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宪

(山东中医药大学 人文社科学院,山东 济南 250355)

19世纪末20世纪初直隶士绅文化心态的演变

吴 宪

(山东中医药大学 人文社科学院,山东 济南 250355)

19世纪末20世纪初,直隶社会的巨大变化和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使直隶士绅以保守传统为核心的文化心态受到冲击，经由忧患自尊与仇教排外文化心态，最终演变为20世纪初的出国留学考察、投身于新式教育、热心于振兴实业、投笔从戎等文化心态上。这种演变对直隶近代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直隶士绅;文化心态;演变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处于强邻环伺，危机四伏之中。直隶①清末民初的直隶相当于今天的京、津、冀一带。为畿辅重地，处天子脚下，是晚清的政治、文化、军事的中心地区，义和团运 动在此发展并成为整个运动高潮的中心地区，所以社会各层面的矛盾与冲突显得更加错综复杂。士绅，作为直隶社会地方势力的重要代表，其这一时期文化心态经历了复杂的演变。

一、以保守传统为核心的文化心态

在中国传统社会，影响人才成长的因素主要有二，一是经济，一是政治。宋明以后，随着全国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江南省份成为全国财赋的聚集地，因此人才荟萃于此。直隶因系都会所在，全国文化所聚，故四方人才辐辏。在这种政治氛围下，19世纪末直隶士绅的文化心态是以保守传统为核心的。这从以下诸方面可以看得很清楚。

“学而优则仕”是士绅的普遍心态。传统社会是个讲身份的等级社会，没有一个让人刮目相看的高贵身份，说话办事都很难。士绅之所以在地方上享有种种特权，虽然与他们富有和出身望族有些关系，但主要是因为他们曾经科举及第。特别是在封闭型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传统社会中，人们没有更多的出路，只能通过读书应试来改变自身的境遇。据历朝进士名录的统计，1875至1904年，直隶考中的进士为307人，仅次于江苏，居全国第二位。张仲礼在此领域的研究成果引入注目，据他统计，太平天国以后的直隶官学额为2888，对应直隶当时的人口总数，则生员占人口的0.48%，如果加上具有高一级功名（举人、进士）者和他们的家属，直隶士绅及家庭成员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将提高到4.1%，居全国第三位[1]（P166）。其中虽然有一些人的功名是通过捐纳取得的，但这些捐纳者中有相当比例是有一定文化基础的读书人，他们捐纳功名是为了进一步科考。在戊戌维新运动中康有为请废八股后，一些八股士子骤然失业，甚恨康有为。其中有直隶士绅欲行刺康有为，因为废八股打破了他们“学而优则仕”的梦想。

重农轻商。张仲礼对19世纪后半期各省士绅成员的经济情况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直隶地主身份的士绅所占百分比相对较高，经商的士绅则低得多。安徽和广东经商的士绅百分比最高，山西次之。这是文化传统和历史遗传形成的一种文化心态。又据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一书对纺纱等47种行业的统计，19世纪末直隶的商办企业寥若晨星，而这时，以江苏士绅张謇、陆润庠等为代表的一些南方士绅，相继创办了苏州苏经纱厂、苏伦纱厂等一批近代企业，风气渐开，与直隶士绅形成较大反差。民国初年，直隶视学在全国搞了一个社会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地区民风淳厚，人多务农不善经商，“宁农勿商”在直隶士绅的心目中更是根深蒂固[2]。

重道轻器。儒家经典讲“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要求人们执著于对道的追求，而忽视、轻视对器的探索。形成了只重制举，不务实学，“轻自然，斥技艺”的心态，造成了“学”与工农商之间的畸形分工。直隶地处政治中心，深受这种道统思想的影响，士子除四书五经外，很少读其他书。当时北京的书店中，连世界地图都没有。到甲午战争为止的30余年间，江南制造局译的书总共只卖出13，000本。因此“朝士皆耻言西学，有读者，诋为汉奸，不齿士类”[3]（P18）。这种风气如同“紧箍咒”牢牢地束缚着直隶士绅，久之则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心态。如任县，邑无精致工艺；惟织布之业遍于旧境。”在望都县也存在“无他技能，耕田而食，织布而衣”的情况[4]（P521）。

以上三种文化心态是在长期封建社会的浸染、影响下形成的，直隶表现得最为典型，而东南诸省则大相径庭。鸦片战争后，东南诸省在欧风美雨的拂润下，风气渐开，逐渐形成了一个受西方教育的新型士大夫群体。尤其是粤、闽、苏、浙等省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得风气之先，为新型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土壤，涌现出一大批社会和政治的维新人士，如康有为、梁启超、陈虬、冯桂芬等不胜枚举。正如时人所论：“北方地既贫瘠，于是士子无资向学，其孤陋寡闻，遂较南方尤甚。至于工艺之苦窳，商业之疲惫，尤非人力所能挽回”[5]（P225）。而与南方士绅所形成的习新学，办实业，图自强的文化心态形成鲜明对比。

二、忧患自尊与仇教排外文化心态的形成

1900年春，义和团运动在直隶蓬勃兴起，并在此形成整个运动的高潮中心，其间与直隶士绅的参与和组织分不开的。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尤其是甲午战争以后，西方传教士以武力作后盾，逐步向直隶渗透，直隶逐渐成为帝国主义侵华势力聚集的重要地区。

西方传教士向直隶的渗透，就思想交流而言，收效甚微，而且这种渗透引起了社会文化冲突，扩大了中西方之间文化心态上的隔阂。主要表现在：一是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冲突。在人类的文化传播中，风俗与宗教信仰是一个重要内容且强烈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其绅士居乡者，必当维持风化”。直隶士绅对不敬祖先、不拜神佛的西教礼俗不能接受，很多教案由此引发。二是平等思想与伦理等级观念的冲突。基督教认为：一切人都是上帝的子民，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无高低贵贱之分。而长期生活在封建社会的直隶士绅，则形成了一套伦理等级观念。传教士不分男女的混杂行为，恰恰违背了中国的“男女之大防”，触犯了中国最为敏感的道德神经，因而遭到广大士绅的普遍反对。士子们在科举征途中的漫漫跋涉，就是为了迈入更高的等级，而且越是在闭塞地区，此种仕进心态表现得愈为强烈。基督教的平等思想与传教士提倡、兴办的新式教育，严重干扰了直隶士绅的现有社会地位。由此也形成了义和团运动时期忧患自尊与仇教排外的文化心态。

孙中山曾精辟地说过：“凡受官方影响愈小的人民，比之那些受影响较大的人民，总是对外国人愈为友善。”[6]（P64）而直隶恰恰是受官方影响大的地区，且是未被划入势力范围的沿海省份，受西化的影响相对其他省来说是低的。所以忧患自尊与仇教排外的心态表现极为典型。从某种意义上讲，忧患自尊正是一种“士”的文化心态，儒家的入世精神要求“士”自强不息，“兼济天下”。义和团运动时期，廊坊一带公认的义和团首领、廊坊大捷的组织者——倪赞清就是一个典型。倪赞清自幼好武，1886年考中武进士，后辞官回归故里齐官屯。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非常愤恨，同时也为清政府的无能而心急如焚。他早就想拉起一支队伍，协助朝廷把侵略者赶出中国。义和团运动使他如愿以偿，在他的支持和鼓动下，龙河两岸的义和团运动，如风起云诵，仅一个多月时间，便村村铺团、设坛，处处团旗招展[7]（P56-59）。在阳原，地方绅士王作平平时看到传教士及信徒到处胡作非为，就非常义愤。义和团运动兴起后，他凭自己在当地的威望，首先发动王姓的大部分人组织义和团，进而带动周围的人踊跃参加[8]（P173）“盖民间历来国耻，及各处教堂教士之蛮横，排外之心甚热，亟愿得相当机会，合心并力以一雪其夙愤。以故邑中有识士绅，亦洋洋乐道其事。”[9]（P27）这些自发起来组织义和团的士绅，置功名家业于不顾，以实际行动推动了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对广大群众来说，征服他们的不是精奥玄远的理论，而是来自这些士绅的忧患自尊与仇教排外的意识。应该说，直隶士绅的这种文化心态在义和团运动时期是很有代表性的。

三、20世纪初文化心态的转变

直隶是义和团运动高潮的中心地区，也是八国联军侵略的重点地区，是受害最深重的省份。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在慈禧“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许诺下了，直隶士绅除承担大量赔款外，《辛丑条约》还具体规定在直隶除顺天府外，保定府、永清县、天津府、顺德府、望都县、获鹿县、新安县、通州、武邑县、景州、滦平县，共3府2州6县停止5年文武科考试[10]（P1197）。面对新的形势，直隶士绅的文化心态又发生了新的转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环境的压力与生存的威胁。过去许多士绅虽不富有，但在这种较平稳的大一统社会里。也能得温饱。庚子之难中，这些正统儒士大伤体面，许多“文学生员，与官场后补人员”，被侵略军抓去充当苦力[5]（P48）。清政府战败后，外货充斥市场，白银外流，物价上涨，成千上万的人生活受到严重威胁。在天津，“甚至从举人到童生所有读书的人，其中大多数去贩卖字画，玩物，藉以为生。”[11]（P18）战后的新环境，使往日旧学应举之寒儒，生计顿蹙，加之科举的危机，迫使直隶士绅不得不放下架子，去踏踏实实地做一些实际工作。

第二，清政府及直隶地方官的导向。义和团运动后，在中外压力下，清政府为缓和统治危机，被迫顺应时势做了一些改革。如1901年1月29日的上谕说：“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借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目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书者在一例字。”[12]（P9）在此背景下，各地崇实学，停科举的呼声此起彼伏。袁世凯到直隶接任总督后，也大刀阔斧地推行一些地方改革，“广登进之途，藉恤夫旧学之寒士。”这就为直隶士绅提供面更多的机会和政策导向。

第三，根本原因是义和团运动的冲击。在世纪之交的大变局中，直隶士绅身临其境，经过了血与火的考验，无论是态度坚定者，持反对意见者，还是游离其间者，都认识到近代社会的发展靠的是国富民强，单凭“义愤”与“排外”是行不通的；义和团运动不仅改变了周围的环境，也使直隶士绅受到亘古未有的思想冲击，不得不放弃一些旧的观念，振刷士气，另辟蹊径，以新的姿态开始新的生活。由此，其文化心态也发生以下转变：

出国留学、考察，作开风气的先导。义和团运动后，有人意识到“士民囿于一隅，每至寡闻鲜见，一遇洋人，非存畏避之心，即起仇视之意。畏则甘受欺侮，仇则激生衅端。且于敌情国势，物产民风，窥察无从，隔膜必甚。”[13]（P272）因此开风气，启民智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而“作民望者绅也，而绅之蒙昧如故。欲求民智之开，非由官绅入手不可。” 直隶总督袁世凯先后派遣官费、自费各学生计一百数十人，陆续东渡考察日本政治、学术、风土、人情，以广见闻。直隶派遣留日学生，在北方各省中首屈一指，而且还大量聘请外籍教习。据统计，1901年中国共聘用26名日本人，其中13人在直隶任教。1904年，在218名日本人中，直隶占85人[14]（P24）。这些做法确实使一部分士绅耳目一新，如通州廪生潘宗礼，为抗议日本文部省宣布取缔留学规则及启迪国民，愤而自杀，这与过去士子专借科目进身形成鲜明对比。

投身于新式教育。忧时之士已经意识到“中国情见势绌，亟思变计，兴学储材，洵刻不容缓。”[13]（P1257-1258）同时，经义和团运动的冲击，科举制更显得不适应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诏改科举，饬建学堂”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此情景下，办学堂，教书育人又成为直隶士绅在庚子之变后的又一大转变。直隶新式学校教育产生在19世纪80年代，广泛兴起于庚子之变后，直隶总督的重视和士绅的热心教育是一个重要原因，“官绅申明宗旨，闻风兴起，多建学堂，普及教育”。[13]（P1191）新式学堂蜂涌而起，发展较快，几乎居全国之首，当时“各州县绅衿集款较多。”[13]（P600）1901年，天津士绅高凌雯、王世芸创办了直隶最早的中学。在籍绅士严修也“首先倡捐经费银三千两，于是衿富绅民闻风兴起，接踵乐输，数月之间，共立学堂十一处。”[13]（P909）直隶几乎所有私立学堂和大部分公立学堂，都是由士绅发起、创办的。育才莫先于兴学，兴学莫重于得师。随着各地学常的纷纷建立，社会对教员需求量骤增，而大批在籍举贡生员又成为师资的主要来源。袁世凯在保定建造师范学堂，就是考取各州县举贡生员作为学生，而且，“学为人师者，皆系举贡生员。”[13]（P581）天津的崇实学堂也是聘请秀才为教习。士绅本来是封建阶层，吮吸的是传统封建文化，这时却热衷于新式教育，旧等级新动向，它标志着直隶士绅文化心态的极大转变。

热心于振兴实业。庚子之变前,士大夫多重清谈,鲜有办实业者；经此变局，改变了先前鄙视实业，藐视商界的观念。“直隶地瘠民贫,兵燹以后，元气凋伤。民生困蔽，非于农工诸务切实讲求，不足以辟利源而资生计。”[13]（P852）同时“各州县学堂工艺诸端，官不能独任其劳，皆须绅董相助为理”，并“劝谕地方绅民，各就本境农业工艺，法考究。”[13]（P1162、P853）这就为士绅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大环境，当时设立的农务局、工艺局等招收的速科学生也为士绅投身于实业，开了方便之门。周学熙创立直隶工艺总局及其所属官办厂的宗旨，即为振兴直隶全省实业，其范围“统辖全省，不仅以天津为限，而尤注意于提倡民间建设。”[15]（P521）所以在创办过程中，充分发挥了“绅民协同”的精神，天津的造胰公司、丹凤火柴公司等，均为士绅所筹办。

投笔从戎。1901年，清政府命令各省巡抚改革各省兵制，同时取消了旧式武举，在各省创办武备学堂，其毕业生被任命为新军军官。在这方面，直隶袁世凯训练的北洋军做得最好。义和团运动后，大量没有出路的直隶士子又成为天然的预备役官兵。针对此情况，北洋军武备学堂暂行试办章程中规定：无论土著、客籍、文武生童，世家子弟，悉准投考。征募士绅当军官，同时又从本地居民中征募士兵，提高了军队的素质。直隶有多少士绅投入到新军中，今天已经很难估计。据《大公报》报道：“深州举人胡谋率本州举人七名，廪生三十余名，呈请练兵处王大臣，恳请分发各镇充当兵勇，以为中国文人秀才之倡。”从其他地方的材料中，也可间接地了解直隶的情况。在湖北，1905年加入新军的96人之中有12个廪生，24个秀才。在第32标（团）之中也占到20%至30%[16]（P68、P95）。1902年清政府派铁良视察长江，“至皖检阅武备练军，许其成绩优美，而兵士多系举人、廪贡、秀才之优秀分子。”[17]（P7）投笔从戎，几乎成为年轻程的重要途径。

[1] 张仲礼.中国绅士[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2] 直隶视学编纂.直隶风土调查[Z].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

[3] 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二）[Z].上海：神州国光社,1955.

[4] 李文治.中国农业史资料(第1辑)[M].上海：三联书店,1958.

[5] [11]路遥主编.义和团运动起源探索[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3.

[6] 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7] 王广远.义和团廊坊大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

[8] 张家口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张家口文史资料[Z].1992.

[9] 吴永口述.庚子西狩丛谈[M].长沙：岳麓书社,1985.

[10] 故宫博物院明清挡案部.义和团挡案史料（上）[Z].北京：中华书局,1959.

[11] 天津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天津文史资料（底31辑）[Z].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

[12] 清文宗实录(卷476)[Z].北京：中华书局,1986．

[13] 廖一中等整理.袁世凯奏议[Z].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7.

[14] 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河北文史集粹（教育卷）[Z].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

[15] 彭则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1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Z].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

[17]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Z].北京：中华书局,1979.

责任编辑：郭泮溪

Evolution of the Cultural Psychology of the Gentry in Old Zhili Province from the Late 19th Century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y

WU Xian
(College of the Humanitie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nan 250355, China)

The great social change and the impact of Western culture confronting the Zhili society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the early 20th century had a profound inf l uence on the mentality of the gentry in this area. Their original conservatism gave way to low self-esteem and hatred of the church and exclusion of foreign culture, and fi nally they turned to study and inspection abroad, devotion to new-style education, investment in industries and a trend of joining the army. This movement greatly inf l 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Zhili in modern times.

gentry in Zhili; cultural mentality; evolution

G122

A

1005-7110(2010)02-0018-04

2010-01-23

吴宪(1969-)，男，山东淄博人，山东中医药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历史及思想文化的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