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君如等

当前应提“中国特色”，慎提“中国模式”

李君如(中共中央党校)在《我对“中国道路”的几点看法》一文中指出，我不赞成“中国模式”这个提法，我主张“中国特色”。现在世界上许多人在讲“中国模式”，说明我们的经验已经越来越引人注目、受人重视，这是好事。这对我们的探索是一个鼓励，对于那些盲目留恋过去或盲目崇拜西方的人也是一个教育。但在科学研究中，我们应该十分清醒，认识到我们的体制还没有完全定型，还要继续探索。讲“模式”，有定型之嫌。这既不符合事实，也很危险。危险在哪里?一会自我满足，盲目乐观：二会转移改革的方向，本来我们的改革改的是旧体制，在旧体制还没有完全变革、新体制还没有完善定型的情况下，说我们已经形成了“中国模式”，以后就有可能把改革的对象由旧体制变为这个“模式”，即把这个“模式”视为改革的对象。因此，我赞成“中国特色”，而不赞成“中国模式”。“中国特色”，指的是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形成具有中国自己特点的体制机制。其中，包含了不断探索的含义和要求。当然，将来这个“中国特色”完善了，定型了，是不是可以说形成了“中国模式”呢?这个问题可以继续探讨。现在，还是慎提“中国模式”为好。

——摘自《北京日报》2009年11月16日

“中国模式”远未成形

李克钦、史伟(燕山大学)在《“中国模式”还是“中国经验”?》一文中指出，对于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经验和教训的总结，用“中国模式”这一词来概括，有些过于草率，它并没有全面、客观和公正地把握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核心内容和精神实质。中国的发展才刚刚起步，“中国模式”还远未成型，中国将来的发展在许多方面还存在隐性危机，甚至有学者认为“21世纪的中国经济将充满变数”。中国在发展的道路上还存在以下方面的问题：第一，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对经济运行机制、社会保障机制、社会公平以及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等诸方面重视不够或者根本就没有重视，这已经成为目前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第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失衡导致局部价值观扭曲，由此带来道德滑坡和一部分人精神颓废。第三，国内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中国未来的发展将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第四，持续深化改革困难重重。宏观问题不少，微观问题更是层出不穷，这些问题的叠加无疑将增加中国未来发展的变数，况且在改革和开放的过程中还不可避免地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偏差和失误。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应该说既有所得、也有所失，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既取得很大的发展成就，也存在很多问题尚没有完全解决。上述这些方面在“中国模式”或者“北京共识”中都没能得到很好的体现，所以说“中国模式”还不能说是一种全面和成熟的理论。

——摘自《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我们不要人云亦云地谈论模式

邱耕田(中共中央党校)在《学习时报》2009年12月7日载文指出，当下，西方一些学者和媒体热捧中国，喜谈“中国模式”。显然，在一些西方人看来，“中国模式”还真应该被效仿和学习，具有表率和推广的意义。但“中国模式”真的具有“全球榜样”的价值了吗?如果科学地考察我国现代化建设成效的话，必须实事求是地指出，一方面，经过30多年持续高速的建设发展，我们确实取得了中国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进步；但另一方面，必须客观地看到，我们在发展中遭遇到了一系列十分严重的问题，我们的发展是一种高代价的发展。这种发展的高代价性该不该被“中国模式”所关注、所包括呢?如果应该的话，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中国模式”的不成熟和不完善，而这种有待成熟和完善的模式，应当是不具有示范和推广价值的。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基于中国以往发展的高代价性及“中国模式”的历史动态性而言，我们还是不要忙着人云亦云地谈论“中国模式”，而是应该将关注的重点转移到我国目前及今后的科学发展上来。在“科学发展”中，既具有“中国模式”的一些涵义和功能，如求真务实、保持稳定、实现创新、自主发展等，更有所谓“中国模式”所不具有的东西。“中国模式”具有相当程度的描述性，它主要是对已有事实的概括，具有定型化的意味；而科学发展具有明显的创造性，是对新的更美好的发展存在的一种选择和趋近，具有历史的动态性。离开了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的“中国模式”，注定是肤浅、短暂和备受争议的。

——摘自《当代社科视野》2010年第1期

中国无意输出“模式”

赵启正在《中国无意输出“模式”》一文中指出，“模式”一词含有示范、样本的涵义，但是中国并无此示范之意。所以，我们用“中国模式”这个词就得十分小心，我更倾向于以“中国案例”替代“中国模式”。它应该是中国60年以来，尤其是实行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理念、政策、实践、成果和存在的问题的概括。要强调的是这个模式或案例处于现在进行时，它还在发展中。中国没有输出“中国模式”的任何打算。有的发展中国家，愿意参考中国改革开放的某些做法，正如中国愿意参考他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某些做法一样。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输出“中国模式”违反了中国坚持的与本国国情相结合制定政策的原则。我们认为，不只中国，任何发展中国家的正确的发展政策也都必须从他们的国情出发。“中国模式”没有普适性，正像已经高度发达的国家的模式也没有普适性一样。“中国案例”是处于现在进行时。“中国案例”存在于中国，并会继续发展和完善应当是有充分理由的。国际舆论对“中国模式”的评论，无论其角度如何，甚至是中国不赞同的观点，对中国都有参考的意义。中国目前所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需要继续在长时期的实践中完善。中国建设本国和谐社会和为促进世界和谐发展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也许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自己才能对“中国模式”或“中国案例”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摘自《学习时报》2009年12月7日

“中国模式”的提法有值得商榷之处

张丽慧(陕西师范大学)在《也谈中国发展道路》中指出，“中国模式”的提法有值得商榷之处：其一，外国学者对中国模式研究和运用，主要着眼于经济方面，同时又伴有某种政治意味。其实，外国学者描述了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些特征，但没有揭示中国能够平稳、有序、快速发展而其他发展中国家无法做到的真正原因。其二，所谓模式，即事物的标准样式。“中国模式”就是中国发展的标准样式。把己取得的发展经验叫做“中国模式”，有点拔苗助长，牵强附会之嫌。中国的改革发展正处于“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关键时期，已取得的成功发展经验还有待于长期的和各种环境的检验。其三，今天的中国仍然处在发展变化中，许多方面还在探索之中，发展模式并未定型，也不会很快定型。中国还要经历将近半个

世纪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才能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个阶段之中的任何模式，必定是“初级”的和不完善的。具体而言，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还有待完善，至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自不待言。如果把一种正在探索之中的经验叫做“模式”，容易在实践中造成不良影响。

——摘自《探索》2007年第7期

远离模式崇拜弘扬探索精神

王兆铮(中共中央党校)在《远离“模式”崇拜强化探索意识》一文中指出，与时代潮流相随，与世界文明相伴，注意借鉴文明成果，是中国革命和建设、改革和开放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经验。但是把某个方面、某个阶段的成果“模式”化来按葫芦画瓢，则从来都是不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待进一步探索的伟大事业。远离“模式”崇拜就是要弘扬探索精神，强化探索意识。1992年，邓小平这样说过：“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中国今天的实践表明：邓小平这个论断没有过时，而且即使可以比较定型了，还是有一个不断的根据实践的需要进行微调的任务。也正是这样，党的十七大没有把精力放在精细勾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条条框框。而一些理论家在十七大后热衷于勾画自己构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纲目，就未免有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革命性和开放性的根本要求。强化探索精神实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探索的呼唤，这就要求我们在实践中必须把“模式”崇拜与探索意识尖锐地对立起来：第一，未来的改革开放仍然要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观为指导。第二，我们仍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第三，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胆子要大，要敢于冒风险，同时步子要稳，要有科学态度，要有求真务实精神。第四，不迷信他人模式，也不在自己探索成就基础上停步。

——摘自《党政干部学刊》2009年第9期

模式论和特色论的差异

朱相远(十届全国人大常委)在《“中国特色”比“中国模式”的提法好》一文中指出，特色论与模式论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发展战略思维方式。模式论就是确定事物的标准形态，一味模仿，全盘照搬，守成不变；特色论则是从本国实际出发，因地制宜，自我创新，不断发展。前者为形而上学，后者才合乎辩证法。我国在漫长的革命与建设进程中，凡坚持模式论就遭挫折与失败：凡坚持特色论就能顺利与成功。因此，中国成功的经验，实在是摒弃模式论，坚持特色论的结果。所以，我们从来不赞成别国照搬我们的经验。若非要将其称之为“中国模式”，那就是中国不追崇模式的“模式”。总结我国30多年改革发展史，最宝贵的经验，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条正是反对模式论，坚持特色论的伟大成果。模式论与特色论差异至少表现为三方面：第一，特殊性与普遍性。特色论强调特殊性；模式论却夸大普遍性，认为自己的“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第二，变动性与永恒性。特色论认为事物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任何思想、体制虽有相对稳定的阶段性，但本质上却是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的，这样才能保持时代特色。模式论则把某种模式，当成永恒不变的固定模式、终结状态。第三，多样性与一致性。特色论认为，世界政治上应是多极的，文化上应是多元的，人们的生活应是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这就是“和而不同”的和谐世界。模式论则认为世界应统一为一种模式，因他们重视一致性。由上可见，我们在理论上应当保持清醒，坚持特色论，强调“中国特色”。

——摘自《北京日报》2010年4月12日

目前提“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比提“中国模式”更加科学

施雪华(北京师范大学)在《提“中国模式”为时尚早》中指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关于中国特色发展经验和道路，简称“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比提“中国模式”更加科学、合理，也给未来“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有可能上升为“中国模式”留下余地和空间。理由如下：第一，目前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或道路还不具备一种作为模式所需要的类概念的两个必要特征。有人说“中国模式”是相对于“苏联模式”或者至少相对于计划经济时期社会主义模式而言，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模式：有人说“中国模式”中的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是相对于多党制和资本主义道路的“西方模式”而言的。这些都只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部分经验与道路的特征和原因，具有中国特色或特点，但还没有类概念的两个必要条件：一方面，这些中国改革开放前期成功的经验和道路有没有继续支撑中国未来持续成功的可能还有不确定因素；另一方面，目前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和道路只在中国成功，还没有见到移植到别国或为别国模仿成功的例子。将来如果有一天，一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和道路更显整体性，二是“中国模式”如被其他国家所成功模仿、形成了类概念时，再提“中国模式”可能更显科学合理。第二，目前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和道路有中国特色，但不具有独特的类概念特征，还不能构成一种模式。如果说，中国社会现代化至今成功的经验或特色在哪里?就是不像有些社会主义国家那样放弃共产党的权威领导，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而是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权威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点既与西方国家不同，也与冷战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思路有所不同。它契合了中国社会现代化所需要的第一条件：政治权威提供政治稳定或日政治秩序，而政治稳定或日政治秩序正是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的政治前提。

——摘自《学习时报》2009年12月7日

(本期资料收集整理者：魏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