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正芳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中文系,湖南娄底 417001)

海明威小说以刺激冒险题材、硬汉人物形象、凝练简约的文风和高度的象征性著称,《丧钟为谁而鸣》、《乞力马扎罗山的雪》以及在中国一般读者群中或许知名度更高的《老人与海》等都堪称这位经典作家的代表性作品。不过,既然身为经典作家,他们就决不是那种满足于“一招鲜吃遍天”的“能工巧匠”型写手,而应该是以寻求新的突破并以能发现更丰富独特的表达对象和更强大别致的表现力为人生乐事和快事并以此作为“经典作家”价值体现的那类人。对海明威这样一个绝非“本分老实”的文坛探险者来说,更可以作如是观。他的短篇小说《蝴蝶和坦克》[1]便是一篇能体现他“非代表性”风格但具有强大“升值”潜力的“非代表作”,在当下经典重构的语境中尤其值得我们再三玩味。

一 故事:蝴蝶执着拥抱钢铁的悲剧

应该说《蝴蝶和坦克》这篇小说和海明威的多数欧洲题材的作品一样,讲的仍是一个战争背景的故事,虽然故事中人们暂时走下了战场,具体情节中并没有冲锋陷阵的声声呐喊和血肉横飞的恐怖场面,甚至倒还洋溢着某种把酒寻乐的狂欢气息。

故事发生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的马德里。此时城市已经被叛军围困,成了一座遭受着持续轰炸的孤城。物质匮乏,精神压抑,情绪恐慌,连天气也好像很懂得配合这种悲情现场,下着让人“实在受不了”的雨,这样的背景让我们对即将发生的故事的性质产生了某种不祥的预感——用当今网友们修辞特色鲜明的语汇形容,这是一种“杯具”(悲剧)性的故事特别容易发酵的语境。

在雨中,正走在回家路上的作家身份的“我”突然鬼使神差,决定到一家名叫“奇科特”的酒吧“喝一杯”再说。店子里生意兴隆,拥挤不堪。“我”好容易找到一个座位坐下,发现这里“烟雾腾腾,满耳歌声”,声音大到连自己说的话都听不见;闻到的是“一股着了雨的皮上装气味”,连自己的邻座也是“难看极了”的姑娘、瞧着不顺眼的小伙;但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喝着酒,“喝得恐怕都有点乐过了头了”。“我”马上就后悔没有一鼓作气跑回家而拐到这里歇脚了。作家不愧是作家,“我”的感觉没有错,果然一个令人不快的故事马上就发生了。

一个先前一直在装小丑逗乐的顾客这时将玩笑升级:他拿出一只喷雾器开始向酒店侍者喷洒。这虽然引起了被喷者的抗议,却让旁观者非常开心,受到鼓舞的“小丑”因此喷得越发起劲了。冲突就此发生。几个穿军装的人毫无幽默感地生起气来,他们将“小丑”揪出门外一顿拳打脚踢。吃了亏的“小丑”岂肯善罢甘休,他冲进店来,“对着这一店的人,存心挑衅似的,瞄也不瞄,就喷了个满堂开花”!犯了众怒的“小丑”遭遇了最为严重的后果:砰的一声,这位“喷雾大王”倒在了不知谁的枪口之下。

接下来的故事里,“小丑”永远只能被动地充当谈论对象了:在躺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的佩德罗 (“小丑”的名字,人们从他妻子的哭诉中得知的)面前,闻讯赶来的警察例行公事地盘问,装模作样地侦查;“我”与邻座姑娘则在为这个事件是否“一篇很好的小说材料”而争执;兴趣浓厚的酒店经理则极力撺掇作家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因为“这是我好长时间以来见到过的最最稀奇、也最最有意思的一件事了”……而“小丑”被杀的悲剧性也逐渐更清晰地呈现出来:原来这个小伙子为了在一个即将参加的婚礼上开个玩笑,特地买了个喷雾器,并在里面装上了香水 (煞费苦心)。因为下雨,他进了酒店。在这里,他提前启用了自己这个颇具创意的玩笑环节,想跟侍者开开这个无伤大雅的玩笑,给在座的大伙儿解解闷取取乐,也算是预先彩排一下试试这个节目的效果吧。没想到,人们没有理解这个玩笑,他为自己的善意与“不识时务”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故事的结尾,在死亡发生后的第二天早晨,天气“晴好明快”,酒店里“空气清新”。作家“我”跟酒店经理喝着酒,议论着这个倒霉的家具木匠如何跟陷入战争恐慌中的人们开了这样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玩笑,这就像蝴蝶撞向坦克一样自讨苦吃。最后,作家还是决定把这个题目已确定为《蝴蝶和坦克》的故事写出来……

二 人物:反英雄或非硬汉的另类形象

海明威的创作中,以那类体现了“重压下的优雅风度”的男子汉形象影响最大,也最为读者所津津乐道,如《打不败的人》中的斗牛士曼努埃尔、《丧钟为谁而鸣》中的反法西斯战士乔丹、《老人与海》中的老渔民桑提亚哥等。他们重压之下不弯腰,逆境之中不叫苦,有着坚韧的意志和顽强的毅力。实际上,他们就是人类信心、力量和道德的化身,是集中体现了人类共同理想的、具有普世价值和永恒意义的“英雄”。

但是,“英雄”其实并非海明威创作的唯一人物类型。早在他的那部《太阳照样升起》中,在肉体和精神上都留下了战争创伤的巴恩斯就成为了“迷惘的一代”的典型,很难说这类精神恍惚、前路彷徨的人物形象是我们通常理解的“英雄”。而在这篇《蝴蝶和坦克》中,无论是佩德罗还是作家“我”,同样不能列入海明威麾下的“英雄”队列之中,而只能在以平庸、懦弱和渺小为特征的“小写”的人——“反英雄”或“非硬汉”形象系列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了。

佩德罗的精神世界于读者是很模糊的。我们只是通过作家“我”,才了解到他是一个家具木匠,外貌打扮都略显古怪,被人打死前一直在有些为自己的创意而自鸣得意地向人们喷着香水。其实,佩德罗这种出场方式让人提心吊胆。若是放在平时,他的这种玩笑虽没什么意义但也无伤大雅,在形式上还不失别出心裁;只可惜在当时的围城马德里,战争与冬雨弄得人们已经心烦意乱、幽默感全无,几成惊弓之鸟,只能借酗酒狂欢来麻木心灵、消解愁苦、打发时间。在这样的危险时节,开这样不合时宜的玩笑,实在是不明智的。接下来的变故表明,他此举确实引爆了不安定因素,以致让坏脾气的军人们擦枪走火:他先遭“穿军装的人”围殴,“头发披在眼上,脸上带着血迹,领带给拉在一边,衬衫也给扯开了”,已经形象全毁,风度尽失;继而在自己以喷雾器作出有限的“报复”之后中枪倒地而亡,变得“看去宛如一个是他而又不太像他的灰色蜡像,脸是灰色的蜡脸,手也是灰色的蜡手”,“小得很,可怜巴巴的”——全然是毫无美感、令人恐惧乃至厌恶的丑陋尸体了。身份普通,精神平庸,内心空虚,外表平凡,活着无聊,死得窝囊。这就是佩德罗。在传统经典里,英雄亮相总是光彩照人,能够力挽狂澜于既倒,发挥化腐朽为神奇的教育鼓舞作用和感召熏陶功能。但无论如何,我们是不能指望佩德罗也能给我们这样的教益和美感了。

另一个重要角色作家“我”也很难说是我们平常所理解的那种正面人物。他厌倦于恶劣的天气,对日常的工作也没有表现出多高的热情;虽然似乎是个共和国政权保卫战的志愿者,但对正在进行的战争也说不上有多么义正词严的明确判断。他流连于那种嘈杂不休的环境中难以自拔,如果说有些离开的冲动那也是想着回到家中可以更舒舒服服地躺着喝一杯,因此实在看不出有多高的思想境界和崇高的革命理想。他对姑娘的不屑态度、对德国青年的几乎斤斤计较的心理活动,都表明他是一个比其他人高明不了多少的甚至不乏庸俗气息的普通人。他有些幸灾乐祸地看待小丑的挨打,冷漠地面对他的死去,甚至带着“欣赏”意味地观察着他的尸体,还想着这将是一篇小说可以利用的好题材。没有多少同情和怜悯,没有对肆意开枪者的谴责,没有对造成人们陷于这一精神崩溃边缘状态的社会历史原因的思考。所以,他虽然身份上或许比佩德罗高,条件也要优越,知识“修养”也很充足,但仍然缺乏思想的高度和精神的风度。如果说佩德罗是一个反英雄无疑,那么奉行着“爬行现实主义”的“我”也绝非硬汉,或者说他只是一个“非硬汉”。

“英雄”的价值体现在他的精神“硬度”与道德“质地”,是文明社会进步不可缺少的路标与推手;那么,更能体现芸芸众生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的“反英雄”们在表现个人主义的张扬、传统价值观的怀疑等方面,更有真实意义和认识价值。不管是“我”还是佩德罗,他们卑微琐碎,对社会政治道德冷漠或者不在乎,这应该是当时环境下多数人日常生活的与内心世界的本真状态。作品中没有一个一般意义上的“英雄”和我们所熟知的海明威式的“硬汉”,所有人——“我”,佩德罗,众警察,酒店经理,饮酒作乐的顾客等——都通过自己毫无顾忌的玩笑、冲动狂躁的斗殴、若无其事的闲谈,把自己成为“英雄”、“硬汉”的机会抛到了身后。

但是,正如有人指出的,“对‘反英雄’的描写并不意味着人类希望的消失、人类最终会走向毁灭。因为,指出问题就是改进的前提。作家们通过‘反英雄’这种不理想的方式来表达对理想的渴望,揭示人类水远不会停止对自身前途和利益的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反英雄’与‘英雄’一样是永远不会在作品中消失的。”[2]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反英雄”和“非硬汉”的佩德罗与“我”,其存在的意义并不亚于作为“英雄”和“硬汉”的乔丹与桑提亚哥们。

三 风格:有马克·吐温特色的“海式”路线

海明威最推崇的美国作家是马克·吐温,他尤其对老马的《哈克贝利·费恩》的叙述方式和节奏推崇备至。他在《非洲的青山》中曾经说,“一切现代美国文学来自于马克·吐温写的一本书,叫做《哈克贝里·费恩》”,“这是我们最好的一本书。一切美国文学创作从这本书来。在这以前没有什么东西,打它以后没有这么好。”[3]马克·吐温确实伟大,但以“空前绝后”说来对他盖棺论定,则对 200多年的美国文学、对美国的其他许多作家都是不公平的。但海明威表态就是喜欢这么绝对化,我们了解海明威的为人和性格后,对此倒也不感到奇怪。

因此,海明威一方面受老马的影响并在作品中毫不遮掩地表现出来就很正常;同时,喜欢冒险和挑战、同马克·吐温一样不受学院派风格约束的海明威也注定会表现出对老师的超越与背离。其实换个角度看,海明威这种对权威和偶像的超越与背离也仍然是对马老前辈“革命精神”的效仿——当年的吐温也是通过对老一辈的“文学革命”来奠定自己“第一位真正的美国作家”(福克纳语)地位的。

马克·吐温对文学的最大贡献是用口语叙述、用短句写作,海明威向他学习得最多的也正是这一点。他的叙述语言喜用民间俗语、善用乡土风格,保留着生活的原汁原味;更进一步的,他的“电报式”风格保证了每个句子都是简短凝练的,按有的学者的说法甚至是能上语法书分析的。这一点即使在《蝴蝶与坦克》这篇写于 1930年代、并非我们所最熟悉的那种“海明威风格”的短篇小说中也有生动体现。如小说开头,“我”在街上赶路,觉得当时的环境下,“一切都很短缺,包括烟草,连人的好脾气也不大有了”。短短的一句话,揭示了战争环境造成的一种令人窒息、憋闷、危险情绪一触即发的困难局面,为下文的人们借酒撒欢、为一点小事就大打出手甚至闹出人命的情节作了心理情绪上的解释和逻辑上的铺垫。在谈到“我”对邻座姑娘的丑陋容貌不堪忍受时,他写道:“人生苦短,看丑女却度日如年。”挖苦人家长相不是什么高尚境界,但这种写法却表明了海明威在叙述语法上的惯性。

但海明威在叙述上也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比如马克·吐温的幽默风趣浸透满纸,他的最为人称道的讽刺特色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而海明威基本上难得幽默一回,其深刻性和讽刺性乃是蕴藏在那种平静和“正经”的叙述之中。像马克·吐温知名度超高的《竞选州长》那种在幽默里夹杂着反讽,从而实现自己社会批判目的的写法,海明威是少用的。他的《永别了,武器》第一章中有这样一句话:“瘟疫得到了控制,结果部队里只死了七千人。”对巨大的非战斗性减员,作者故意轻描淡写,但对战争给普通人带来巨大灾难的揭露和对当局不把士兵生命当回事的冷漠无情的控诉,却力透纸背。这大概就是他所推崇的“冰山”原理的体现吧。设想一下,如果此时作者突然来个幽默手法叙述这个事件,恐怕就显得过于油滑了,主题的庄重性、批判的力度也会因此被极大地消解。

难得的是,类似的例子我们在《蝴蝶和坦克》里也能找到。请看佩德罗被杀死后的这一段:

“警察没来谁也不许离开,”门口有人喊道。

原来从街头巡逻队里来了两名拿长枪的警察,这时已经站在门口了。这一条一宣布,我就看见有六个人好像橄榄球队的队员悄悄商量完毕上来“列阵”一样,竟站起队来径自向门外走去。其中三个就是最初把“喷雾大王”撵出去的那三个人。有一个就是开枪把他打死的那家伙。他们从两个带长枪的警察中间直穿而过,就像橄榄球赛里打了个漂亮的掩护,挡住对方的两个防守队员迅速插过去一样。他们这里出了门,那里一个警察就上来拿枪当门一拦,喊道:“谁也不准离开。没有一个例外。”

杀人者就在现场,在查清真相前当然一个也不准离开。旁观者的呼吁是对的,警察“喊”得也绝对正确。搞笑的是警察在那几个打人乃至杀人嫌疑犯大摇大摆地从“带长枪的警察中间直穿而过”后,才“拿枪当门一拦”,威严地宣布这项纪律。警察对肇事者的纵容甚至畏惧以及虚张声势的一番表演,令其可耻而丑陋的嘴脸暴露无遗。看来,海明威还是很能于不动声色间“以极俭省的笔墨来刻画一个人”(鲁迅语)并极具讽刺威力的。其中,“俭省”和“讽刺”无疑是他与马克·吐温的相似点,而“不动声色”则是海明威的个性特色。因为这里揭露固然很深刻,但作者却没有流露出主观情感,至于幽默感更是一点也没有。可以想见,如果面对同样的情景,他的师傅马克·吐温应该是不会这么干的,他一定会怒不可遏,一番嬉笑怒骂,一通穷追猛打,不把那些可耻的家伙于谈笑间“蹂躏”得体无完肤,决不会罢休。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海明威在《蝴蝶和坦克》中对元叙事手法已经有了成功的运用。元叙事 (Meta-narration)又被法国当代叙事学理论家热奈特称为“二度叙事”[4],指叙述者在文本中对叙事话语本身进行评论,简言之就是一种关于叙事的叙事。作品在叙述过程中会出现对叙述者与接受者的评论,并对叙述行为本身展开讨论。元叙事在传统小说中很少被使用,可见海明威创作的探索精神和对表达技巧的艺术敏感与自觉追求。

《蝴蝶和坦克》是在后一部分中开始采用元叙事技巧的。当时警察来装模作样地追查凶手,其实凶手早走了,“我”开始表达作为一个作家对这个事件的功利性看法。元叙事成分开始出现:

我对那个相貌惹眼的姑娘说,我看这件事情倒是篇很好的小说材料,我改天要把它写出来。那六个人排成一列单行冲出门去的情景,实在令人难忘。她一听吃了一惊,说这我不能写,因为写出来是给西班牙共和国的伟大事业抹黑。我说……我当然可以拿来作为写作的题材,就好比事情出在纽约、出在芝加哥、出在基韦斯特、出在马赛一样。这跟政治没有什么关系。她还是说我不应该写。说我不应该写的人恐怕也真不在少数。不过那德国人倒觉得这个小说题材相当不错,我就把最后几支“骆驼牌”都给了他。

这段内容交代了叙述者的创作冲动,也说明了小说的由来。通过这种叙述方法,读者被带出了故事本身的语境,而被动地参与到对叙述文本的可写性和必要性的讨论中去了。当然,讨论的结果无非表明了叙述者创作文本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小说中的元叙事还不止此。第二天“我”与酒吧经理又聊起此事。经理不仅力劝作家写出来,而且还给他指定了题目:

“你一定得写啊,而且题目一定要用《蝴蝶和坦克 》。”

“好吧,”我说。“一定写。不过这题目我不太喜欢。”

“这题目非常优美,”经理说。“大有纯文学的味道。”

“好吧,”我说。“一定这么办。就叫这个题目:《蝴蝶和坦克》。”

形式是海明威和他的师傅马克·吐温常用的对话体,但内容却与核心故事无关,而是讨论如何处理这个故事(包括如何给小说命题这样具体的写作细节)。试想如果我们去掉经理这一角色,用“我”来叙述以上的内容,也是能把意思说清楚的,但那就成了一种“离题万里”的絮絮叨叨,而海明威的创作当然是不应该这样的。

[1]海明威.蝴蝶和坦克[M]//海明威.海明威文集·短篇小说全集.蔡慧,朱世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

[2]王岚.反英雄[J].外国文学,2005(4):46-51.

[3]董衡巽.海明威评传[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123.

[4]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M].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57-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