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静怡 范利东（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人文艺术系， 江苏 南通 226010）

主题学研究通常是我们做比较文学研究时常用的手段，它“力图打破时空界限，综合各民族文化，研究同一题材、母题、主题在国际文学间的流传和演变及其成因，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不同作家的不同风格和成就，不同民族文学的各自特点，以及民族文学之间的交往和影响”①。但是各种艺术形式都是人类思想和感情的结晶，“无论在西方或东方，各种艺术形式互相阐发的现象都是常见而多种多样的”②。因此，可以说主题学研究不应只局限于文学领域。作为一个理论，它必须要有普适性，必定要能应用到其他艺术领域分析。本文将在这一方面做出一个初步的尝试。

《阿甘正传》《神雕英雄传》和《麦兜故事》都是曾经风靡一时的优秀影视作品，有趣的是，它们都塑造出了一个令人难忘、历久弥新的“傻子”形象。阿甘、郭靖和麦兜这三个主人公的共同特征是智商不高，心智单纯，为人忠厚又都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而这三部影视作品的创作背景和创作手法又是如此不同，它们背后都有一个深厚又独特的文化为其依托。本文试图通过主题学研究的方法，分析上述三个主人公的不同处理，从而更深刻地了解各民族、各地区不同文化的各自特点。

一、创作背景

任何一个作品的形成或多或少地都受到了其创作背景的影响。因此，对一个作品的考察不能离开对其创作背景的考察。这里的创作背景既指创作作家的个人背景，也包括创作时的时代背景。那《阿甘正传》《神雕英雄传》和《麦兜故事》这三部影视作品的创作背景是怎样的呢？

影片《阿甘正传》反映的是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美国社会，这个时期的美国正处于个人价值迷茫的时代，美国在生活物质水平大幅提高的同时，却笼罩于一系列的阴影之下——国内社会动荡不安，发生了种族隔离骚乱、刺杀总统等大事件；国外美国陷入越战的泥潭和美苏冷战。这一切都让当时的年轻人感到迷茫无措，精神上失去信仰。正如《麦田里的守望者》里的主人公那样极度颓废、压抑，却又找不到出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诞生了“垮掉的一代”、“嬉皮士”。这些人以年轻时的珍妮和她的朋友为代表。他们看上去新潮别致，其实苦闷彷徨，没有信仰。然而人们为这样的行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于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人们开始反思，“当年那些离经叛道，离群索居的‘嬉皮士’在反省中醒悟，从激进的革命分子转变为趋向传统观念的新保守主义者。”③《阿甘正传》摄于1994年，正是这种思潮的产物。

虽然《射雕英雄传》以不同形式在影视作品中出现过多次，但在我国内地造成轰动的版本当属1983版香港拍的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这部电视剧的创作改编于金庸先生的同名小说。金庸先生出生于浙江海宁书香世家，家学渊源颇深，而中国传统的主导思想是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虽然金庸受过新思潮的影响，但儒家思想在他作品里的反映还是很明显的。所以该片虽然是在香港拍摄，由港星担纲主演，但由于金庸先生的创作思想，我们可以说该电视剧里没有反映出多少香港文化，而是反映出了以儒家为代表的大陆传统文化。

如果说《射雕英雄传》还是反映的以儒家为代表的大陆传统文化，那《麦兜故事》则反映的是地道的香港文化了。1997香港回归，给香港人带来一种深层次的意识变革。宏观上，一百年的殖民统治影响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殆尽；而香港人一方面有对自己本族身份认同的需要，另一方面又有对大陆内地人的优越感和对未来的不确定，这几方面因素相互作用，诞生了特征明显的香港本土文化。因此，“面对历史、现实与未来，重拾和赓续不同时期的香港对自身的‘认同’，既要有中国国家观念和认同，有要保持自我精神上的相对独立，也许才是真正心安的选择。”④在这种本土意识的影响下，该片无论是在语言、背景还是在题材上都有鲜明的香港特征。香港电影评论家朗天认为该片“成了百分百的小市民寓言，展现本土创作的活例”⑤。

二、不同的“傻子”

阿甘、郭靖和麦兜这三个主人公给人的感觉都是智商不高，心智单纯，为人忠厚善良又都是源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然而由于其所依托的创作背景不一样，这几个“傻子”还是有很多不同之处：

1.价值观的不同

由于美国的国教是基督教，美国人非常重视对上帝的信仰，包括奥巴马的就职讲演也是一再强调在经济危机中要有信仰，信念使美国不断前进。而美国又是一个物质的社会，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人们之间的关系体现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人们在对物质的追求中失去方向。阿甘正是“得益”于他的智商低下，这让他能不受物质诱惑，不悲观怀疑，坚守信仰，反而做出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成就。阿甘对传统美德和信仰的坚守，不但解决了个人成长过程中所遇到的迷茫，还化解了美国社会的种种信仰危机和精神危机。

郭靖虽然在蒙古大漠长大，但是由于其家庭影响，他身上更多地体现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他虽然生性较为迟钝，但因勤奋刻苦，加上运气较好，练成了一身好武艺。但他的好武艺并不是让他独善其身的，他以天下为己任，他认为“自古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者，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⑥；他重守信用，小时候即使被成吉思汗威胁也誓死不交代神箭手哲别的藏匿之处；他仗义疏财，当黄蓉扮成一个脏兮兮的小叫化子与郭靖相遇时，郭靖对她没有丝毫的厌恶和歧视，不仅由着黄蓉乱点菜肴，而且赠以裘皮大衣，连黄蓉要他的汗血宝马，郭靖竟也毫不犹豫地拱手相让。另外，他还同时具有事母纯孝、注重礼节、勇敢无畏等性格特征，这一切都表明郭靖服膺儒家的典范，郭靖可以被称为“儒侠”。

影片《麦兜故事》的一大亮点是表现出了原汁原味的香港特色，其人物身上也深深烙下了香港烙印，麦兜则是香港草根成长记忆的代表。一方面，香港由于长期受英国殖民统治的影响，殖民意识已被深深地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麦兜故事》中体现为麦兜对西方节日的重视和对英语学习的推崇。另一方面，“后97”情绪也强烈影响着香港人。在影片中麦兜也有对未来的迷茫和对现实的失落。然而由于他“死蠢”，尽管遇到的失败一个接一个，但他不改他单纯又乐观的天性，把日子过得简单而自然，让他的生活充满了琐碎的快乐。麦兜在香港造成的轰动，也正说明很多港人在麦兜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2.行为表现的不同

在总体上看，阿甘、郭靖和麦兜的行为上都表现出与人为善，执著向上等共同特征，但是除了这些共同特征，由于受各自不同文化的影响，三者的具体行为又表现出相当的不同。

阿甘的行为体现出一种美国式的夸张和豪迈。比如当阿甘看到中尉丹真的实现诺言，来和他一起创业时，他一高兴竟从船上纵身跳到水里，直接游了过来（相似的情节还有当阿甘听到母亲病危时的表现）；阿甘和中尉丹一起抗击暴风雨的情形；还有当阿甘在精神上遇到困惑时，他选择了长时间的长跑，而当他觉得没有必要再继续跑下去时，又没有任何预兆地突然停止长跑，让一帮跟随他的人措手不及。还有用迪斯尼卡通漫画般夸张的手法，表现阿甘在跑步、打乒乓等方面的天赋。这些情节如果没有美国文化的背景，是很难构思出来的。

郭靖身上体现的是儒家的浩然正气。在《射雕英雄传》里郭靖的行为是光明磊落，一丝不苟的。有些在阿甘身上发生的行为，放到郭靖身上是难以容忍的。比如，难以想象郭靖晚上躺在床上看《花花公子》——哪怕即使是只看一眼，读者都难以接受。郭靖的这些行为是符合金庸先生对“侠”的解释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然而，郭靖又不是一个被神化的英雄，他的“傻”，他的诚朴忠厚、简单执著的性格使得他的高大行为成为可能。《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不是样板戏里的完美无缺的正面人物，他是个有血有肉的“傻小子”。

而麦兜的生活里没有阿甘式的奇迹，没有郭靖般的浩然正气，他的生活里遇到的是实实在在的琐碎困难。香港的“无厘头”在这里便体现出了魅力，它让平淡无奇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趣味盎然。“无厘头”式的搞笑在麦兜的行为里比比皆是：比如麦兜在茶餐厅点菜时，反复出错；麦兜下定决心、竭尽全力学会却是“抢包十二式”这个只带有点娱乐性的技术。他独创的语言更是让人忍俊不禁：“大难不死，必有锅粥”，“闻鸡起筷”，等等。也许“无厘头”正是让无奈的生活变得有趣些的一剂良药。

3.结局的不同

我们知道，美国梦既是宗教的，又是世俗的。所以阿甘在“傻人有傻福”的同时，在经济上也有了丰厚的回报，他是如此的富裕，以致他的听众以为他在信口雌黄。美国又是一个暴发的国家，人们向往奇迹和速成。于是阿甘的生命里出现了如此多的奇迹，他拥有众多令人瞠目结舌的才能，以至于一个天才在他面前也会自愧不如。

而郭靖，严格地说，是要到《倚天屠龙记》中才有了最后的结局——郭靖、黄蓉夫妇在襄阳城保卫战中双双战死沙场。其实这个结局是必然的，《射雕英雄传》中就看得出端倪：当时蒙古人已经势不可挡，而郭靖的民族气节绝不会让他对蒙古人俯首称臣，即使没有战胜的希望，他也一定会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儒家的“不可为而为之”的入世精神在他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麦兜生命里没有奇迹，他长大后还是平凡——他变成了“很胖，力气也算大，勉强可以，负资产”的“大朋友麦兜”。但是却仍非常乐观，充满希望。影片以回忆麦太的烹饪食谱为结尾，告诉人们生活本身就是简单和充满乐趣和希望的。这种在淡淡的哀伤里依然能轻松地娱乐生活的能力，给了辛苦追求物质而疲倦困顿的人们一种温情的力量。

三、三个“傻子”所反映的文化

《阿甘正传》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人们在这时开始对二战以来的各种潮流进行反思。该片以一个小人物的经历来反映美国的社会变迁，在反映美国光怪陆离的各种思潮背后，其实是对美国传统道德与文化的呼唤和回归。《阿甘正传》无疑像一缕清风，抚慰了人们驿动不安的心灵，在长久的岁月中给人温暖。该影片的成功，反映了人们对传统的重新认同和皈依。正如该片导演罗伯特·泽梅基斯所说：“在我看来，这部影片的独特之处在于：它重新肯定了旧的道德及社会主体文化，宣扬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⑦

“金庸小说的特殊之处则首先不是在于艺术品质，更大程度上是在于作品对于民族的具体历史、文化问题所进行的理性思考。”⑧在《射雕英雄传》中，郭靖这个形象是作为儒家价值规范的典范存在的。儒家思想本身的属性，使得作品无法避免对道德和政治的关注。因此郭靖作为一个文化象征，必定是道德高尚的、积极入世的。

麦兜作为香港的一个“特产”，他反映了香港的混杂文化，成了香港含混多义文化的投影。香港社会的现实投射到这头“小猪”身上，人们看到了自己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很容易找到共鸣，以致有的人甚至会感动得落下泪来。《麦兜故事》首映于2001年，香港回归后各方面的变化和对新千年的好奇都让人们更多地关注现实社会，该片的成功是人们对自身开始关注的一个必然结果。

四、结 论

本文从主题学研究的角度，分析了阿甘、郭靖和麦兜这三个历久弥新的“傻子”形象。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创作背景的不同，相似的艺术形象会呈现出不同的局部特征。这些局部特征的形成不是创作者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是深深植根于它们所依赖的文化“土壤”，是这些文化、思潮的必然产物。这些特征又会反过来影响有相似“期待视野”的观众，让他们受到教育和感动。

通过本文的分析，还可以看出主题学研究的普适性和主题学研究应用的空间巨大，不仅是在比较文学领域，在别的领域（诸如音乐、绘画等）主题学研究也是大有作为的。

① 曹顺庆等著：《比较文学论》，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62页。

② 乐黛云主编：《中西比较文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22页。

③ 端木义万：《美国社会文化观》，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5页。

④ 朱崇科、张颖妍：《后殖民语境下的香港寓言》，《华文文学》，2007年第5期。

⑤ 吴君玉主编：《香港电影回顾2001》，香港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84页。

⑥ 金庸：《射雕英雄传》，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450页。

⑦ 魏丽娟：《电影〈阿甘正传〉的英文原版台词赏析》，《电影文学》，2007年第21期。

⑧ 关士礼：《人物塑造·叙事立场·济世情结》，《名作欣赏》（下半月刊），200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