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芬

（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20）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人。乾隆四十二年(1777）进士。一生家境贫困时居多，却矢志研究学问，学术成果颇丰。其著《校雠通义》代表着清代目录学的最高成就。《湖北通志》是其方志代表作。其著《文史通义》中“六经皆史”、“经世致用”等观点昭著，成为流传后世的经典文史著述。

何谓王官学，因其职掌在政府衙门里。何以谓“百家言”，就因其只在民间私家传述。[1]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对学在王官的阐述次数之多、而又评价甚高，原因为何？其学在王官思想的渊源何在？综观章学诚坎坷的一生，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探析。

一、章学诚对其所处时代政府的认同和其主张的方志学对政府的需求

依照钱穆先生对王官之学的解读，既然王官学执掌在政府衙门，那么王官学就和政府相联系。政府对文化的看法和知识分子的态度都会影响到当时文人对王官之学的认可与否。试看当时政治大环境对当代文化以及文人的影响。清朝基本上继承了明代的政治制度。康熙在位时的博学鸿儒奖励文学、表彰理学提倡汉学、编纂《图书集成》等等对文化的优待和对知识分子的笼络很大程度上彰显了康熙本人和政府对传统汉文化的认同。乾隆时期政府又集数千人之力成《四库全书》7.9万余卷。虽说其用意半在借此删书、改书巩固统治，然而在文化史上，这样的巨制毕竟是前无古人的。此外清朝在官职一事上至少在外观上不以划分满汉畛域为能事、这对当时读书人通过科举获取功名确实是一大诱惑。凡此种种外在的表象比起元朝政府对文化的蔑视对知识分子的鄙视高明多了，所以清政府的这些措施也颇见成效。正如陈旭麓先生所言：“……结果是满族接受了汉族的文化和传统；汉族接受了满族的君权。在以后的200余年间，清初遗民哀愤耿耿的种族意识因之而渐为世人淡忘。”[2]章学诚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也不例外、面对清朝建立以来在文化上的举措应该是倍感欣慰的。其生活的年代1738—1801年和乾隆在位的1736—1795年大致相当，且乾隆朝《四库全书》的编纂是其师友朱筠的建议、主要的编纂官邵晋涵、戴震等人又是其友人。这些之于章学诚的心理不会没有影响。倪德卫曾指出：“朝廷对学问的支持是章学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他亲口说过：朝廷的这些规划设定了整个中国的思想旨趣。”[3]

在章学诚的史学理论中，方志学理论是一个重要部分，自成系统。其核心是确定方志的性质是历史书，反对历来把方志视为地理书的观念。认为“且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踪纪一朝，天下之史也。”[4]其中一国之史指的就是各级地方志。并说“谱牒散而难稽，传志私而多谀，朝廷修史，必将于方志取其裁。”[5]反之，“即簿牍之事而润以尔雅之文，而断之以义，国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别也。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6]意为方志应取官府文书之要点，而以雅正文辞润色，以道理决断。并把簿牍之事喻为人之骨骼，何其重要！方志离开政府、离开官府文书这个骨架的支撑是建立不起来的。

二、王官之学自身的优势是其主要原因

在这方面，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上》可以说是对学在王官这个问题很好的解读。三代记注制度的周密有利于保存史料且为撰述提供充实完备的素材、能够疏通往事、使史学得以延续传承、文化得以保存发展。《文史通义·原道中》在讲到道的衰亡时也谈及道本为天下之道，治教合一、官师合一即道器合一后诸子百官舍器而各言其道道遂衰亡。笔者认为章学诚在论述问题时对学在王随处可见。

作为一位反对空谈义理、琐碎考据致力于经世的文学批评家和史学家而言，他没有直接说学在王官的优势，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个人的地位和权利是虚无的、政府的政策和力量才是相对物质的，何况又是在一个家天下的王朝社会。一如章学诚欣赏的郑樵，在皇权国家的帮助下编出《通志》二百卷。章学诚在《和州志》中所言：一旦写作不再与国家联系在一起，他就变得分散和缺乏组织。这是对写作本身而言的影响。

此外，学在王官政府还可以统一思想、掌握读书人的舆论导向。杨念群对章学诚的“官师合一”的复古思想进行了分析：“指出其与皇权对‘复三代’的追求之间有微妙的契合关系，都是进行思想控制的一个环节。”[7]后半句话的观点笔者是认可的，极有天赋也极富个性的章学诚是一个正统且有点偏激的专制思想者，但作为一个有着独立人格倨傲、固执、在学术上又率性的文人、他的真实心理不可能会迎合政府‘复三代’的追求。再说当时政府对‘复三代’的追求也是一个有待商榷的问题。章学诚认为三代的学在王官、官师合一有它自身的优势、符合他的学术理念。即便迎合、章学诚也不可能做到在他的著述中前后一以贯之地运用学在王官来解释诸多问题。章学诚进士及第后的弃官依旧从文表明他不会对政府的‘复三代’趋之若鹜的。尽管“章学诚无论如何不是一个权力的批评者，他比绝大多数儒者更支持国家的权威。”[8]

三、章学诚的经世致用思想是其最根本的原因

“……实斋平生论学，所谓力持风气之偏者，要不得谓非学术经世之也。”[9]

可以说其经世致用思想贯穿其整个学术历程。尽管钱穆先生并不认可章学诚把自己归为浙东学派。就《文史通义》内容来看，《书教下》在分析各种史书体裁利弊得失的基础上提倡纪事本末体；《原道上》对儒者仅从六经求道，轻视事功流于空谈的批判；《原学上》‘专于诵读而言学，世儒之陋也’脱离现实的纠偏；《原学中》“所贵君子之学术，为能持世而救偏”铿锵有力的观点；《史注》提倡自注、有功于原著有助于后学的先见之明；《天喻》对学术以经世为目的的再次强调；《说林》篇对持世救偏进一步的讲解；《浙东学术》中作者认为学问如果无益于社会，‘虽即精能’也是没有价值的、并且认为学术的经世致用，‘切于人事’，是消除门户纷争的根本方法的论断；《永清县志前志列传序例》中“史家之书”，非徙纪事，亦以明道开宗明义的表白；《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中对“史部之书，祥近略远，诸家类然…”的认同等等。这些都强烈地表现出了章学诚经世致用的思想。

章学诚生活在考据学盛行的乾嘉时代。这是一个文化繁荣的时代，也是思想受到禁锢的时代。章学诚不满当时脱离社会实际的学术风气，意欲持世救偏。作为其学术思想核心的“六经皆史”观点认为：六经不是空言，而是先王的政典，是治理天下、切合社会生活的实际。其实质就是说六经的重要意义亦在于经世致用。章学诚唯经世来考量学术的一切，那么学在王官的认可和赞誉也是基于经世的实用。

另外，章学诚学在王官思想也是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古代的读书人在儒学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像孔子一样认为理想的政治时代三代最佳的人很多。章学诚的父亲章镳，乾隆七年（1742）进士，自幼就读四书五经、且伴随其父左右的章学诚受科班出身父亲的影响亦不可小觑。从章学诚对三代学在王官的赞扬中已显露无疑。再则，“现实生活的经历，对其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具有相当大的影响。”[10]

总之，综观章学诚的一生，其学在王官思想渊源可以从上述诸多角度来探讨。章学诚对王官之学的解读和认可以及王官之学的优势所在也为今世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不朽的借鉴。

[1]钱穆,中国史学名著[M]，上海：三联书店，2005：26。

[2]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43。

[3][8]〔美〕倪德卫，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M]，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5、13。

[4][5][6]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4：588、588、574。

[7]杨念群，章学诚的“经世观”与清初“大一统”意识形态的建构[J]，社会学研究，2008年5月。

[9]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460。

[10]仓修良，叶建华著，章学诚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