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文风,陈国雄

(中南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 410083)

闻一多诗学在中国现代诗学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中国当下诗学的建构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闻一多以“五四”精神为依托,结合自己独有的诗学实践和体悟,形成了极具批判性与创造性的诗学思想。罗先友先生的《从文学到文化的跋涉——论闻一多诗学的现代性》[1]一书,以其丰赡的第一手研究资料,将闻一多诗学置于现代性的宏阔视野中,对其进行了独具一格的理论观照,从多侧面凸显了闻一多诗学的当代意义。

一 现代性视野与闻一多诗学

“现代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历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罗先友先生并没有纠缠于这种理论与概念的陷阱,而是从现代性概念的诸多理论中,去繁就简地归纳出现代性内涵的两个基本点:其一,现代性是现代社会化进程中呈现出来的新特点;其二,现代性是与传统性既相承接又相对立的现代社会特性。

然后,作者从这两个基本点出发,结合闻一多诗学的生成语境,考察了以现代性视野来探讨闻一多诗学的合理性。一方面,作者认为,中国现代性的进程,大体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中国思想和文化发展史上,现代性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早在 16世纪就已进入中国并在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这就是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传教士带进中国的科技思想与意识。中国的现代性是从物质层面逐渐进入精神层面,从学习西方的特质器具开始,逐步发展到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最后学习西方的文化,接受西方的科学精神。而闻一多先生正是“生长在一个现代性蓬勃发展的时代,他接受教育熏陶的环境又是一个富含现代性的环境”[1]9,因此,作者认为,闻一多对于现代性的接受符合这种历史发展的进程,其诗学现代性就来源于此。另一方面,闻一多诗学与传统诗学既相承继又相断裂的特点,又正好和现代性概念本身所具有的与传统既相承接又相对立的特性相契合。我们知道,闻一多诗学富有鲜明的传统诗学色彩,比如他对新诗格律的强调,以及对新诗“三美”的理论阐释,无疑都是对传统诗学内在品格的秉承;同时,闻氏诗学又极具批判精神,这种精神主要来源于对他影响深刻的“五四”时代精神:一切过去神圣的东西都要重新受到审判,一切既有的结论都要重新检验。根据这种时代信条,闻一多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诗学也进行了理性的批判。正是从这两点来看,闻一多诗学体现出浓郁的现代性色彩。因此,以现代性为理论武器来观照闻一多诗学,不但是合理的,而且是很有必要的。这正如作者所说的:“本书旨在探索一位成长于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转型时期的诗人诗学理论中的特质和新元素,没有什么概念比‘现代性’更切合本书的主旨的了。”[1]1

二 闻一多诗学现代性的主要表征

现在的问题是,闻一多诗学现代性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罗先友先生从闻一多新诗理论、古典诗歌研究、古典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手法等三个维度对之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值得说明的是,作者对闻一多诗学现代性的深入分析与研究,并非只是抽象的理论演绎,而无不是来源于丰富而扎实的具体史料,很好地做到了论从史出。作者在后记中提到,他与闻一多的后人多有交往,由此可见其占有闻一多研究史料之详尽,是旁人无法比拟的。

关于闻一多的新诗理论,作者立足于闻一多的相关文本,按“清华诗论”、“新月诗论”与“联大诗论”三个时期进行了具体言说。通过对闻一多新诗理论的系统梳理,作者认为,闻氏新诗理论“建立于古今诗体转换、中西文化结合的时空坐标点上”[1]69,很好地把握到了新诗发展的方向。由于具有十分开阔的理论视野,能够合理地借用西方文论来改造传统诗学,因此,还在很大程度上补充和完善了中国现代诗歌理论[1]70-74。他对当时诗人诗作的评价也极其公允,比如对郭沫若的《女神》,他一方面充分肯定了《女神》在新诗发展过程中的贡献,但又批评了《女神》过于欧化的倾向,坚持“自然即美”的传统观点。

关于闻一多的古典诗歌研究理论的探讨,作者清晰地勾勒出了闻一多研究古典诗歌的线路,“大体是从唐诗开始 ,然后上溯至《诗经 》、《楚辞 》,又从《诗经 》、《楚辞 》延伸到《周易》和《庄子》……最后,闻一多的研究课题‘甚至伸到历史以前’,他研究原始社会,研究神话,为的是探求‘这民族,这文化’的源头”[1]78。并从“古诗研究轨迹”、“诗人研究 ”、“唐诗研究 ”、“诗经研究 ”、“楚辞研究 ”、“汉乐府研究”、“周易研究”、“神话研究”与“文学史研究”九个方面,由总及分地进行了多层次的深入爬梳。随着闻一多研究重点由新诗转向古典诗歌,其诗学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与中国传统诗学的承续与断裂,批判地继承即“扬弃”,是其主要的着力点。

将闻氏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手法单列一章,是全书最突出的一个亮点。作者在一种中西比较与古今辨异的理论视角中,从“跨文学研究和跨文化研究”、“文学比较和文化比较”、“两种思维与两种语言”三个维度,比较独到地归纳和总结了闻氏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手法,十分明确地展示了闻一多诗学的世界性与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这种颇具现代性特色的研究与分析,无疑是对闻一多古典文学研究的重新审视,很好地揭示了闻氏诗学在建构现代性上所作出的努力。这种方法论的提炼也十分有利于我们重新反思中国当代诗学的理论建构。

最后,作者归纳了闻一多诗学的现代性特色,即世界性、科学性、批判性与断裂性。这种归纳,既源自闻一多诗学本身,同时也很好地针对了中国当代诗学理论建构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因此,不仅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闻一多诗学的深刻内涵,也对当代诗学理论的建构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三 闻一多诗学现代性对当下诗学建构的启示

其启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诗学民族性的辩证认识

众所周知,自“五四”以来,中国诗学现代性的建构主要表现为对中国传统诗学理论的否弃与对西方诗学理论的广泛引进。这种诗学发展思路,使得中国现代诗学理论一直纠结于如何处理“西方文论中国化”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问题。现在,已经形成的一个基本共识是,在吸收西方诗学理论的同时,我们应当坚持立足于民族的立场,保持诗学理论的民族性。闻一多诗学现代性所蕴含的民族立场,有利于我们对这种民族性的辩证认识。罗先友先生指出:“闻一多诗学建立于古今诗体转换,中西文化结合的时空坐标点上。他借用西方文艺理论改造传统诗学,构建中国现代诗歌理论,其理论指向是认清世界发展大势,固好传统文化根本,广泛吸取他国精华为我所用。”[1]179这无疑是当下中国诗学既具有世界性又葆有民族性的必然选择。

的确,各国诗学发展具有不同的理论取向,世界诗学正是在不同的文化模式与背景的主导下,呈现出不同的理论侧重点,由此构成了多元的诗学景观。世界上不存在单一的诗学模式,只存在共同的诗学发展。正如有论者所说:“不存在着一种共同的美学,但存在着一种共同的美学发展。这种发展,是建立一种来自世界各民族、各文化的美学对话的基础之上的。我们发展各民族和各文化的美学,发展民族和文化间的美学对话,就是为这种共同的发展做出各自的贡献。”[2]美学如此,诗学亦然。只有在各民族、各文化对话的基础之上,在全球化的视野中,中西诗学才能呈现出千姿百态的理论形态,它才会更好地承载起应有的历史使命。因此,我们必须“全球性地思考”和“地域性地活动”,也就是说,我们一方面需要有广阔的全球视野,另一方面又必须意识到我们独特的地域环境。对于诗学的发展而言,我们所必须做的是,在国际性或全球性的基座上,找到一种提出地方或民族主题的适合的方式。因而,“语境普遍主义”①就应该成为一个有价值的立场,必须将“普遍性”与“语境性”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看到诗学的核心概念在特定文化中的独特性,看到诗学在不同文化中的多种表现形态。

(二)走“文化诗学”的发展之路

闻一多诗学由文学至文化的现代性建构思路,给我们的启示是,当下诗学必须走“文化诗学”的发展之路。虽然“文化诗学”是 20世纪末才提出的一个概念,但是曾经有论者就明确指出,“闻一多其实在 20世纪 3、40年代就已经在进行着‘文化诗学’批评方法的尝试,他以他骄人的研究实绩,为当下‘文化诗学’的实践和理论构建树立了永远的楷模”[3]。如此言说,应该说是把握到了闻一多诗学的内在精髓的。罗先友先生的闻一多诗学研究,其实也从很大程度上就证明了这一观点的合理性。

什么是文化诗学?“文化诗学,顾名思义就是从文化角度对文学进行批评。这种文化批评既不同于过去传统的文艺社会学中那种简单的历史批评或意识形态批评,又不简单袭用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或西方人所建立的第三世界文化理论的文化批评理论。它应该是一个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语境、具有新世纪特征、有一定价值作为基点并且有一定阐释系统的文化批评。”“既是文化系统的实证性探讨与文学审美描述的统一与结合,又是文学外在研究与内在剖析、感受的统一与结合,是西方哲学化批评与中国诗化批评的结合。”[4]我们知道,任何人都是文化的人,任何文学创作也都是对其所处文化的揭示和反映,而文化是属于一个地域和民族的,因此,只有从文化的视角来切入文学批评和进行诗学建构,一方面,才能准确地把握到文学文本最深层次的蕴含,另一方面,由此建构起来的诗学理论才最有地域特色和民族气象。目前,不少诗学研究者还在满足于对西方诗学理论的追逐和照搬,无视本土诗学所生成的文化语境,削足适履,乐此不彼。随着中西文化交往的频繁和中西诗学对话的深入展开,文学研究必须突破原有的范式与研究方法,既以开明开放的理论视野与多元理性的理论态度对待外来诗学思想,又坚定地立足于本土不断变化的文化与文学现状,置身于宽广的文化视野中,结合文化批评的成功经验,有力地导引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的合理结合,走向一种文化诗学,不断提升当下中国诗学的原创性。

要之,《从文学到文化的跋涉——论闻一多诗学的现代性》一书,将闻一多诗学纳入现代性视野中考察,很好地展现了其诗学现代性对于中国当代诗学建构所具有的意义与价值。对其民族性品格的展现,体现了闻一多对于中西文化交融的独到见解。而其诗学所呈现的由文学向文化伸展的理论路径,对于中国当代诗学特别是文化诗学的发展必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注释:

①这种观点是国际美学协会主席海因斯·佩茨沃德于“美学与多元文化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 (此会议 2006年 6月 26日至 28日于四川成都召开,由中华美学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和四川师范大学共同主办)提出的。

[1]罗先友.从文学到文化的跋涉:论闻一多诗学的现代性[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高建平.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美学 [J].民族艺术研究,2004(1):4-13.

[3]蒋述卓.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97.

[4]蒋述卓.走文化诗学之路:关于第三种批评的构想[J].当代人,19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