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涛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2000年蓝棣之先生主编的《何其芳全集》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全集》的出版,有力推动了何其芳研究的进展,值得充分肯定。当然,收集一个作家的作品,要做到毫无遗漏是不可能的。《全集》第 6、7卷虽然以补遗的形式,尽可能全面地收录了何其芳的集外散佚作品,但是,遗珠之憾还是在所难免。笔者就自己所能见到的,对何其芳集外散佚诗文做一点钩沉,为更全面地评价其创作成就,做一点基础性的史料性工作。

佚诗

笔者发现何其芳的集外佚诗 2首,分别是:《梦歌》,刊《文艺月刊》1933年第 4卷第 5期;《招》,刊杭州《西湖文苑》1933年第 1卷第 4期。两首诗的署名均为“何其芳”,录如下:

梦歌

何其芳

吩咐溢流的月华涤清你的行程,/密林底绿叶滴下令人酥醉的芳馨,/但饮干这杯杯灵酒啊我更清醒。/绿苔空平陈着诱人轻睡的锦茵,/还有更灵奇的林外在前招引。

长长的白石的堤伸直地静卧,/听着我足音渐近你竟不微惊。/说着什么酣蜜啊睡在你身侧的柔波?/可能语我王子底吻,仙女底漆睛①?

我知最后等着我的是一泓空莹,/你澄清的银镜照澈了我底心隐:/我觉到你底幽冷已浴没了我全身,/虽说你拥抱着的仅我痴凝的瘦影。

我觉到红叶的荇藻已抚着我两臂,/是什么媚香流泛在你酷洁的胸怀?/我真多愿化作你柔柔一滴清水,/在你无边的蜜吻里深深安埋。

(原文载《文艺月刊》1933年第 4卷第 5期)

招

何其芳

回来,从梦里的第一次蜜吻 /回来;从枯瘠的回忆之手在雨夕 /抚遍的江岸的青青河岸 /回来;从槐花飘出黄色的青芬/又悄然在星夜坠落满阶的六月 /回来;从我哀怨的泪染湿过的手 /与安放过,睡过我底梦的眼珠 /回来。

从向碧空卷着嫩绿,又下垂着 /欲滴的鲜甜的葡萄叶,葡萄须 /回来;从拔起的苔青的石子 /有红色双螯的小蟹的清溪 /回来;从给小羊做野餐,又给蟋蟀底 /鸣声,阜螽底翅膀做园囿的草坡 /回来。

从宝炉里静静上袅的烟篆 /回来;从宫漏缓缓滴着的永夜 /与金井辘轳旋卷起的清晨 /回来;从渡水的砧声,中宵思妇底 /机杼声,红叶深山的梵磬声 /回来;从菱歌里,竹枝歌里,玉箫里 /与琵琶弦上的古代的欢乐与哀愁回来:/我漂泊无依的郁郁的怀念。

九月十二日,一九三二。
(原文载《西湖文苑》第 1卷第 4期)

《梦歌》与《招》均发表于 1933年,《招》诗后注写作日期为“九月十二日,一九三二。”其写作时间与诗人第一本诗集《预言》处于同一时期,风格也与《预言》所收诸诗相同。何其芳这两首诗发表于《西湖文苑》与《文艺月刊》,同期他在这两个刊物上发表诗歌多首,其他皆可见于《全集》,唯独以上两首漏收,不知是何原因。

佚文

佚诗外,笔者还发现何其芳的两篇佚文,一为论文《论文学上的民族形式》,刊延安《文艺战线》1939年第 1卷第5期,约 4 100字;一为报告《曾经是地主的农民》,刊重庆《文学月报》1940年第 2卷第 1、2合期 (1940年 9月 15日),约 3 400字。两篇佚文署名“何其芳”,为节省篇幅,此处不录原文。

《论文学上的民族形式》是何其芳为讨论民族形式问题而写的一篇重要论文。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提出新文化“民族形式”的建设问题。1939年,延安展开了有关文学创作中“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何其芳这篇文章,就是在此背景下写作的。文章中,何其芳认为文学的民族形式中国化的基础应该是五四运动以来的还在生长的新文学,而不是旧文学和民间文学。它有三个组成部分,即旧文学传统的承继,民间文学的利用,欧洲文学影响的接受。三部分中,欧洲文学的接受是主要的,其次是民间文学,最后是旧文学。旧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形式利用不但存在着一个限度问题,而且它的限度在文学的各个部门里有着较大差别。小说可直接从旧文学多多吸收营养,而诗歌只能更多地利用民间文学的形式。由于民间文学经常保留着旧文学的许多负面影响,且形式比较简短,利用者在利用民间形式时应该仔细注意好坏的选择和利用是否适当的问题。民间形式的利用是为了新文学形式的大众化,但新文学不够大众化的问题不仅是形式的问题,更主要的还是一个内容问题。而且,这种责任不应该单独由新文学来负,更主要的还是由于一般大众文化水准的低下。因此,大众化只能是新文学发展的方向,它的实现需要长期的过程。大众化的实现,既需要解决创作者思想立场上与大众一致的问题,又需要解决大众文化水平提高的问题。大众化如果只限于当前以利用旧形式为主的办法,那么,无疑会降低大众化已经达到的艺术水准。纵观这篇文章,在如何利用文学遗产创建更为中国化的民族形式的问题上,何其芳重视欧洲文学而轻视旧文学与民间文学;在如何利用民间形式以创建更为大众化的文学形式问题上,何其芳更为重视提高而轻视普及。这些观点,在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都受到了批评。讲话发表后,何其芳紧紧追随讲话精神,对自己之前的观点做了反省与自我否定,收于《关于现实主义》一集中的文章,如《杂记三则》(1942年),《改造自己,改造艺术》(1943年),《关于艺术群众化问题》(1944年),都是对讲话的呼应,对自己 1939年所持民族形式观的批判。

由于《论文学上的民族形式》的观点与毛泽东讲话精神相悖,何其芳后来一直没有将其收集,也从不提及。但没有了这篇文章,我们将很难有效地考察何其芳民族形式观随时代而发生的演变轨迹。同时,从这篇文章被作者有意遮蔽,也可看出时代、政治等多重因素对史料的制约作用。

《曾经是地主的农民》是何其芳 1940年写的一篇文章,体裁上类似报告文学,内容讲述作者参加延安农村二十里铺秋收工作 6天中的所见所闻。文章通过对没收土地、成为农民的地主赵老三、赵老四、赵老五三家生活的描写,侧面表现了延安抗日根据地土地改革背景下地主与农民的生活,塑造了老一代农民赵老三、赵老五及新一代年青农民赵子王、赵子元等人物形象,其中,最突出的人物形象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赵子王:“他大声地说话,大声地笑。他健康而且快乐。他显示出农民的年青的新的一代。他父亲的一代,那身体和精神都倾向衰亡的一代并没有在他的心上投下阴影,正如古老的大地的土壤并不妨害植物种子的生长。他习惯了,这里的改革,而且像一只穿上了合式的靴子的脚那样感到舒适。”文章对延安农村土地改革的情况有较为详细的说明,为了解延安初期的土地改革提供了参考。

《曾经是地主的农民》是何其芳延安时期所写的唯一一篇具有报告文学性质的文章,它的发现,对研究作家延安时期的文学创作,无疑具有重要价值。可能是文章对地主阶级及其后代的表现不太符合解放后中国共产党的阶级观点,因此,这篇文章同样被作者有意地遗忘了,成了作家文集之外的一篇轶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