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岳 雯

彼时，马克思还不是那个满脸虬髯，目光炯炯有神的革命导师。他还是一位兴趣广泛的文艺青年，写诗，写幽默小说，写悲剧，尝试一切他能尝试的创作，就像此时的你和我。自然，文艺青年迅速褪去了一身的文艺气，“经济基础”在他的辞典里变得无比重要，尽管如此，文艺仍然没有淡出他的视野，只是看待问题的视角发生了变化。除了那些鸿篇巨论以外，他和他一生的挚友恩格斯还给人写信，给拉萨尔，给考茨基，给还有一些我们没听说过的作家，郑重其事地讨论文艺问题。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煞费苦心地把那些文章、信件攒了起来，构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体系。说实话，我内心总是狐疑，倒也不是不信，只是觉得，体系、逻辑固然是好的，那些带着个人印迹在文本里横冲直撞的句子本身不也足够精彩么，真理有时候可能恰恰隐藏在只言片语背后，冷不丁地让你一愣神，凝神端坐。

比如，他说天真的一段话，摘抄如下：“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成人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儿童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固有的性格不是以其纯真性又活跃在儿童的天性中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有粗野的儿童和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这种艺术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这种艺术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这种艺术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真敏锐啊。天真是使一个人感到愉快的东西，虽然我们现在都已经无法天真，或者说是无法回复到儿童式的天真，即无知无识的自然状态。那么，只能是在一个“复杂”的层面上重现天真。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社会的天真阀。我们对其认知一向是与人的精神、思想、情感联系在一起的。既然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被物质生活所决定着，我们有理由要求在精神领域有那么一点点让人愉悦的天真之气。这天真，不是假装稚气，相反，它提示了一种我们曾经拥有过而又失落了的东西，因此让我们备感忧伤，亦备感向往。

天真是与鄙俗相对的。毫无疑问，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他们所处的德国环境是鄙俗的，是令人窒息的。这种鄙俗有强大的力量紧紧捆住一切，即使最伟大的灵魂也不能不沾染上鄙俗的味道。比如，恩格斯就分析了德国最伟大的作家歌德身上的鄙俗气。他说：“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连歌德也无力战胜德国的鄙俗气；相反，倒是鄙俗气战胜了他；鄙俗气对最伟大的德国人所取得的这个胜利，充分地证明了‘从内部’战胜鄙俗气是不可能的。歌德过于博学，天性过于活跃，过于富有血肉，因此不能像席勒那样逃向康德的理想来摆脱鄙俗气，他过于敏锐，因此不能不看到这种逃跑归根到底不过是以夸张的庸俗气来代替平凡的鄙俗气……他的生活环境是他应该鄙视的，但是他又始终被困在这个他所能活动的唯一的生活环境里。”（《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这么说来，伟大如歌德、席勒在恩格斯看来也是无法逃脱鄙俗气的啊。

在马克思眼里，我们这些人，大概算是早熟的儿童。早熟，意味着对环境、对事物与事物之间、人与事物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敏锐的洞察。对，是“洞察”这个词，我们赋予洞察以智慧的含量，而将蒙昧、懵懂视为一种不那么有价值的品质毫不犹疑地丢弃。洞察之后是游刃有余，意味着在复杂纠缠的关系中找到生存空间和容量，它从表面滑行而不深入、触及事物的根底，是一种自我保全的策略，这样一种犬儒主义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民族性格里，在文学上有诸种反映。比如，我们认为深刻是对一部作品的最高评价。再比如，对人情世故的描写在我们的文学里得到了极大彰显。

简言之，中国文学一直有两种路数，一脉是天真，一脉是世故。然而，天真往往不敌世故。世故一脉，我们可以在张爱玲身上得到最好的验证。大家庭里人与人复杂的关系，她看得无比清明，用现在一个女作家的话说就是提笔就老。我们在她的小说里可以看到人世的许多秘密，这大概是她盛行当时以至到现在还有强大影响力的原因吧。世故的力量就是这么强大。当然，她的世故之后有悲悯在，这是现在许多作家学其皮毛失其神髓的原因。这个放下不表。这种世故发展到现在，使我们的文学呈现出一种混浊，或者说鄙俗的景观。比如，官场小说大行其道，职场小说风头正炽，无不提供一种更为浅近的、功利的东西，而与应有的精神无涉。天真这一脉则微弱得多。从废名到沈从文，再接下来就是汪曾祺，天真的因子在我们的文学里断断续续流传。这些作家首先为我们提供的是天真的人物，《边城》里的翠翠，纯真得像小鹿一样，即使有某种忧伤，也是让我们怅惘的忧伤。《大淖记事》里那两行歪歪扭扭的脚印，是天真的印迹。当下，郭文斌是擅写“天真”的作家，《吉祥如意》里的五月、六月的情态，让人读来澄澈、透明。这里面包含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即作家们都认为，天真是只能发生在成年之前的。我们很少在作家笔下看到天真的妇人（包法利夫人就是天真的，她对幻想的生活情境有一种孩童般的向往），或者天真的老人。另外，在我们的文学序列中，这些天真人物的年龄在不断变小，很可能，以后我们只能到婴儿身上去发现天真了。事实上，天真并不总是与童年相关。有时候，天真还是一种意态、情趣，在《世说新语》、《聊斋志异》里，“天真”俯拾皆是，但在当代文学里已近乎绝迹。有时候，我期盼在“怀旧”作家笔下发现“天真”，比如魏微的《流年》，乔叶的《最慢的是活着》，还有最近势头不错的付秀莹，她们的笔调委婉有致。然而，我发现，她们也致力于去“回忆”复杂，在孩童眼里，世界仍然迷蒙的，就像雨天窗玻璃上的那层雾气，或许，我们早早失落了天真？

恩格斯所说的鄙俗之气正从四面八方来，包围住我们。这鄙俗具体是指什么呢？还是用恩格斯谈歌德的话来说明，“人是乐意生活在狭隘的环境里的”，“我们在人身上发现的第一件实际的东西，就是他的‘最不引人注意的、最舒适的’、平静的小市民生活中的乐趣”。我们看到，狭隘的环境竟然已经成了文学表现的广阔海洋。一个乏味的、无聊的人在狭隘的环境里斤斤计较或怡然自得，已经成为我们文学的基本面貌。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启蒙时代》和《月色撩人》的出现，我是欢欣鼓舞的。这两部小说都带有极强的观念性，是由思想的材料制成的。尽管还不那么完美，但我仍将此视之为王安忆对庸俗日常生活表象的突围。在泥沙俱下的时代，这种独善其身的姿态尤让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