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忠

(中共赣州市委党校 科技文史教研室,江西 赣州 341000)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产主义与以人为本、“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李 忠

(中共赣州市委党校 科技文史教研室,江西 赣州 341000)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历史时期。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核心价值与共产主义核心价值在最终目标向度上是一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核心价值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符合阶段发展实际的核心价值,它以共产主义核心价值“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标,最终必将过渡到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

以人为本;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本文要讨论的是四个重要概念之间的关系,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产主义、以人为本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段属性决定,人类社会的终极价值“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不是现阶段的核心价值,以人为本是符合阶段发展实际的核心价值。以人为本远远超出了科学发展观核心的范畴,它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核心价值。以人为本在逻辑上与生产力高度发展,经济社会趋于完善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终极价值“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有一致性,但又存在一定差别。以人为本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都是以人为中心,人既是目的又是手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不充分发展,现实的客观条件的制约,所以只能强调以人为本;而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充分发展的阶段,所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成为必然。

一、共产主义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西方文化源自古希腊。古希腊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对人的重视。据传在德尔菲神庙中就铭刻了这样一句箴言:“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用这句话指导了他的全部哲学活动,并影响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使希腊哲学登上了古典高峰。近代西方以“重新发现人”为中心开始了文艺复兴时代,从此,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一直是西欧思想文化发展的一个主要潮流。“认识你自己”的名言,成为卢梭、康德和费尔巴哈的指导思想,鼓舞他们去研究人、人的本性和人类社会。可以说,在整个近代和现代,无论政治、经济、文艺、哲学以及自然科学,无一不是在这种人文主义思潮中孕育而生。

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马克思亦不例外。马克思很早就确立了追求人的自由与人的完美理想。马克思高中毕业时写的一篇论文反映了他青少年时期的思想萌芽。在论文中,他写道:“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的;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1]马克思在这里把个人的幸福和完美与人类的幸福和完美联系起来,正如他后来把无产阶级的解放与全人类的解放相联系一样,个体与类是他关注的焦点。在同一篇文章中,马克思还提到“深信其正确的思想”,正是伟大哲学家康德提出来的核心观念:“人是目的,决不仅仅是手段。”这是那个时代西方人及其文化中“自由”的最高最本质的含义。一篇中学论文虽然稚嫩,但显示出了马克思较之同龄人少见的成熟,而且与大多数青少年立下的志向一样,这一理想成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大学毕业时,马克思头脑中已完全确立了从希腊起直到黑格尔所总结提炼的自由观念和哲学。但是在争取人的自由与人的完美奋斗的实际斗争中,他意识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1841年12月德国新国王弗里德利希·威廉四世颁布了书报检查令。它比1819年实际上完全取消出版自由的法令多了一层自由主义的色彩。它声称:“陛下坚决反对加于写作活动的各种无理的限制……承认公正而善意的政论是重要的而且必需的”,“书报检查不得阻挠人们严肃和谦逊地探讨真理”,所要禁止的只是“在出版物中传播错误的和破坏性的理论”等等。这个检查令在当时引起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片欢呼。他们相信这会导致批评自由从而为精神的自由和进步开辟了道路。但是马克思一开始就识破了它的伪自由实质,撰写出《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予以抨击。其后马克思通过《莱茵报》等媒体发表论文,维护出版与言论自由。但这是最初的斗争。政治和国家对人的生活当然有着重大作用,但是根本的还在人的实际的经济生活和人本身。直到完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在理论与实际上才真正完成对旧有制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批判,从而在批判的基础上提出理想的共产主义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终极价值。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黑格尔哲学批判》及《论犹太人问题》是马克思批判地扬弃黑格尔哲学与英国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著作。黑格尔是康德以来德国古典哲学的顶峰,而康德已经把自由理解为“人是目的”,并且把这一命题当作哲学的最高点和拱心石。德国古典哲学的伟大和深刻,就在于它一直是围绕着自由的主题,围绕着使人真正成为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来展开的。马克思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这一核心,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止步,相反他在这些著作中深刻揭示出黑格尔哲学的不足以及唯心主义谬误,从而在扬弃的同时确立了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而通过批判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发现了人的异化问题。他理解到,私有财产的本质在于三分离,根源在于异化的劳动及其必然产生的人类本质的异化。一是由于三分离(即土地、资本以致整个自然界同劳动者及其劳动的完全分离)而产生物的异化。人的劳动总要在对象中才能实现。劳动的产品是劳动物化在某个对象中,即劳动的对象化。人为什么要生产产品,使自己的劳动对象化?是为了人自己,即占有这些产品来生产他自身。可是现在劳动的对象化使劳动者丧失他的对象,应当受劳动者支配的对象反而成为奴役自己的力量。这就是异化:“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2]52进而他指出产品异化乃是人、人的生命活动同整个自然界的关系发生了异化。因为从根本上说,没有自然界给人提供生活和生产资料,人和人的劳动就不可能存在。可是在产品异化的情况下,劳动者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去占有和加工自然界,他就越是失去自己的生活和生产资料,以致同整个这种生活和生产的基础的自然界对立,成为它们的奴隶。可见,他同产品的异化关系,也就是他同整个自然界的异化关系。故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生产的不仅是商品,它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2]51商品的生产者生产出的产品不能成为劳动者用来丰富、完善、发展自己的对象,而是作为一种物的异己力量存在;二是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在揭露了劳动者同他的产品和整个自然界异化的事实之后,马克思进而深入到这种劳动自身的本质中揭示其异化。人同他的产品的异化是一种结果,问题的本质还在于生产活动本身中。“但是,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如果工人不是在生产行为本身中使自身异化,那么工人活动的产品怎么会作为相异的东西同工人对立呢?产品不过是活动、生产的总结。因此,如果劳动的产品外化,那么生产本身就必然是能动的外化,或活动的外化,外化的劳动。在劳动对象的异化中不过总结了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外化。”[2]54劳动本是人的必需,但现在却成了一种被迫的、不幸的、使人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的事情。劳动者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劳动本身不再是他的需要,只是他满足其他需要的一种手段。马克思指出,如果说人同他的产品的异化只是揭示了“物的异化”,那么人的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则是人自身本质的“自我异化”;三是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的异化。在马克思看来,人之所以为人,是人具有动物所不具有的自由与人的劳动。西方从古希腊以来,一直把自由看成人的“类本质”。但是通过认识的不断深入,许多人认识到劳动才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最根本之处。因为劳动是人的有目的的能动的活动,并且是一种对象化的活动,人是在劳动中能动地自己创造自己,使自己成为人的。劳动是人特有的“对象化”活动。所谓对象化,指人的活动总是指向一个对象,通过加工改造变成适合自己需要的东西,自己的产品,然后通过产品满足自己,丰富自己。这是从外化到内化,从活动的主体走向客体,又从客体返回主体,从人出发到对象又从对象回到人的过程。马克思指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而“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即他的现实的类对象性,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因为从人那里夺走了他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2]58

在对人的异化劳动进行深刻揭示和批判之后,马克思最终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得出自己当时的结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2]81正是因为马克思认识到私有财产是人的异化的根源,所以他要扬弃私有财产;而为了占有人的本质,克服“人的自我异化”,所以要向人自身、向社会复归,而且这种复归是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马克思在这里达到了他当时认识的顶点。这一认识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55在那里,社会与个人相一致,这种一致的基本含义是社会就是所有个人的自我联合。这样,人与社会共同实现完美就不仅仅是一个理想,而且有了进一步实现的途径。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有更为简洁、精确的表述,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尽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断发展和丰富,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追求和终极价值理想。

马克思从中学论文追求人自身及社会完美的理想出发,到提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其初衷不改,但是对人如何实现自身完美的认识的深度、广度及实现的途径都有了深刻的变化。理想有了科学认识及实现的途径,升华为科学社会主义。

从上面对马克思思想历程的回溯及马克思最终将理想定位于共产主义可以看出,马克思思想的核心是在关注人、为了人的完美的前提下,通过对现有理论及现实的批判与扬弃,科学地界定人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的终极价值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而这一终极价值即使是在生产力水平非常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无法实现。故此,马克思通过分析论证“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所需要的条件,最终确立能够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所以,共产主义社会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实现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即“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途径。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以人为本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最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在他们那里,这两个词常常互用)社会,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建立的。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说:“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3]175这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得出的符合逻辑的科学结论。批判并否定资本主义并不意味完全抛弃资本主义,恰恰相反,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之否定,新建立起来的社会形态必然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更何况在已有的社会形态中,资本主义无论是社会制度、文明程度还是生产力,都是最先进、最为发达的社会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对此也持肯定的态度。[3]40所以,共产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是符合逻辑的。但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实际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预料有出入。恰恰是在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更落后的俄国、中国等国家首先取得成功。这样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都面临新的挑战。马克思晚年曾对俄国革命做过研究。俄国革命者殷切希望马克思对俄国革命予以指导,马克思对此表现了极为慎重的态度。他研究了俄国官方发表的有关材料,研究了俄国的农村公社,由此得出二条重要意见:一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革命进入共产主义“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二是俄国“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第一条意见反映了马克思实事求是的态度,即使自己的理论也不教条化。第二条意见则富于建设性,肯定了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但是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运动史也证明“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的艰难性。先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例外地遭受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因而难以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同时也无一例外地忽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因而人民生活水平较低。这种困境导致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也导致苏东在上世纪90年代发生巨变。

邓小平的巨大贡献就在于面对困境,他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有创新与突破。他首先倡导改革开放,突破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闭关自锁。利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引进外资和先进的技术,使“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成为可能。其次,明确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理想明确区分开来。由于对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阶段的模糊认识,共产主义运动实践中常常犯两种错误:一是认为过渡时期是从资本主义结束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过渡,以致犯了盲目冒进的错误,如我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提出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赶英超美;二是把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当成过渡时期,因而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相互斗争的时期,在实践中搞“以阶级斗争为纲”。邓小平明确了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而也就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共产主义社会创造条件。重视生产力的发展是邓小平重要的贡献,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具有超乎想象的重大历史意义。通过邓小平一系列明确而深刻的认识,通过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马克思“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的设想正在中国变为现实。

江泽民对邓小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既有继承,也有发展。在江泽民的思想体系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有对前人思想的总结与概括,也有创新之处。从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来看,著名的“七一”讲话提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是江泽民真正的历史贡献。“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抓住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不同阶段的社会发展的共同点、关键点——人的发展问题,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与现实社会的一致性,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不足以达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要求时,从理想与现实结合的角度,以人类社会终极价值为目标,努力创造“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七一”讲话提出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是江泽民理性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三大规律的重要成果。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首次由执政的共产党高层提出,并运用于实践,也是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首次在执政层面触及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并运用于实践。由此“人的全面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为高层及理论界高度关注,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取向得到了重新理解与更为深刻的认识。这是又一次思想飞跃与对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的真切而准确把握。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属性决定,“人的全面发展”虽然目标方向正确,但与实际的社会发展各方面条件仍有差距,在目前仍是理想,所以“人的全面发展”存在过多的理想与浪漫色彩,需要更符合实际,而又与人类社会发展终极价值一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核心价值。这个任务由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完成。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相对“人的全面发展”而言,更贴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实情况,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从理论上来说,以人为本的意义远远超出科学发展观核心的范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核心价值,甚至是到达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之前社会的核心价值。理由如次:一是从政治内涵来说,以人为本与党的宗旨一致。党的宗旨是党的核心价值观。宗即主要的、最高的;旨,价值取向、价值原则;宗旨,即最高的价值取向。以人为本与党的最高价值取向一致。十七大报告完整阐述了以人为本的政治内涵。报告指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4]这段阐述除揭示出以人为本与党的宗旨一致的内涵外,强调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样,以人为本既与党的宗旨一致,又增加了党的宗旨题中应有之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二是以人为本既强调集体本位,又强调个人本位。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是注重整体,以集体为本位。当个人利益与家庭利益冲突时,往往牺牲个人利益,而保全家庭利益;当家庭利益与家族利益冲突时,往往舍弃家庭利益,而顾全家族利益;当社会局部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发生冲突,则放弃局部利益,保证社会整体利益,最高利益。这种强调集体本位的文化经几千年实践,自有其合理之处。但是因为过分注重集体,往往忽视甚至损害了个人的利益、个性和自由,难以培养健全的人格和保全个人利益。1949年建国后,生产资料公有,工农兵学商都纳入到一定的组织,集体本位的思想愈发突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个人的个性、自由和利益得到了更多的重视。以人为本题中应有之义是以个人为本,即以每一个个人的利益为本。这是人类社会终极价值“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属性的必然要求。正因为以人为本既强调集体本位,又强调个人本位,因此以人为本是集体与个人的辩证结合,兼顾了整体与个别利益,是科学的社会主义价值追求;三是以人为本是以人类社会终极价值“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根本,是人类社会终极价值“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表达方式。以人为本从哲学意义上来说,是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根本。我国社会主义属性决定,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在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高度,各方面条件成熟时要进入共产主义。这一社会发展目标决定共产主义的价值追求就是社会主义的最终价值追求。因此,“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以人为本的根本。这里存在一个问题,为什么现阶段不提“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而提以人为本呢?笔者以为,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属性决定的。如前所言,中俄是在落后国家进行革命而进入社会主义的,因此,不仅现在的社会发展水平达不到共产主义的要求,即使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也是落后的。故此我们既要强调与人类终极价值一致的以人为本,强调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以人为中心,同时又要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极大地发展提高,以人为尺度随时修正我们的工作。这就是以人为本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胡锦涛另一重大理论及实践贡献是构建和谐社会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既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题中应有之义也包括社会建设。胡锦涛继承我国“和”的文化思想,同时针对现阶段经济社会运行的实际,在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从而从内容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任务补充完整,形成“四位一体”建设的完整内容。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则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另一块重要内容。从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看,一个社会要长期保持稳定和发展,则必然要求这个社会建立一套为社会所认可的核心价值体系,中国长期的传统社会是如此,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如此。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要求。至此,由邓小平发端,江泽民丰富,胡锦涛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构建完毕。在这个理论体系中,以人为本是核心价值,是党的执政理念,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从以人为本核心价值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出发,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以人为中心,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极大地满足人的发展需要,以人为尺度,随时修正我们的工作,由此才合乎逻辑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是为了人的发展,因而必须是科学的发展,是可持续的发展;“四位一体”的建设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因而必须从精神与物质两方面满足人的需要,而不是相反的只见物不见人。同时从绝大多数人利益和人的发展出发,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问题,以保证社会发展的方向由正确的主流价值引导。

三、简短的结语

马克思从人如何实现完美出发,探求人的本质与实现途径。他发现并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主张扬弃不能实现人的完美的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类社会的终极价值——“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我国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几经曲折。邓小平引领中国人民实践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使其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基石,并从而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江泽民承接邓小平的探索,揭示了另一条被遮蔽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人的发展问题,提出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方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胡锦涛进一步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出“四位一体”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和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由此,一个以以人为本为核心价值,以发展为第一要义,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方面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框架基本构建完毕。这是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及广大人民群众艰辛探索的伟大成果,是我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理论保障。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7.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3]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R].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15.

责任编辑:彭安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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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1605(2010)05-0017-06

李忠(1963-),男,广西北流人,中共赣州市委党校科技文史教研室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文化及政治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