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超

和男诗人相比，女诗人是罕见的，因此显得更加珍贵。在世界诗歌的辽阔天空中，她们的诗犹如晶亮的星星迸射出奇特的光，并穿越茫茫时空占有了永恒。让我们静下来默诵这些非凡的名字：萨福、李清照、狄金森、普拉斯、寨克林顿、阿赫马托娃、茨维塔耶娃………而芬兰的埃迪特·索德格朗在我的阅读中占据一个特殊的、重要的位置，她是我非常喜欢的女诗人。

“黄昏时分，我是一所神庙的女祭司，被任命看守未来的火焰。”索德格朗写下这样的诗句，或许，女诗人并不是由于清醒的理智才这样自我命名,但来自潜意识、无意识深处的神秘直觉显现了自己。诗歌的力量总是击穿活在大地上的敏感灵魂，同时又为它建筑起一座语言的纯美宫殿。索德格朗的诗是和她肉体与精神的磨难联系在一起的， 她16岁左右患上严重的肺结核，竟成为她以后写作的汹涌不息的源泉。这不能不让我们感到：在索德格朗诗的奇迹背后，隐匿着这样剧烈的持久的痛楚，从生理学心理学的角度来考察，可以认为：没有肺结核，也就没有索德格朗的诗，疾病与创造就以这样令人恐惧的方式合而为一。

死亡的阴影中索德格朗开始了她高傲的、强劲的歌唱，虽然这歌唱很多年很多年以后才被人理解、承认，并从冰雪皑皑的北欧传到我们耳朵里。我们麻木的神经被触动了，越来越平静的血液被点燃。一个女子，一个被疾病折磨的沉重的肉身，一个梦见新乐园的柔弱又坚强的灵魂，朝着深不可测的厄运发出了不可思议的声音!《九月的竖琴》《玫瑰祭坛》《未来的阴影》，这三本不同时期的诗集不是其他东西，而是索德格朗生存的见证。证明她诞生，证明她爱过，证明她受伤，证明她终于消失在太阳与湖泊里，成为万物的一部分。

是的，索德格朗的生命在这些诗集里可以找到最明显又最隐秘的轨迹。在《九月的竖琴》里，女诗人的精神领域还没有辽阔地展开，女诗人的眼睛还没有目击地狱与天堂，目击闪电与暴风雨，敌对的星星和那并不存在的土地，诗的基调是深情、谦和与温柔的。当然也浸透着不可掩饰的哀伤：“你寻找一朵花儿／却找到一枚果实／你寻找一口水井／却找到一片大海／你寻找一个女人／却找到一个灵魂／你感到被诡计玩弄了”。理想与现实的对立，起点与终点的差异、主观与客观的冲突，构成了让索德格朗难以抗拒又难以接受的困境，于是一出爱情的悲剧，让诗人领悟到世界陌生而残忍的本质：“如今我听见现实那严酷的音符／冲击我那脆弱／脆弱的梦”。湖泊、花园、老房子、黄昏和大海，带着神秘的力量融进了她的心，然而，女诗人不可能从这些存在中找到幸福，因为“我和众多蝙蝠共同生活在洞穴中”，因为“痛苦主宰着一切”。

这种对未来、对命运、对死亡的深刻的忧虑，到了第二本诗集和第三本诗集《玫瑰祭坛》与《未来的阴影》里更具备强劲的力度。仿佛女诗人被死亡的黑色激流席卷着漂流到宇宙的浑蒙与光明之中，同时，诗人的意识染上泛神论的色泽，内心世界在分裂 ，在破碎，在厮杀，痛苦的“自我”也被某种更神秘、更伟大、更激烈的原始之力，提升到一个令人晕眩、颤栗并且无比辉煌的高度。索德格朗这时候已经不是用诗来写死亡，而是在死亡的高度上写诗。

我们注意到，死亡带给女诗人的不仅仅是恐怖、颓丧、对无能为力的悲啼，相反，死亡给她的诗里倾注着更汹涌的活力，更坚韧的意志，更奇妙的幻像，更亢奋的激情。所有这一切在索德格朗的诗中凝聚、扩散，互相冲突又互相组合，于是一个独异的、不可替代的“诗歌宇宙”呈现了。这个“诗歌宇宙”的创造，不能不归功于索德格朗不同凡响的才华，这才华无疑又是不幸的标志。从思想背景来看，这时候索德格朗贪婪地接受了尼采的“超人哲学”，这给她的诗带来了自我的膨胀，自我的超越，以及面对死亡的坚定无畏。女诗人一次次宣言：“我怕什么／我是无限的一部分／我是一切伟大力量的一部分”，“我行走在太阳上面／站在太阳上面／除了太阳我一无所知”，“我除了高高戴着的冠冕／我上升的骄傲／便一无所有”，“昨天我自己就是一个玩物／今天我是一个揭示神秘的人”……极其明显，尼采笔下的“超人”，有了一个具体、生动的化身——女诗人自己。这只能源于女诗人超越自身悲惨命运的内在渴求，这渴求让索德格朗“从此岸到彼岸”，她不得不寄托于一个未来的新世界、更加神圣的神、陌生人，都与此紧密关联，索德格朗的诗句越来越不可抑制地指向这个新世界，陌生人……这就是女诗人的诗里神奇、光明、绚丽的幻象四处盛开的原因。

幻象不过是另一个世界的外表，另一个世界依赖于幻象而存在，当索德格朗为了抗击厄运憧憬于另一个世界时，她实际上就完成了对自我的超越，精神上的超越。令人奇怪的是，女诗下笔下的未来世界又类似于《圣经》中的末日世界，处处弥散着毁灭疯狂的气息。如此看来，新的日子不过是旧的日子，生命与诞生也不过是同一般事情：“我知道我／将晕厥在太阳里／既不死去也不胜利／一轮不能承受自身的升起的太阳”，索德格朗预言了自己的命运，然后在31岁时离开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