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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记忆与赛珍珠的文学创作

2010-06-28 07:40:20 《时代文学·下半月》 2010年2期

白艳红

摘要:赛珍珠的文学创作与她的创伤记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来自家庭的、文化的创伤记忆是她创作的重要来源,通过形形色色的艺术形象,将现实生活申无法满足的欲望在艺术世界里得到了补偿。

关键词:赛珍珠:创伤记忆;文学创作

引言

近年来赛珍珠研究者们尝试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解读赛珍珠,作为对这位跨文化先驱的怀念。然而,她的文学创作与她创伤记忆的关系,却很少有人涉略。弗洛伊德说:“‘创伤的一词实在不过是这个经验的意义。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的。”复杂的生活背景使赛珍珠承担了属于社会和民族的共同的创伤性记忆,形成了一种对其日后创作至关重要的经验表象。虚渺的文学世界既是归避创伤的港湾。也是对创伤的治疗与弥补。

一、男权的阴影

赛珍珠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一直受到评论界的普遍关注。阿兰的生存智慧、“母亲”顽强的生命力、吴太太的果断聪慧,苏珊的独立坚强,玛丽的忍辱负重,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民族,都无法阻止她们争取自由、追求自我价值的脚步。这些生活在男性阴影中的女人,以不屆的精神书写着苦难但别具一格的人生。令人感兴趣的是,她关于女性命运的理解。是与对父权文化的批判相联系的。赛珍珠排挤了现实社会中的父亲和男性家长,这些丧失名字的丈夫或父亲,常常处于“缺席”或“失语”状态。“母亲”的丈夫为了个人享乐竟远走他乡,吴先生只不过是衬托吴太太美德的摆设,梁先生和长子詹姆斯,虽然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但妻子仍然是他们最得力的助手,是他们的精神导师。“他很快认识到他要依赖她。凡有什么难对付的事情要处理,总由她去办。”这些无父文本或去势模式书写是赛珍珠抗衡父权的论述,是她颠覆男性意识形态的潜意识行为。赛珍珠一直生活在男权社会的阴影里。父亲赛兆祥将一生都奉献给了上帝,他的心里没有妻子儿女。童年的赛珍珠从父亲那里没有得到任何关爱,母亲凯丽才是她童年的一切,是她刻骨铭心的爱,“‘恋母情结作为自我认同的表现形态表征了女性成长和写作的初级状态”。赛珍珠创作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让母亲永生,她作品中鲜活的艺术形象折射出母亲的痛苦与欢乐。丈夫的冷漠。异乡的漂泊使凯丽饱受煎熬。《放逐》真实地层现了这个有着丰富情感的美国女人孤独的一生。 “在宗教信仰上,她被上帝放逐;在生活上,她被自己的祖国放逐;在家庭里,她被丈夫放逐”,赛珍珠感受到母亲的一切痛苦都源于丈夫的伤害。虽未正面谈及母亲对父亲的怨恨。但母亲临终前“对安德鲁很反感,不要她到身边来,一见到他便惴惴不安,浑身不舒服。”足可见母亲对于父亲的失望与反感,凯丽是赛珍珠永远的伤痛,她在异国他乡所经历的苦难、对自我价值实现的矛盾思考给童年的赛珍珠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她以一个作家特有的身份,书写了男权文化对于女性的戕害,这种戕害不但存在于一个家庭,而存在于整个人类社会。

二、婚姻的悲剧

“焦虑存在着双重起源:它一方面是创伤性因素的直接后果,另一方面是将要重演创伤性因素的符号。”弗洛伊德的这一观点恰似为赛珍珠量身定做。母亲婚姻的失败使赛珍珠过早地体会到了痛苦与忧虑,成年后的她戏剧般地见证了自己婚姻的悲剧,

赛珍珠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暗藏了危机。她不是由于爱,而是由于需要而结婚的。“像在每个男人和女人生命中一样,该结婚的时候到了,我们就相互选择了对方,却不知道,这个选择做得多么狭隘……”丈夫布克自私、狭隘,把精力投入到自己“神圣的事业”当中。他不能满足妻子的感情和思想需要,甚至没有想过她应该有什么需要。赛珍珠备受冷落,她把自己的婚姻看成是“慢性自杀”,她敏感而充满激情的心在婚姻中慢慢枯萎,终于无法继续呆在“比监狱更为可怕的囚笼里。”她的选择毫无疑问传达了作者母女二人对婚姻的理解。“当两个人在思想、心灵无法沟通时,就不可能再要求他们的肉体呆在一起。”

噩梦一样的婚姻结束了,但这只是噩梦的开始,弱智的女儿卡洛尔给她带来了难以言表的痛苦,甚至绝望。由于无法与孩子交流爱的体验,又不得不离开卡洛尔的痛苦,赛珍珠曾经很反常,只有用创作来消愁。内心的痛苦与挣扎力透纸背。关注儿童尤其是被家庭、社会遗弃的孩子就成为赛珍珠作品的又一大特色。

评论界一致认为《大地》中王龙的傻女儿是卡洛尔的化身,王龙对傻女儿充满了柔情与牵挂,临终前将她托付给最信任的梨花才安静地离开人世。《群芳庭》中吴太太也妥善安排了安德鲁收养的孩子。也许这只是评论界的猜测,但赛珍珠笔耕不辍的原因之一也是希望赚更多的钱使女儿衣食无忧。“有时候,焦虑和创伤能成为一种积极的因素和力量,推动个人的自我认同,从而成为一种动力,实现了自我与事业上的精神认同。”卡洛尔的不幸催生了一个多产的母亲,赛珍珠创作的一百多部作品使她赢得了全世界的心;她创办的“儿童之家”里无数儿女在她的关爱中健康成长。

三、文化边缘的游魂

“没有哪个时代……比我目睹的时代更为动荡不安、更具有启蒙意义的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急剧动荡,东西方文化意识形态极端对立,东西方文化之间充满了误解和排斥,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存在很大障碍。身处漩涡中的赛珍珠自然受到了牵连。她对中国饱含深情,但在中国人的世界里,她永远是一个美国人,她对美国寄予了无限希望,但是在美国同胞的眼中,她又是一个中国人,中美两国在文学上、政治上、社会活动上对她的评价都相当吝啬,甚至刻薄,她是两种文化边缘的游魂,在哪里都没有她的根,“边缘人”的尴尬使得她的一生饱尝冷落,充满痛苦,这种属于国家和民族的创伤性记忆长期郁积在心里,形成了一种对其日后创作至关重要的经验表象。

生活在中美文化边缘的赛珍珠对异质文化的融合充满期待,这使得她与作品中的人物惺惺相惜。她分担着他们的苦闷,理解他们的选择。《分家》中的王源在新旧文化、中西文化的夹缝中苦闷彷徨,家庭与社会、传统与现代、中国与美国,一次次将他的人格撕裂。《归国》里法国女青年玛蒂丽冲破家庭的重重障碍与中国恋人苏桢来到中国,但最终由于文化隔阂各奔东西。“这里我再不能住了,我要回家。”玛蒂丽的法兰西血统使她凌驾于所有中国人之上,“我是法国人呢”成为蔑视、攻击中国的最有力的武器。美好的爱情虽然在桂兰的哥哥和美国姑娘玛丽的身上得以实现,(《东风·西风》),但他们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桂兰的哥哥被父母赶出家门,母亲抑郁而死,玛丽最终也没能为这个中国家庭所承认。“由个人到民族,创伤性的经历都是难以平复的,即使时间过去了,创伤愈合了。但创伤性经历的记忆将永远不会消失,它沉淀为个人甚至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中的一部分”,在她的作品中,赛珍珠反复演绎着由于文化隔阂所造成的创伤记忆,呼唤文化的和谐共处。这种痛彻心扉的体验使她与作品的人物之间没有距离,致使作品真实自然。决不矫揉造作,因为她书写着的就是她自己的人生。

结束语

精神分析学家普遍认为文学艺术是艺术家逃避痛苦的方式,也是对痛苦的某种补偿。对赛珍珠而言。文学创作是她满足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愿望的最好途径。虽千疮百孔,但赛珍珠展示给世人的不仅仅是伤痕累累的肉体与灵魂,而是对自我或人类生存状态的不断探索,它超越了实用功利目的的种种限制,上升到追求人的本质和人的理想实现的过程之中,它是作家对人类文化现象进行审美思考的结晶,也是对人类文化发展趋势的执著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