觉文化的讨论有很多精彩独到的见解。

另外,陈静宜的《张爱玲长篇小说的女性书写》对作品不仅仅是停留在文字表面的解析,而是以求得文本的内层涵义,为了突显“女性书写”,引用女性主义理论探讨其长篇小说中的细节描述、情欲书写、母女关系、女性意识等情节,呈现张爱玲这位与主流文学对立的女作家的边缘叙述。张健主编的《张爱玲的小说世界》收集了多篇张爱玲小说研究的论文,如曹淑娟的《张爱玲小说中的日月意象》、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等。张健所著《张爱玲新论》则是对张爱玲文学成就的一个总透视,是导读,是作品赏析,也是活泼的文学批评。严纪华的《看张·张看:参差对照张爱玲》以张爱玲“看”、“看”张爱玲以及“看”张爱玲的“看”为线索,对张爱玲小说研究、张爱玲的影剧王国、影响与比较(毛姆与张爱玲,苏青与张爱玲,张爱玲与白先勇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

三、“文学因缘”研究

作为作家的张爱玲,晚年花了整整10年的时间,写了一部《红楼梦魇》,然后又把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全书译成英文,再把原作的吴语注译成普通话,可见这两本书作为“潜文本”对张爱玲的深刻影响,因此,对张爱玲小说“文学因缘”的研究有着深刻的意义。郭玉雯在《红楼梦学——从脂砚斋到张爱玲》一书中讨论了《红楼梦魇》与红学,指出了《红楼梦魇》的考证意见与价值。红学的发展从索隐派开始一直都是历史的,而不是文学的。郭玉雯认为作为张爱玲惟一的学术性著作,《红楼梦魇》并不完全依循考据的规矩,更是一种文学的而非历史的考据,她那别具一格的文学洞见与品位,仍然在这本原来应该沉闷的书中到处闪炫。郭玉雯按照《红楼梦魇》中五篇考证文章为纲对此进行了说明,指出张爱玲主要用校勘之法来说明作者多次更改的痕迹,证明了《红楼梦》是虚构的文学作品,总括来说,红学走到《红楼梦魇》才真正还给《红楼梦》以小说的本来面目,《红楼梦魇》已将红学转向文学考证与批评的大道,是为“文学的考证”做了最佳示范。

陈永健的《三擎海上花——张爱玲与韩邦庆》是一本研究《海上花》与张爱玲的“文学因缘”的专书,是向作者韩邦庆及译者张爱玲做一个回响式的礼赞。其中《初擎海上花》基本属于个人的“读书报告”,《再擎海上花》是补充前文及搜集有关其他作家及学人对苏白《海上花》及“国译本”与“英译本”的研究资料,在填补“初擎”的不足之处的同时,亦能反映及比较外界对原著和翻译本的不同意见。陈永健认为张爱玲是直接延续了中国古典小说即将中断的优良传统,注释《海上花》和考据《红楼梦》充分表现了她对中国传统小说的终极关怀,她用“再创造”的方式塑造出了《红楼梦魇》和国译《海上花》,确定了《红楼梦》(未完本)的崇高地位和《海上花》的艺术定位。

张爱玲以参差对照书写小说,以参详对照考据《红楼梦》,因此,红楼梦未完,张爱玲未完,两个文本,如何对照?康来新从家族史对照人与人,从小说史对照文与文,从红学史对照评与评,他的《对照记——张爱玲与<红楼梦>》以张爱玲的方法学“对照”为线,对史传观点下的张爱玲vs曹雪芹、文学承传中的传奇vs大旨谈情、红楼论述里的梦魇vs脂评几个方面做了较有新意的分析。

毋庸置疑,张爱玲的作品已经进入了中国文学的经典长廊,而文学作品是否能流传千古,还受制于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体制化规则,这就决定了两岸三地不同的阅读和写作活动。因此,通过对港台学者张爱玲研究的考察,我们不仅仅是对“张爱玲现象”资料的简单罗列,而是以此为切入点,从文化政治等领域深入思考两岸三地不同政治环境、意识形态和文化氛围下的对作家作品的接受和评价以及其反作用。

[1]杨泽.阅读张爱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2]子通,亦清.张爱玲评说六十年[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

[3]林幸谦.张爱玲:文学·电影·舞台[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

[4]刘绍铭,梁秉钧,许子东.再读张爱玲[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

[5]郭玉雯.红楼梦学——从脂砚斋到张爱玲[M].台北:里仁书局,2004.

[6]陈永健.三挈海上花——张爱玲与韩邦庆[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2010-07-18

柳星,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