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文学观研究的学术史述评

2010-08-15张春田孔健

枣庄学院学报 2010年6期

关键词：章学诚文史文论

张春田，孔健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香港 999077)

章学诚文学观研究的学术史述评

张春田，孔健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香港 999077)

在章学诚研究的学术史中，对其文学观的研究相较于史学观研究，一直处于次要地位。本文一方面整理近百年来章氏文学观研究的学术史，另一方面希望提示未被前贤足够关注的章氏古文理论与实践这一面向。并提出“古文世界”的概念，以期作为新的研究再出发的起点。

章学诚;文学观;古文;学术史①

一

作为清代思想和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章学诚的学术声名在其身后一直沉寂。直到进入20世纪，先有日本的内藤湖南为他作了年谱，随后胡适又在内藤的基础上重作，章氏之学始由晦显明。期间正好伴随着晚清民国学术时势的一大转变，即经学的衰败和史学的提升，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被引用、挪用到新史学建构之中，更引起广泛注意。［1］(P4～25)近百年来，对章学诚思想和学术的研究大体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1.章氏生平、年谱;2.章氏著述整理;3.章氏学术总论;4.章氏史学理论;5.章氏方志学;6.章氏文献学、档案学、谱牒学;7.章氏文学理论;8.章氏教育思想。研究成果数量众多，倪德卫(David.S.Nivison)、余英时、岛田虔次、山口久和等海内外学者，都在章学诚研究领域贡献甚巨。在章学诚研究的学术史中，对其文学观的研究相较于史学观研究，一直处于次要地位。本文仅专注于章氏文学理论研究成果，述评如下。

(一)建国前研究成果概述

胡适的《章实斋年谱》于1922年1月甫一出版，同年12月的《晨报副刊》上就刊登了甘蛰仙(甘大文)的连载论文《章实斋的文学概论》。作为第一篇章氏文学理论的研究论文，甘文较为系统，从描述章氏文论的背景及其成因，到将章氏文学批评分为对纯文学的批评、学术文的批评以及应酬文的批评三部分，基本是对章氏的文学理论的概览。但所论以现象描述居多，分析较少。此后，1927年李振东(李辰冬)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章实斋的文论》，1943年书麟在《学术界》上发表了《章实斋的文章论》。此二文基本侧重于章氏的文章学研究，李文的论述集中在对“文德”的理解上，因篇幅短小，所论较粗疏;书麟一文则较注意从章氏的史学背景出发，以“史文”的概念为核心展开论述，所论较细致。在民国出版的一些章著注释本中，如赵誉船《详注文史通义》(上海:真善美书局，1929年)、叶长青注《文史通义》(无锡:无锡国学专科学校，1935年)也部分涉及到了文论问题。1945年李长之《章学诚的文学批评》一文在《文史哲季刊》2卷2期上发表，对章氏的文论作了更为全面的总结。李文从章学诚的个人气质与根本态度谈起，详论其批评标准和具体的批评实践，体用结合，是上述诸文中用力最深的一篇。［2］(P127～175)但是，这些论文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作者或多或少受传入的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以西方纯文学概念为标准来衡量章氏文论。如甘文和李长之文均批评章氏的“古文辞”概念不是一个纯文学的概念;以及对在章氏那里古文辞与小说、诗歌孰轻孰重这一问题，其判断也明显受制于西方文论中的文类等级。

最具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之一，当属出版于1940年代初期的程千帆《文论十笺》一书中有关《文史通义》篇章的笺注及释义了。程书共收录了《文史通义》中的四篇文章，以《诗教上》“论文学与时代”，《诗教下》“论形式与内容”，《质性》篇“论文学与性情”，《古文十弊》作为“文病示例”。程书的特点是将章氏文论置于中国文论史的大背景下，以考镜源流的方式，主要辨析了章氏文论对传统文论(如《文心雕龙》、《诗品》等)的继承和发展，从中国文论的内在理路出发理解章学诚，并且把章氏文论作为激活本土文论的有效资源。［3］

同出版于20世纪40年代的两本文学批评史——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1944)和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1947)中有关章氏文论的论断，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研究著述。朱著归纳出章氏文论中的几个问题:六经皆史的观念与文体流变，文德、质性与文性之联系，文理与文章流变，对袁枚的批评。尽管朱东润述多作少，然而去存之间可见出他对章氏文论的把握侧重于“文”的历史流变层面。郭著对章氏文论投以大量的关注，其高明之处在于将对“道”理解作为章氏文论的生发点，由“道”串连起性情与功力，义理、辞章与考据，文理与文例，学与文等各个层面，并且将章氏的“古文辞”概念还原到历史语境中理解，可以说郭著后来居上，代表了当时章氏文论研究的最高水准。

(二)建国后的研究成果

1.2000 年以前的研究状况

1949年以后，对章学诚的兴趣在史学界依然延续了下来。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中单列了章学诚一章。但文论方面则显阙如。直至20世纪80年代，章氏文论的研究才重新活跃。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是1984年出版的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八十六条“章实斋与随园”重探章学诚和袁枚的关系这一公案。钱钟书指章氏虽诋摘袁枚，实际上“实斋论学大义，与随园说诗要指，实如月之印潭，土之就范，无甚差异”。二人在性灵、六经皆史等问题上的论断皆相合不悖，章氏实有门户之见和头巾之气。钱还在“附说”中辨析了“六经皆史”说的渊源及章的“言公”论。［4］(P261～266)而民国学者叶瑛的《文史通义校注》的重新出版，［5］则为研究提供了更多方便。

其他相关论文亦有发表，诸如施丁的《章学诚的历史文学理论》(1984)，张会恩的两篇论文《从〈古文十弊〉看章学诚的文章观》(1984)和《文德论》(1988)，郭奇《章学诚文章理论论略》(1989)，孟刘喜《究大道以为世用:论章学诚的文章观兼议文章的根本特质》(1989)等，多从大处着眼，但其精神、旨趣未能超出前人的研究水准。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周振甫《谈章学诚〈文史通义〉中的文论》(1987)一文，刊于《新闻战线》1987年第1期，短小精悍，以通俗的语言概括出《文史通义》中文论的精髓，特别把叙事之学的重要性提出，深得其当。

90年代的章氏文论研究推进并不明显，研究成果数量亦处于与80年代持平的水平，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江晓军在90年代连续发表的《章学诚〈文史通义〉中的文章学思想研究》系列文章(1993)，从文原观、文质观、文律观、文德观等方面对章氏文论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特别拈出了“文因乎事”、以“清真”衡文律等问题。

2.2000 年以后的研究状况

2000年后的章氏文论研究比之前进一步推进，研究成果数量明显增长，但最主要还是表现在研究的细致化上。冯乾《〈述学〉故书——关于章学诚和汪中的一段公案》(2004)详细考辨了章氏对《述学》批评的动机及其与汪中关系的始末，从侧面揭示出章氏的学术、文论观念;邓伟龙《浅谈章学诚对袁枚的批评》(2007)对郭绍虞、钱钟书二人的论断有所修正;此外，像张敏杰《章学诚文学思想的分期问题》(2001)、力之《关于姚鼐、章学诚批评〈文选〉分类之得失问题——兼论“七”、设论与赋的关系》(2004)、陈志扬《章学诚论传记的界定及其源流》(2004)、鲍晓宁《章学诚之赋论——赋体的生成与诸子文的联系》(2006)、邓伟龙的另一篇论文《章学诚论文法与评点》(2007)均从具体的问题入手，细致探究，深化了章氏文论的研究。此外，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也是近年来最为完备的注本。［6］

(三)港台及海外研究状况

港台和海外地区对章学诚的研究大体自20世纪50年代起步，一直持续至今。与大陆的研究状况类似，其研究的关注点多集中在章氏的文献学、史学方面。章氏文论的研究成果以专著形式发表的，有台湾罗思美《章实斋文学理论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76)，和台湾王义良《章实斋以史统文的文论研究》(高雄:复文图书出版社，1995)，这两本书都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定而成。从材料的丰富与讨论的全面性上而言，王书似为目前章氏文论研究最具系统者。然而，正如台湾清华大学历史所博士许松源评论说:“(王书)虽指出章氏主张文章体类皆源出‘六艺’之教，但未能掌握章氏所谓专门家学的观念，因而对于出于《诗》教的辞命，《礼》教的议论，及《春秋》教的叙事，没有清楚加以辨析。采用的仍是余英时之说，认为‘六经皆史’说是以史学统摄六经，据以推认文章体类最终也统于史学之下。”［7］(P279)另外还有他人的单篇论文，如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章学诚的文章论》(1947)，龚鹏程《文史之儒:章实斋》(1992)、《文学的历史学与历史的文学:文史通义——中国史学对历史写作活动的思考》(1992)二文、郑吉雄《章学诚“诗教”说析论:一个教学省思》(1999)等，为数不多。近年来，台湾学者张寿安在《六经皆史?且听经学家怎么说》中提出章学诚与龚自珍对诸子之学，“一主文章，一主思想”，“章学诚言诸子皆文，乃后世文章之大本;龚自珍则扬举诸子思想的独创性”。［8］(273～310)章学诚对诸子的观点，对其文章观有大影响，他内心对文章的定义至少显然不是纯文学理解中的那种文章。

影响最大的，还属倪德卫(David.S.Nivison)出版于1966年的英文专著《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9］他首先注意到了章学诚在“历史书写的方式与历史书写的品质，以及书籍分类系统与文章品质”之间的关系，全书不仅以这两条思想主线贯穿，而且专门以“文与质”一章讨论章学诚关于“文章”的理想。把章的古文理想与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核心问题之一相联系，倪德卫着人先鞭。而余英时的《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10］从“内在理路”分析儒学从“尊德性”向“道问学”的转变，给予了清代思想史一个新的解释;同时他对于章学诚以“文史校雠”作为与戴震对立的学术典范的强调，也引发人更多思考这在其古文观上所造成的影响。

(四)学位论文

研究章氏文论的学位论文数量不多。大陆地区有北京大学张敏杰的硕士论文《章学诚文学思想研究》(2002)，中国社科院陈志扬的硕士论文《传统传记理论的终结:章学诚传记理论纲要》(2003)，台湾除已出版的罗思美和王义良的博士论文外，还有台北市立师范学院简琼莹的硕士论文《章学诚文学理论研究》(2003)

二

近百年的章氏文论研究随着在研究视野上的调整和研究方法上的更新，成果逐渐丰硕。但是，章学诚的古文理论尚未得到前贤的足够关注。将章学诚的古文理论与实践(写作)汇通起来，予以综合研究，目前所见似乎只有中国社科院陈志扬的硕士论文，并且陈文是仅从传记文学的角度研究的。所以，章学诚古文在其学术生命中的地位和意义，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比如，其一，章学诚为什么要提出古文这个概念?章氏对古文是怎么理解的?古文仅仅是一种补偏救弊的策略，还是具有本体意义的历史写作类型?其二，章学诚的古文之学渊源何处，如何与他的学术发展同步推进?在经、史、文章的格局中，他通过历史撰述实践，赋予了古文怎样的实际功能?其三，章学诚提倡的“古文家学”为什么后继无人，是理论本身有缺陷，还是时势没有提供契机?

反观当代古文研究学术史，尤其是章学诚古文观研究的学术史，还有一些更基本的问题值得讨论。首先，学界平常所谈的古文，习惯上是指从韩愈“古文运动”、唐宋八大家到明代小品文至清代桐城派一线下来的古文，跟骈文与时文相对立。不管理解是否有偏差，我们对这一派正统的古文有一个定位和固定的观察角度，并形成了一套认识与描述的研究话语。但是，如果把章学诚的古文观纳入进来，则地图将发生很大改变。在我们没有弄清楚章学诚“古文”与我们习惯谈论的“古文”之间到底存在着何种关联或歧异之前，我们应该尽量悬置关于“古文”的刻板印象，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对章学诚古文理想的先入为主的想象。而能够紧贴章学诚的内在思路前进，按照古文世界的形成、发展这样的内在理路拾阶而上，从而尽可能真实地触摸到章学诚的古文理想，对他的古文写作有真正“同情的理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把章学诚的古文理想和写作孤立地来看;古人严肃的写作，在大体上都会逼近一个共同的价值认同，比如文章经世或者诗言志，而正是路径的不同，才会有不同的表述。以对方的写作作为参照，更能明了研究对象的表述特点和取径所在。所以理解章学诚的文学观特别是古文观，一方面不要以一般的古文的研究角度套用到章学诚古文的研究上去，另一方面也不必使对章学诚的古文研究成为一个封闭的小田地。只有注意到与古文历史及写作者的不断对话，章学诚的思想才能够真正被打开。

其次，相较之把古文理解为一种文类的做法，我更愿意提出“古文世界”这个概念，将古文恢复为一种生活世界的表征与总体性言说。提出“古文世界”这个概念，一方面是由章学诚古文理论和写作的实际状况决定，另一方面也是对古文研究方法的一种探索。章学诚的古文理论和写作的生发，不是一个平面的问题，他的青年时代的古文师承，京师及附近的学人圈子构成的写作环境，校雠学引发他对语言、文字本质的思考，中年思想的一次跃进，对学术秩序的反思，对文化传统的理解以及史家身份的定位等等，种种最后都凝结在古文的表述之中。古文不是一个简单的文类对象，它有内核和皮层，有隐有秀，有深山之龙泽，也有蕴玉之媚川。因为古文是这样一种寄寓了严肃的价值认同的特殊文类，是贯“通”文史的(《文史通义》的命名就是证据)，而不是纯语言型的;是对发展着的现实(livingpresent)的反应，而不是僵化的固守旧形。所以对古文的研究，如果具有这种连带探索研究对象背后的生活世界的意识，也许可以更充分揭示古文背后历史世界的丰富意涵，理解古文家所体现的文化政治。

［1］刘巍.经典的没落与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提升［J］.近代史研究，2008，(2).

［2］李长之.章学诚的文学批评［J］.文史哲季刊，1945，(2).

［3］程千帆.文论十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4］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4.

［5］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新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7］许松源.专家与通识——章学诚的学术思路与钱穆的诠释［J］.台大历史学报，2006，(6).

［8］张寿安.六经皆史?且听经学家怎么说——龚自珍、章学诚论学术流变之异同［A］.田浩.文化与历史的追索——余英时教授八秩寿庆论文集［C］.台北:联经，2009.

［9］［美］倪德卫著，杨立华译.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10］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增订本)［M］.北京:三联书店，2000.

［责任编辑:张伯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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