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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巴金与沈从文晚年的悲剧意识

2010-06-28 07:40:20 《时代文学·下半月》 2010年2期

孙俊华

摘要:“悲怆”是巴金和沈从文晚年共通的生命体验,但二者的悲怆体验却有着不同的内涵,巴金的<怀念从)揭示出两种悲怆体验的本质:沈从文的悲怆是在坎坷中反抗命运,巴金的悲怆是晚年对命运的悲剧感,甚至鲁迅式的失败感。(怀念从文)是两种悲怆妁对话。

关键词:巴金;(怀念从文>;悲怆

1988年5月10日著名作家沈从文去世,在简单、肃穆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播放了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悲怆)。2005年]o月17日巴金去世,在一周之后(24日)的遗体告别仪式以及11月25日骨灰撒向东海的葬礼上,播放的是柴科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悲怆),这是有意的安排还是无意的巧合?从一些怀念文章和媒体报道可知,这两支乐曲分别是两位逝者“生前喜爱的”或“生前最爱听的”,以它们作送别曲也顺理成章。巴金和沈从文对音乐的喜爱早已见诸报章、网络,他们对音乐的独特理解也为多人称许,这不算是秘密;但他们对“悲怆”主题的特殊偏好却少有人提及,是一个没有揭破的谜。对<悲怆)的喜爱正隐隐说明,“悲怆”已然成为二者晚年的共同心结,是他们经一生磨砺得来的对生命刻骨铭心的体验,音乐使他们找到了精神的共鸣。从巴金、沈从文一生遭际看。虽同是“悲怆”体验,但显然有着不同的涵义。我想,巴金的(怀念从文)正是两种“悲怆”的对话。

沈从文去世仅仅四个月之后,已84岁的巴金便完成了一万两千余字的长篇散文(怀念从文),最初收入1989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河不尽流一一怀念沈从文先生)一书,为该书吁c序”。1993年,巴金特意将此文与(怀念二叔)一起收人华夏出版社出版的线装本(随想录),足见其重视,汇集巴金(随想录)之后创作的(再思录)于1995年出版,(怀念从文)被收录其中,获得了更大量的读者,著名批评家、学者陈思和谈及此文时说:“当时他完成‘讲真话的大书,(随想录)不久,经过小憩后,写了人物回忆(怀念从文)。文情并茂,流传及远,确实,<怀念从文)不仅是巴金散文中的精品,而且足可成为现代悼亡(怀人)散文的经典佳作。

巴金一生写下了大量悼亡文字,尤以文革结束后为多。他的怀人散文一方面为了追怀故旧,以寄哀思,内容集中在对友谊的礼赞,对友人平凡人格中“一股纯洁的心灵的光”的捕捉,以感念逝者对自己人格精神的养成所给予的重要影响,如1947年出版的散文集(怀念)中多是此类篇章。另一方面通过对逝去师友的记述,或写出自己对逝者的评价,让逝者盖棺之后得以论定,或由逝者引申开去,感愤时事,纵论思潮,以为死者安慰生者明辨,这后一方面的文章又往往包含前一方面的内容,即首先意在悼亡怀人,进一步则由怀人而论世,(随想录)、<再思录)中的记人文章多在此列。晚年巴金所怀念者可分两类:一是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27年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不白之冤,饱经磨难,被迫害致死的友人;二是虽渡尽劫波,但新时期以来随岁月流逝早巴金一步故去的友人。

1978年11月底,巴金正式开始撰写(随想录)。在写作V随想录)的过程中,掘巴金日记、年谱、书信的记载可知,他以参加追悼会、骨灰安放仪式等方式与总共29位亲人朋友告别。此外,在此之前的1972年8月13日萧珊病故,1978年8月开始写(怀念萧珊)一文;1978年6月3曰参加老舍的骨灰安放仪式;6月12日郭沫若去世,巴金作文纪念;7月12日作怀念何其芳文,;8月]6曰参加周信芳的骨灰安放仪式;8月20日作怀念金仲华文。很显然,亲朋故旧的逝世不能不引他思考,为纪念、特别是为思考人的存在进而思考文革问题,已逝者逐步成为巴金写作的一个主要关注点。首先,这与他自身的生命一步步走向衰老和死亡,以及相对封闭的生活状况有很大关系,由亡者勾起的关于友情的温暖记忆很容易占据一个作为未亡者的老人的头脑,让他唏嘘感喟,使他援笔自纾。在((怀念集)序)里,他说:“我有不少朋友是给,四人帮,或者他们的爪牙迫害致死的,而且有的人死得非常悲惨。他们死了,而我活下来,我活着并不是为了忘掉他们,而是为了让更多人记住他们,为了让他们活下去。咽其次,由于巴金的特殊地位及影响,逝者家属求写怀念文章促成了巴金悼亡文字的收获,在1987年写的((怀念集)增订本代跋)中,巴金说:“我还记得近两三年间常有人来信建议我为某某亡友讲几句话,或者谈谈我对某些故人的怀念,我又写了一些。我愿意写,我也应当写。”0Qo(随想录)最后一篇(怀念胡风)一文就是在胡风夫人梅志请求下写成。当然也是完成了巴金多年的写作夙愿。直到1994年,仍有为亲人求写怀念文章的,巴金在给汝龙夫人文颖信中谈到:“谢谢您希望看到我写的怀念及人(汝龙)的文章,我的确欠了读者大批偿还不清的债,除了及人,时常在我念中的还有健吾和唐歿、沙汀和艾芜:可悲的是我已没有精力对付在面前摊开的稿纸了。一,家属求写悼亡文章似乎主要出于两个考虑:一是由巴金代言以寄哀思;二是借重巴金声望,给逝者一个能广为世人所知的适当论定,巴金的笔似乎代表了知识界对一个人进行评判的公正力量。第三,巴金热衷于写此类怀人文章,是希望从人与时代关系的视角透过一个人的命运来思考过去,警示当下。

1986年,(随想录)完稿,尽管此后几年常在巴金念中的老友很多,但他却几乎没有将自己的怀念形诸笔墨,精力不济可能是主要原因。但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没有找到怀念的切人点。直到<怀念从文)完成,巴金终于找到了新的叙述方式。

1981年,(随想录)写作进行还不到一半的时候。巴金感慨说:”在我,自信和宣传的时期已经过去,如今是总结的时候了。”褀实,对巴金而言,整个(随想录)写作都不仅仅是为了“总结”人生。对自己过去的回想,是忏悔、反思、自我解剖,但更有对现实的热切介入;对亡友的怀念,是对一个人一生的总结,但更多时候写出的是一代知识分子在政治波涛中命运的悲剧性。因此,巴金自己所谓“总结的时候”写出的仍是宣传的东西,应该说(随想录)仍处在“宜传的时期”。主要的用意还是在辨明是非。他的后<随想录)写作才开始了真正的总结的尝试。据与巴金和李小林接触较多的陈思和先生讲:“从(怀念从文)开始,巴金先生曾计划用抒情散文的笔调来回忆半个多世纪的文坛旧事,清理自己与朋友间的各种是非纠纷,他的思路也逐渐从反思“文革”进入对漫长的文学史的细节的梳理。”o巴金思路的转换和1980年代末整个社会思潮的变化紧密相关,此时,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已进入尾声,作为思想解放对立面的文革也相应失去了“被反思”的价值,因此,在巴金的写作中,宣传的冲动逐渐让位于总结的耐心,愤懑的情绪开始为深情的诉说取代,借写人以论世渐次转为挖掘关于人的历史细节、写出人在历史洪流中的生命体验。

沈从文是个大题目,但(怀念从文)并没有从大处写,巴金抓住的是“我”和他交往中的小细节,用“我”的感受和我看

到的他的态度作为连接小细节和大历史的桥梁。如果就大写大,专注于沈从文和政治的恩怨纠葛,专注于他受到的不公平对待、他的自杀等,巴金比谁知道的都不少。这样的文章任何一个记者、传记作者都可以根据一些耳闻目见的资料挥洒成章,事实上,这样的怀念从文的文章确实不少,内中也多有吸引人不平之鸣。巴金的<怀念从文)从沈从文的去世开始,“没有一滴眼泪,悲痛却在我的心里,我也在埋葬自己的一部分。”过去的生活随老友一起远去,但友情却留在了心里,这是全文的基调和行文线索,在文中,作者谈到了1932年两人的相识,青岛樱花林中的散步、闲谈;1933年沈从文婚后,巴金造访达子营,两人一块写作,一个在主人的书房,一个在院中的树下,一个字斟句酌写(边城),一个下笔千盲写<电);抗战时期昆明聚首、野游;文革当中,1972年从文来信探问,1974年武康路廊檐下二人畅谈;1985年的最后一面,等等。这些场景对作者而言都历历在目,同时他又总能够从友情的角度用细节点亮他们。如在文革路人侧目的窘迫中,收到沈从文长五页的来信,巴金一家相传阅读,巳病倒的萧珊含泪地说:“还有人记得我们啊!,一句话即可见出沈从文情谊之可贵,巴金对友情之感念。总之,作者要对从文说的是“在朋友中待人最好、最热心帮忙的人只有你,至少你是第一个。”文中还谈到1935年二人关于小说(沉落)的意气之争,以及沈从文对巴金与朱光潜关于(雷雨)争论的批评。二人辩的是是非,但争的却不是胜负,话语中有意气有偏激。但却不会伤及友情。因此,从文不仅是益友,而且更是“敬爱的畏友”。

在文章的开始部分。巴金接着写到了国内媒体对从文去世一事的冷漠,与海外媒体的热闹形成了鲜明对比。5月]6日,即沈从文去世6天后,(新民晚报)援引港台媒体的消息对此做了简短报道。18日遗体告别,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当日发布了记者郭玲春撰写的散文体通讯<杰出作家沈从文告别亲友读者),计1200余字,对沈从文的坎坷遭际及文学贡献都有文学化的描述,]9日<人民日报>发表此文,20日又刊发了汪曾祺的<一个爱国的作家),对沈从文做了简单评价。以后,陆续有媒体对此做简短报道。应该说,媒体对沈从文逝世的报道确实分量不够,至少可以说是滞后的。但冷漠的原因我想主要不是巴金所谓的“规格”不够,即便以(人民日报)而论,通览当年整年的报纸,我发现。对人物逝世的报道滞后一周的情况很普遍,在篇幅上对沈从文逝世的报道不能算短,而且甚至可以说很长。我认为,冷漠的主因是媒体甚至整个社会对沈从文的隔膜。在大陆,经过三十年余年门948—1980)对沈从文作品的政治雪藏,沈作的固有读者已经老去,伴随新中国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甚至几代读者对他几乎一无所知。1980年代初,他的作品选本开始零星出版,研究它的文章也偶有发表。直到1983年初,朱光潜的(关于沈从文同志的文学成就历史将会重新评价)才使沈从文再度引人关注。直到他去世的1988年,他的社会认可度仍处在恢复阶段。当然,对沈从文了解的人(如巴金)期待着社会和媒体给死者一个与他的文学成就相当的对待,可是期待和现实形成了很大落差。因此,巴金认为,媒体的冷漠对沈从文而言是不公平的。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如果是青年巴金面对此事,他肯定会撰文痛诋报刊杂志的肮脏与无耻;如果是写作(随想录)时的巴金,他难免要议论“规格学”的政治是非。现在,他虽心有愤懑但却把笔锋一转,写到从文走得平静、从容,没有牵挂、没有遗憾。似乎是在说今天的不公平的对待于从文何碍?!因为他一生受到的误解、不公实在太多,他习惯了。抗战前因京海之争招致海派的强烈反感;抗战中在昆明引起左翼的批评和议论;大量的作品一直不被理解等,这些曾使他“感到一点寂寞”;四十年代末尖锐的政治批判,第一次文代会把他排斥在外使他被迫离开文艺界,这让他感到的是不公平的待遇带来的委屈。经历了人生波折的沈从文改行物质文化史研究,长年身居陋室。甚至没有一张属于自己的书桌,这给他的心境会是什么影响?作者没有明言,我想只能是无奈。对于上述的误解与不公,巴金多是一笔带过,即使用笔较多的第一次文代会和住房问题,他也没有做孰是孰非的议论。他写的最多的是从文在误解和不公面前,无论内心多苦,但总是面带微笑,埋头做事:不仅自己埋头做事,而且劝“我”劝人不要浪费时间。在巴金的心中,总是向着不公平的命运抗争才是沈从文的风格。这是他要大书特书的部分,构成了文章的主要内容。

在这部分内容中,巴金总是有意将自己和沈从文对比。与建国后写出煌煌大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在物质文化史研究上作出巨大贡献的从文比,“我四处奔跑,却什么都抓不住。”吁它”可以辩解说“我不怕……我有信仰。”但“我”却什么也弄不出来,得到的只是种种的罪名和妻子的死。多年来,从文的心境是寂寞、委屈、悲苦、无奈,而“我”的也不过是空虚、紧张、害怕、内疚。从文至死都受着外界加诸的不公,但“他明白自己一生在大风大浪中已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清清白白,无愧于心。”在文章结尾,巴金做推人及已的设想:“我多么羡慕他!可是我却不能走得像他那样平静、那样从容,因为我并未尽了自己的责任,还欠下一身的债。我不可能不惊动任何人静悄悄离开人世。……有什么办法呢?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我是躲避不了的。”显然,在巴金看来,沈从文的命运尽管是悲剧性的,但他在默默抗争中唱响了悲剧人生的“天鹅之歌”;而巴金对自己的一生缺乏足够的成就感,内心充满了悲剧意识,甚至是一种鲁迅式的失败感,

倾诉式的抒情、叙述是巴金散文的突出特征。{怀念从文)通篇都是“我”在向读者慢慢倾诉老友从文的故事和“我与从文”的故事,有时甚至让读者产生是“我”在向从文倾诉“我们”的故事的错觉。但(怀念从文)的倾诉显然没有了青年巴金的自信和热力,没有了四十年代巴金的悲悯和同情,没有了十七年巴金的昂扬和亢奋,没有了新时期巴金的痛苦和愤懑。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一切都有了改变,都融入了另一种深情诉说的情感状态。就(怀念从文)文本看,与思想的宣传相比更多的是人生的总结,与急于辨明是非相比更多的是闲坐说古的拾遗,与为从文抱不乎相比更多的是想写出人生谢幕前对生命的终点体验,是一种沧桑看尽伤别离的情绪。最典型体现了这一写作姿态的是作者对“沈丁纠葛”的处理。1980年,丁玲在纪念胡也频的文章v也频與革命)中称沈从文的<记丁玲}信笔编撰、胡言乱语,“不仅暴露了作者对革命的无知、无情,而且显示了作者十分自得于自己对革命者的歪曲和嘲弄。”称老友沈从文为“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高贵绅士”。0在这场纠葛中沈从文受丫莫大的委屈。1985年丫玲去世,1988年沈从文去世,沈从文从未公开辩护。可以说,巴金的<怀念从文)是第一篇涉及<记丁玲)写作情况的文章,但他只在写到自己造访达子营时,顺便提及此事,在娓娓的叙述中谈到沈从文如何用真挚的感情通宵写作此文,读者如何急切地希望看到(国闻周报》上的连载,因当局阻挠如何行贿、删节印行。当然,也提及从文尽全力为老友丁玲奔走、呼吁。可是,巴金行文中没有片言只字对“沈丁纠葛”做出判断,他的心中不是没有是非,似乎无意谈及的见闻早说明了问题,这段文字也明显是以此事为背景才写的。我认为,在巴金看来,辩出一个是非曲直已经毫无意义了,能够让人明白过去的一点事实,明白一点从文这个人就足够了,

《怀念从文)奏响的是两个老人的“悲怆”体验。贝多芬的奏鸣曲创作于他听力明显鞋退的困厄之时,但他要反抗残酷的现实,扼住命运的咽喉,所以,全曲充满了热烈追求的激情,它明显属于沈从文。柴科夫斯基的交响曲否定了生活的欢乐,渲染了无限悲凉的氛围,体现出紧张的悲怆之美,他无疑符合了巴金晚年的悲剧心境。巴金心中的从文是反抗命运的悲怆,而他自己体验到的却是于命运无可奈何的悲抢。当然,这只是巴金自己的体验,他晚年的发愤著述不也正是在反抗命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