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

富士康员工坠楼,正在从事件变成现象。

富士康公司称,近期还制止了二三十起自杀事件。媒体上充斥着关于青年工人精神危机的解读,以及情绪健康化的解决方案,问题基本上归结到“80后”、“90后”人群的心理脆弱性与工厂管理和工厂环境的非人性因素的矛盾上来。

没有数据显示富士康员工的坠楼事件发生率,是否高于坠楼事件在社会或工厂的一般水平。包括自杀在内的非正常死亡,在当下社会各阶层、各行业、各领域的分布情况,不知道是否有人予以统计、分析和研究。

有效的数据比较分析,有助于判别富士康员工坠楼事件是一家公司的特例,还是工厂社会的一般表现,乃至当下社会的普遍现象;应该归结到特定人群的精神困境,还是社会成员共同的精神处境。

在缺乏足够材料的时候,惟一可信的分析,只是解读一个个具体的案例,这个人为什么自杀,那个人为什么坠楼。这样,问题将只能得到个别化处理。富士康公司对坠楼事件进行个别化解释,人们觉得很牵强,认为富士康公司应当反躬自问。对这样的要求,我深为赞同,然而,我无法肯定富士康公司是不是一个特例,“80后”、“90后”工厂人群是不是一个特殊群体,甚至工厂体制或者工厂管理是不是一个特殊的角落,我无法肯定精神危机到底是个别人、个别企业、个别群体的特有现象,还是弥漫于社会的一种总体氛围。

富士康将员工坠楼归于个人因素,“有的是婚恋和情感上遇到挫折导致,也有的是家庭出现变故造成情绪低落,更有一些人可能是由于精神异常”;媒体将员工坠楼紧密联系于富士康公司,倾向于从这家企业的生产管理、生活管理等方面去寻找原因;专家从“80后”、“90后”人群特点寻找代际差异。固然,这都各有道理,只是这些解释是足够的吗?

任何自杀行为,都基于个人心理和精神状态与环境因素的结合,将坠楼现象完全解释为个人因素,可以理解为富士康公司的自我解围。但如果没有比对数据,我们很难确认富士康公司是一家特殊的公司,还是当下工厂体制的一个缩影。同样,没有比对材料,我们也很难确认工厂体制是一种特殊的例外,还是当下底层生活的一般情形。

工厂集中着流水线上的人口。前几年,我们震惊于工厂流水线上工人每年数十万只断指。在断指与坠楼之间,是否存在着工人命运的一种连续变化?工厂宿舍早已不是生活的空间和生活的现场,而是成为保证劳动力再生产并更快到达流水线的设施,如同建筑工地的工棚不是为生活而建造,而是为了劳动力恢复并尽快到达工地而建造。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小厂会把生产间和宿舍合而为一,大型工厂宿舍不过是集约化地按照生产目的管理了工人的体力恢复而已。这种集约化管理,使得减少工资成为可能,使工厂将工人全盘接管成为可能,哪怕吸取教训,开办一些娱乐活动,也不过是使工厂体制作为一个社会体制更有效率,而非实现工人作为人的发展,以及作为人的生活的展开。

所谓“80后”、“90后”的心理脆弱性,某种程度上应视为新生代作为人的觉醒与现实的冲突。如果我们认定工厂体制全面管辖人的生活是合理的,那么可以说不接受这种管辖就是心理脆弱的。如果我们坚信人是独立的、自由的,拥有个体的尊严,包括体面劳动以及通过劳动能够维持正常个人生活是合理的,而不是通过劳动甚至不能拥有自由租住的可能,不是必须加班劳动才可以维生,那么不接受这种管辖就是一种觉醒而非心理脆弱性。

仅仅分析工厂劳动,就足以对坠楼现象作出多种解释,而不只是浅谈一番个人因素、特定公司的做法以及青年心理脆弱性。当下的工厂体制作为一种社会体制,仅仅承认人作为劳动力、作为流水线操作员的价值,而拒绝承认人有生活和发展的权利。作为劳动力,“人口红利”在被收割;作为人,很多人没有贡献“红利”而没有获得发展。

如果我们把目光展开一些,把工厂青年员工的坠楼与大学生里发生的坠楼进行比照,把青少年心理与精神危机和中年人、老年人的心理与精神危机进行比照,把发生在城市里的自杀行为与发生在农村里的自杀行为进行比照,又会让人想到些什么呢?

【选自《腾讯·博客》】

题图 / 另一种谋杀 / 巴塔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