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雪文

一、市场交易中的信用关系与道德规范

1.市场信用交易既需要法律规范，更需要道德规范。维系经济运行的良性秩序既要靠法律的外在规制，也有赖于社会伦理道德资源的内在适调。其一，市场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法律只能规范约束市场交易双方权利和义务大的方面，而法律难以规定或没有规定的状态就必须借助于社会伦理道德加以规范约束；其二，法律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取决于社会伦理道德在多大程度上对它的支持，也就是说法律和社会伦理道德是互补的，“法不责众”在多数情况下是由于法律与人们普遍认可的社会伦理道德相冲突造成的；其三，社会伦理道德是法律产生的基础，规范约束人们日常生活的法律大多“渊源”于社会伦理道德，即许多法律规则是对社会伦理道德的承认和认可；其四，法律虽有对犯罪动机和行为前的震慑作用，但它很少直接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且更多的是“法者禁于已然之后”，而社会伦理道德是融于人们血液之中且在于社会舆论的褒贬的“礼者禁于将然之前”；其五，法律规范是一种消极制裁且成本非常高的一种约束，而社会伦理道德规范是一种积极规劝且成本非常低而效率最高的一种约束。

2.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是以诚信为核心的商业道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保障交易正常进行，诚信也被赋予了更多的物质内容，从道义道德追求进入到物质生活领域。也就是市场经济条件的道德是，以“经济利益”为纽带、以“商业信用”为载体、以“商业诚信”为核心，强调“互利”和“双赢”为结果的商业道德。亚当·斯密早在200多年前就讲过：最商业化的社会也是最讲道德的社会。这一论述从中国历史上晋商的辉煌也可以得到证明。当今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无一不是“征信国家”，而“征信国家”也无一不是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美国人的道德标准是和它极其发达的商业信用相联系的。所以，会计诚信是和发达的市场交易相联系并以诚实守信的商业伦理道德作支撑。

二、商业诚信意识缺失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分析

1.国人的儒家诚信文化分析。儒家“诚信”是适用于宗法等级“熟人”社会的道德规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言九鼎”“、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人而无信，未知其可也”“、养心莫善于诚”“、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等，都生动地显示了“诚信”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价值和地位。“忠义礼智信”是先人们提倡并力求遵守的行为准则，但由于中国长达2000多年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生产方式的自然经济，市场交易数量和地域范围的有限性，“诚信”是以看得见的人和物为纽带，主要来源于个人关系或对于具体个人特征的认识，是基于主要因非匿名、血缘关系、地缘关系、朋友关系而产生的忠诚原则之上的、内外有别的、差序结构的私人信用。或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的差序固定的“熟人”信用。所以，这种诚信道德，一是有鲜明的宗法等级色彩，二是有其特定适应范围，而非涵盖所有人的“一视同仁”的“诚信观”。以至于在利益问题上如果一视同仁，就会被指斥为“吃里扒外”“、胳膊肘向外拐”。实际上“信用”就是一种权利、义务的对等与互换、是在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尽尊重、维护别人权益的义务，并强调“互利”和“双赢”。所以，国人目前缺失的是以“经济利益”为纽带、以“商业信用”为基础，并强调“互利”和“双赢”为结果的“商业诚信”意识。

2“.奸商”文化的形成及对商业诚信意识的破坏性。由于我国2000多年封建专制统治是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特征，为了维护这种经济基础，长期以来坚持实行“重本抑末”的政策。这种政策，在经济发展上鼓励种田限制经商，在赋税上农轻而商重。“夫民有四，农为本，商为末也。故病农之事不可行，行之则本发拨。病商之事尚可行，行之则末不伤。何则？农之利少而有定，商之利博而无定也。利博而无定，则征之无过也”。鄙视商业，嫌弃商人，商业从来是一种不齿于人的行业，做官发财算是正道，做生意发财变成了邪道，而且确实有不少商人用欺骗的手段经商，破坏了商业的信誉，打击商人就常成为统治者的国策，且常常得到百姓的拥护，这便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奸商”文化。使得既符合于道德又符合于利益且是最值得提倡的善行的商业活动，很难得到长足的发展。

三、商业诚信道德缺失必然发生会计诚信危机

1“.契约”文化和“奸商”文化正处于反复的博弈的初期。目前，我国正在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计划经济下信用关系的“定势思维”的惯性仍在发挥作用并和市场经济的“理性思维”发生碰撞。由于“后发优势”和“拿来主义”，我们实行的市场经济更多的是借鉴别人市场经济现成的东西，并未达到“形神合一”的程度，由于不属于“原产地”的东西，必然还要有一个较长的本土化适应过程。市场经济的“灵魂”，是市场交易规模逐渐扩大并经过长期的市场经济洗礼和重复博弈，才使不道德和不讲诚信的人不断地被排除出商业活动的圈子，使得商业活动成为最讲究信用和道德的一种活动，从而形成市场经济的“灵魂”——诚信。而我们实行市场经济的时间很短且一开始交易的规模又很大，商业活动的基本道德——诚实守信，一时难以完全形成和到位。

2.商业诚信道德缺失必然发生会计诚信危机。我国目前市场交易中商业信用正在经市场经济的洗礼过程中，商业活动中诚信和欺诈正在反复博弈的初期，在“产权界定”不清晰和“缺失”信用法律制度的强制性约束的条件下，市场交易的基本形式——商业信用就很难得到长足的发展，商业活动的基本道德——诚实守信还一时难以形成，商业欺诈行为就成为一种必然。而当商业欺诈成为商业活动的基本特征时，作为反映商业活动内容的会计及其信息披露造假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正如“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一样。

四、树立商业诚信意识为会计诚信建设

1.完善现代市场机制，使诚信成为适用于一切“陌生人”的经济伦理。平等经济主体间互利互惠的交易和有序竞争，是市场经济“商业信用”的基本前提。因此，一方面应将政府权力的资源配置减弱到最大限度，将市场配置扩大到应有的限度，使市场成为主要的资源配置方式，消除遏止平等的“契约”和“信用”关系产生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应建立健全市场游戏规则，使各平等经济主体在规则范围（尊重别人的权利和利益）内寻求利益最大化。只有这样才能使传统“诚信”文化由适用于“熟人”的感情经济伦理逐步过渡到适用于一切“陌生人”的理性经济伦理。

2.大力发展商业信用，培养公民的“契约文明”观念。商业信用和契约文明互为依存和促进的关系。一方面，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信用的大力发展必须以现代经济契约文明为基础，因此，不能把“诚信”当作无“约因”内容的空洞承诺，而应强调在权利义务对等、平等互利的“合意”中讲“诚信”；另一方面，现代经济契约文明，又是在商业信用的大力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因此，不能把“诚信”当作无“基础”的空中楼阁，而应强调信用已成为现代市场交易的一个必具要素，在谋取长远利益大力发展商业信用中讲“诚信”。

3.树立商业生态系统和商业诚信意识，培养会计诚信意识的土壤。正如马可·扬西蒂（MarcoIansiti）在《制定战略：从商业生态系统出发》中所讲的那样：“在日益全球化和网络化的现代商业中，任何一家企业的产品从最初的构思、生产到最终交付，都要与多家企业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相辅相成、互为依赖的各类企业编织成庞大的商业网络——商业生态系统（Business ecosystem）。”马可·扬西蒂把商业网络与自然生态系统进行类比，意在说明企业的经营大环境是一个联系紧密、互为依赖的共生系统。未来的竞争不再是个体公司之间的竞赛，而是商业生态系统之间的对抗。所以，与他人分享财富的公司最终将会获得财富并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只注重自己的短期利益、损害系统总体利益的公司，最终的下场是失道寡助并被市场所淘汰。而商业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则有赖于商业诚信意识的树立，因为，任何一个公司如果缺乏商业诚信意识都会使商业生态系统的链条中断。同时，商业诚信意识的树立，又是会计诚信意识产生的土壤。否则，会计诚信建设将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商业诚信意识的树立固然是会计诚信建设的土壤，但这一土壤并不一定就会结出会计诚信之果，还需要会计理论工作者、会计实践工作者和会计法律工作者的辛勤耕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