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回顾过去一个世纪的世界历史，什么是对人类社会影响最重要的社会现象呢?

这曾经是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在即将结束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生旅程时所思考的问题。根据他的判断，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现象并不是电脑和互联网的流行，也不是任何别的科技上的进步，而是20世纪上半叶公司的兴起，以及20世纪下半叶大型牧养教会的发展。

近几十年来，德鲁克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并且被公认为现代管理学的奠基人。虽然他早已于2005年离世，但时至今日，世界各地的人们仍在学习他的管理思想，无论政界，商界，还是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的人士。在他将近96年的人生中，他宣讲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如何创建好的管理，好的管理又如何能够将团伙变成团队。

但在今天——在德鲁克诞辰100周年的时候——这位奥地利裔美籍学者的思想很难说已经得到学习者们准确的理解。

一个被普遍忽视的因素是，这位管理学家研究组织的初衷和归宿不仅仅是帮助各种组织成长为有持续活力的团队，而是旨在于搞清楚活力的源泉和意义究竟是什么。

管理学的源泉

《今日基督教》(ChristIamty Today)杂志对德鲁克进行专访，所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他的注意力为何在晚年的时候从公司转向了教会，德鲁克对此的回答是，“就我所知，恰恰相反，我开始对管理感兴趣，正是来源于我对信仰和制度的兴趣。”

一般知道德鲁克的读者，也许不会太在意信仰在德鲁克人生中的位置，而这却很可能是使得德鲁克有别于其他管理学家的关键所在。他曾经半开玩笑地说，媒体将管理学家称作“大师”(guru)，是因为“江湖术士”(charlatan)这个词太长了而不适合用在新闻标题中。

德鲁克称自己为“社会生态学家” (social ecNogist)。就像自然生态学家研究自然环境一样，社会生态学家关注人类社会的环境。这也许可以归入社会学家的范畴，但德鲁克还是更强调“生态”这个词，社会环境如何能够保持持续健康的生机状态，才是关键。

在德鲁克的眼中，仅仅关注于社会本身是不够的，社会的生命活力不止于来自人自己的智慧和爱心，因为人自己也是被造物。这个看问题的立场显然来自一种更为广阔的世界观，超出了社会和自然环境，关系到一切事务的本源。

“正是在《旧约圣经》中，‘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然而，没有创造这一切的神的灵，被创造的便是虚无。而特别的任务——他自身的使命和目标——就是在这样的创造中彰显造物主，使物质表现灵魂。”德鲁克在他1993年出版的文集《生态愿景：对美国状况的反思》(The EcoIoglcal Vislon Reflections on the American ConditIon)中一书中曾这样写道。今天回过头再看，这本书可谓是一位社会生态学家的人生宣言。

对于这样的判断，不仅可能让生活在现代世界中的很多人感到诧异，对于年轻时的德鲁克也曾是意想不到的。

信心的飞跃

1909年出生于维也纳的德鲁克，少年时就深受社会知识精英们的影响，律师和经济学者出身的父亲常常在每周一举行私人宴会邀请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和行业律师讨论问题。

研究医学的母亲也在每周的另外一个晚上举行医学讨论会，同样是奥地利人的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当时还在世，是讨论会的主题之一，德鲁克在8岁的时候就被父亲领着见过这位心理分析学的创始人。还有音乐晚会，德鲁克的祖母曾经是维也纳爱乐乐团的钢琴独奏家。

这样的家庭，似乎并不需要信仰上的支持。事实上，德鲁克一家是路德宗的基督徒，但像很多近代以来的欧洲人家一样，这种信仰基本只是形式上的。德鲁克后来回忆，除了“圣诞节的一棵树和复活节的巴赫清歌剧”，就不剩什么了。

18岁那年，德鲁克厌倦了维也纳的学校生活，转而去德国汉堡的一家棉纺织外贸公司做了学徒，然而抄写发票的枯燥工作并没有给他带来乐趣。他真正的收获是在工作之余。他开始每周都去听歌剧，那一段的生活让他开始思考如何避免度过乏味的一生。他惊讶于自己耳朵听到的充满活力的《法斯塔夫》旋律竟然是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GiuseppeVBrdi)在80岁的作品。

发现还不止于此。听歌剧的生活并不能完全填满像德鲁克这样公司小职员的空虚。偶然的机会，他读到了一本叫《恐惧与战栗》的小书，作者是丹麦神学家与哲学家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也常译为祈克果或齐克果)，书名来自于《新约圣经》腓立比书信2章12节，内容是作者对《旧约圣经》创世纪中亚伯拉罕献儿子以撒的理解。德鲁克承认，虽然当时的他并没有完全看懂这本小书，等他彻底明白这一切对他意味着什么的时候，已经是多年之后的事情了，但他在晚年时仍然兴奋地记得当年就有的改变。

“我立即就知道有重要的事情将要发生了。我立即就明白，我发现了一个崭新的、至关重要的生存维度。虽然我那时大概知道自己的工作会是完全在社会之中的，”德鲁克在其83岁回忆时这样说道，“但我同时也明白，远在1928年，我的生命不会完全——也不能完全——在社会之中。我的生命将不得不有一个超越社会的生存维度。”

这个新发现不仅帮助年轻的德鲁克进一步摆脱精神上的困顿，更在之后的岁月中将他带出对人世的绝望。

从30到40岁，德鲁克身处他所感叹的“深深绝望的年月”。他在1939年出版的《经济人的终结：极权主义的渊源》(The End of Economic Man：The Origins ofTotalitarianism)里预言希特勒要对犹太人赶尽杀绝，他也在书中描绘了斯大林主义的恐怖，但随着二战的结束，关于两者越来越多公之于众的真相仍然远远超出了德鲁克的想象。

到了1949年，德鲁克写了一篇跟他终生的专业看来很不相关的文章，然而正是这一篇却最可能表达了德鲁克管理思想的根基。他给文章起名叫做“不时髦的克尔凯郭尔”，几十年后被他列为《生态愿景》的最后一章，加上了一个大题目，“为何只关注社会是不够的”。

德鲁克坦言，这篇文章源自他的绝望，他写作的目的是为自己确立希望。他在晚年时说自己能在年轻时遇上克尔凯郭尔对他的帮助，看起来是“偶然，却更是创造主对他的眷顾”。在很多有才能的人那里，这样的判断也许是一种迷信的表现，自己有本事是自己比别人更优秀，怎么又出来了什么创造主的眷顾?

然而在德鲁克那里，他在此后的一生中之所以能够坚持不懈地争取做具有创造性的工作正是他来自于对创造主——而非人和社会——的信仰。克尔凯郭尔给他展现的那个生存维度极具吸引力，以至于德鲁克专门学习丹麦语以更好地理解书中的意思。

德鲁克写道：“只有在对神的信仰中，人才能不绝望。罪的反面不是德行，是信仰。信仰是种力量，相信在神的里面，不可能的能成为可能；在神的里面，时间与永恒合一，生与死都是有意义的。信仰是知识，认为人是被创造物——不是自主的，不是主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