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金水 代国庆

世纪之交，美国《生活》杂志评选出千年来对中国历史进程及中外关系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外国人有4人，其中利玛窦名列其中。现今利玛窦对中国人来说，再也不是一位陌生的和有争议的反面人物。这种现象的出现，正是3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给学术界带来宽松气氛的结果。

1910年，意大利马哆拉达城就举办了一场利玛窦纪念大会。当时意国公使就此照会清朝外务部，邀请中国派遣有关人员与会，此可谓中国人接触利玛窦研究这一学术问题的肇始。这份文件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全文如下：“本国名士利玛窦曾在中华传教，所编汉文数卷，概为中国文人所深佩。该员于万历三十八年物故，现已届三百年之期，其所生处马哆拉达城之绅民提倡借此年期，大开盛会，以追念本地名哲。特请亚东之国熟习言语文学诸位于西历本年九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等日在义国马哆拉达城开纪念会，用表扬利玛窦之盛绩。请行知驻义使馆，派员前往入会，以表同情等由前来。除由本部电达驻扎贵国吴大臣，届时派员与会外，相应照复贵大臣查照可也，须至照会者。”时在宣统二年七月，即公历1910年，正值利玛窦逝世三百周年纪念之际。清政府对此亦相当重视，派人与会：“照复义巴使，义国名士利玛窦三百年纪念会已电驻义吴大臣届时派员与会由。”

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学界便涉足利玛窦等来华耶稣会士的研究，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圣教杂志》、《上智编译馆馆刊》、《禹贡》等刊物上。中国学界所见到的首篇利玛窦传记，则是周一良先生翻译的日本学者中村元次郎撰写的《利玛窦传》。此后，西文有关利玛窦的传记和相关著作相继问世。1949年之后，大陆学者对明清耶稣会士的研究，除个别批判性的文章和著作外，基本上沉寂了下来。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大陆学界打破禁区，重启对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士的研究。1979年1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吕同六《沟通中西文化的先驱者——利玛窦》一文。该文认为利玛窦“为我国和西方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因此，在意大利有人称他为‘沟通中西文化的第一人。”这是中国官方报纸首次对耶稣会士作出的肯定，为今后学人研究利玛窦作了定性。其次是1980年6月24日《光明日报》对利玛窦墓的修复作了报导。在此后的30年里，中国学界掀起了“耶稣会士研究热”，而利玛窦研究首当其冲。

值得一提的是，正当改革开放为中国学界研究利玛窦吹拂一股思想解放清风之时，西方学界也正酝酿着一场新的范式变换，即由以传教学和欧洲为中心论的范式，转变为以汉学，中文资料为中心的范式。美国学者孟德卫于1979年创办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杂志》便是此种范式转变的标志。1982年出版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中国与基督教》“是第一部真正采用这个新范式的著作。”此种学术背景，从某种程度上说，为我国学者提供了有利条件。中国学者前十年的研究，在西方学者看来，可以说是基础性的。但他们任何的研究成果，都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因为他们需要看到的是，以中文资料为中心、以中国为中心研究得出的成果。

一、历史的钩沉——前十年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

前十年对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士的研究主要呈现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初期围绕着对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士的评价而展开；二是对有关利玛窦个人传记资料的翻译、整理、爬梳、考证与甄别。

1、对利玛窦的评价问题

文革后第一篇研究利玛窦的学术论文当推冯天瑜先生的《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的在华活动》(《江汉论坛》，1979年4期)。该文首次把利玛窦与鸦片战争后来华的传教士加以区别，“纵观利玛窦在中国二十多年的活动，我们并未发现他与西方殖民主义海盗直接勾结的证据，并未发现他有侵犯中国主权的劣迹。利玛窦基本坚持了对中国政府和人民友好的态度，这是明末耶稣会士能够与中国人师友相处，并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贡献的关键所在。”这篇文章与1980年所发表的中国社科院历史学家马雍的文章一起从思想观念上为后来学人扫清了障碍，为初期利玛窦研究定下了基调。之后发表的对利玛窦等耶稣会士肯定的文章，论证的基本观点和依据均脱不出这两篇文章的窠臼。如笔者在《利玛窦在中国的活动与影响》一文中所提出的观点，“我们不要把利玛窦等耶稣会士与鸦片战争后来华的传教士相提并论”，“宗教来往和传播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我国古代文明遗产中，有许多就是随着世界三大宗教传人中国而介绍进来的。”不同意这种观点的学者，对此展开了辩论。

2、有关利玛窦西文原始资料中译的问题

众所周知，Gallagher的英译文并非理想的利玛窦原著译本。然而中华书局1983年据此翻译出版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却成了前十年中国学者研究利玛窦唯一参考的第一手中文资料。由于两岸的隔阂状态，1986年台湾学者翻译出版的《利玛窦(中国传教史)》直到90年代才被大陆学者广泛引用。除此之外，90年代初翻译出版的根据利玛窦西文原始资料撰写的有关利玛窦传记的专著，也是中国学者主要参考的中文资料。

谭世宝博士在《利玛窦<中国传教史>》译本的几个问题(《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4期)一文中对利玛窦著述中译本的可靠性与准确性提出质疑，认为北京与台北译本都存在与史实不符的问题，其原因在于译者或没有核对意大利原文，或缺乏明朝基本的历史知识。这提醒我们：中国学者在对利玛窦等明清耶稣会士进行研究时，绝不能仅依靠中译资料，只要有条件都要核对原文。这要求中国学者要根据自己的实际和所从事的研究课题，学习和掌握拉丁文、法文、葡萄牙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德文中的一、二门。

3、对利玛窦中文资料的爬梳

改革开放以来，致力于利玛窦研究的中国学者大多摆脱了教会背景，不再囿于信仰，故关注的焦点不再是传教的得与失，而是从多学科的角度出发，去考察利玛窦在华活动，探讨其对中国社会各方面影响的客观效果及其作用。因此，中国学者并不满足于西文文献所勾画的利玛窦形象，而是从汗牛充栋的中国历史文献中去寻找、发现利玛窦对中国社会影响的历史依据。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有关利玛窦的汉文资料有了新发现。如徐朔方对汤显祖与利玛窦交游的发微，其依据便是汤显祖写的诗作；王庆余的《利玛窦携物考》(《中外关系史论丛》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则对西洋器物在华的扩展作了详细考证；美术工作者还发现了利玛窦留下的一幅绘书真迹《野墅平林图》。

二是以西文资料为基础，参照明代史籍，相互比较，相为发明，考其异同，订其疑伪，辨其正误。如笔者的《利玛窦在广东》、《利玛窦看到的明末社会经济》以及王卫平《(利玛窦中国札记>有关苏州经济的材料疏正》。这些文章既为人们研究明季地方社会提供了难得的参考，同时也印证了《利玛窦中国札记》的可信度。

中国学者还关注利玛窦交游人物的社会人际关系，理由是“第一，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群体关系在中国社会中是很重要的，因而对这方面的考察可以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研究方法的进一步运用。第二，从这种研究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思想的传播不是由孤立的某个人物来完成

题的争议及其文化意义》便考察了日本“易服”事件，并认为它与利玛窦的易服“本质并无二致”，“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意味着欧洲文化本位主义的调正与修正。”

除了深究天释关系之外，学者们还就天主教与中国其它宗教的关系作了有益的探讨，从而拓宽了研究领域。如陈可培的《利玛窦的<畸人十篇>与道家思想》对《畸人十篇》某些思想与道家关联的讨论；金刚博士在其学位论文中对“回儒”和“西儒”的比较研究；天主教与民间信仰的关系继续受到学者的关注，代国庆的博士论文《明清之际圣母玛利亚的中国形象研究》(华南师大，2010年)，认为正是在玛利亚这一神学形象上，实现了天主教对中国民间信仰的通融，并造就出本土的圣母形象以及朝拜圣地。

6、利玛窦与“西器东传”研究

李之藻曾对天学作了“理”、“器”之二分，以上诸种研究大体上可归为天学之“理”的范畴。其实“天学”之“器”更受讲求实用主义国人的青睐，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也更为显著。新世纪以来，“西器东传”研究依然热络，其中对利玛窦历算、舆地之学的研究颇具心得。

杨泽忠的博士论文《明末清初西方画法几何在中国的传播》(上海交通大学，2005年)致力研究利玛窦所输入的历算之学。作者重点考察了《几何原本》入华历程，认为利玛窦中断翻译“完全是意外事件造成的。若不是徐父(徐光启之父病故)，也许他们还能继续下去”。除此之外，作者还考察了利玛窦所输入的非欧氏几何。总的来看，杨文既有史学方面的素养又有数学功底，其结论自然令人信服，这提醒着我们在探讨“西器东传”问题时，只有把史学与相关专业相结合才能有所斩获。

中国人对利玛窦所传人的舆地新知一向兴趣盎然，学界也多有猎涉。令人欣喜的，黄时鉴、龚缨宴两先生领衔编著，完成了一力作《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此书“资料之详实，论述之精到，堪称国内外一流水准”。此书收寻广泛、视野广阔，以世界整体史观考察利氏地图的来源、传播以及影响，把科技传播史纳入思想史领域，研究文本与文献文本并存、图文并茂，大大增加了学术性、可读性、收藏性。

庞乃明则考察了明清之人的欧洲观，他认为明人对欧洲的认识受利氏影响颇大，利氏所传播的宇地新知，成为动摇晚明华夷观念的外来文化力量，部分开明之士消除了华夷之防，而主张向西方学习。当然，这还不足以扭转当时的主流思潮。清人虽对欧洲的认识更进一步，但却主张西学中源说，这表明清人欧洲观仍存在严重缺陷。

相比而言，由于语言文字的隔膜及史料的匮乏，中国学界对中学西渐的研究则显得单薄许多。进入新世纪以来，此种状态有些许改观。利玛窦被视为欧洲汉学的开创者，故中国学者研究欧洲汉学史时，均会突出利玛窦的地位和贡献，如张国刚、吴莉苇的《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张西平的《传教士汉学研究》等。在这其中，学者又多关注儒学的西渐及其对欧洲影响。

7、利玛窦交游与区域史研究

中国学者较早便注意到传教士与中国人士交游的问题，新世纪以来，中国学界继承此一传统，并与方兴未艾的区域史研究相结合。

利玛窦曾在岭南、江右、两京等地驻足留居，在不同区域文化背景下，利玛窦交际行为和传教方式有何不同确实值得探讨。康志杰的《16至18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对长江文化的解读》指出“利玛窦是欧洲传教士中对中国社会进行深入研究的优秀代表，他注意了解中国的地域文化，注意实地调查的工作作风”，并认为“长江中下游城市独特的人文气氛，为利玛窦在此期间开展一系列文化学术活动提供了契机”。肖郎的《利玛窦与白鹿洞书院及其他》基于利氏与章潢为首的白鹿洞书院师生交往的史实，认为“利玛窦在南昌事实上成为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转折点之一”。可见，文教昌盛、物质富庶的江南地区对于利玛窦学术传教路线的形成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余三乐则多关注北京地区所遗留下来的教堂、墓地等遗址，其力图表达的观点即为“17－18世纪的北京——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

从区域文化的视角探讨明清天主教史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学者们已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其中也不乏优秀的作品，如张先清博士对福安地区天主教的研究。

8、术语汉译问题研究

长期以来，学界对汉译天学文献虽多有关注，但鲜有对术语汉译问题作深入探讨。其实文字本身便承载着中西文化的内容，反映出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讲，中外文化的交流是从文字对译开始的。

Deus汉译问题。中国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乃源于“译名之争”。冯天瑜的《利玛窦创译西洋术语及其引发的文化争论》总结耶稣会士翻译方法为“意译、音译并举，意译为主”，并认为天主、上帝等术语便是意译的例证。但此种意译却引发了龙华民等传教士的反对，导致嘉定会议上译名问题的争论。戚印平的《Deus的汉语译词以及相关问题的考察》侧重分析日本因素在中国译名之争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雍正江的《天崇拜传统与天主教名称的由来》则主要从中国社会的天崇拜传统考察“天主”名称之由来。玛利亚汉译称谓问题乃由Deus汉译所衍生，代国庆对玛利亚诸种汉译称谓，逐一作探讨，考其渊流，述其内涵。

科技汉译词汇。利玛窦与徐光启等人合作创译的科技词汇并没有引发太多的争论。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几何”、“地球”等词汇均由利玛窦等人所译。对于这些科技词汇的翻译过程及其文化意义，冯天瑜先生多有撰文阐释。

总的来说，天主教汉译词汇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其意义不在佛教“格义”之下。在个案研究基础之上，再来探讨天主教圣经汉译问题，这对深入了解明清汉语神学大有裨益。

9、利玛窦与其他耶稣会士传教方式差异的研究

利玛窦确立的“适应”传教策略虽基本上被在华耶稣会所继承，但由于神学观点、民族立场的差异，加之在华区域环境、人际交往的不同，其具体的传教方式也有所变更。

林中泽的《利玛窦与庞迪我关系辨析》一文认为影响利庞关系更潜在的原因是二人思想观念上的本质差异，利氏具有浓烈人文主义背景的工作方式与庞氏的传统中世纪传教模式格格不入。在《晚明中西性伦理的相遇》一书中，林先生进一步指出，利氏的性伦理思想比较宽容，其适应策略富有灵活性；庞氏则显得保守、呆板。利庞分歧的延伸和扩大，也就是后来中西礼仪之争的一方面内容。

吴莉苇在《从利玛窦和艾儒略的传教策略看晚明基督宗教与儒学对话机制的缺失》一文中，认为艾儒略对利玛窦传教方式做了某些调整，诸如从“上层路线”转为“基层路线”、注重教理讲授，在一些重大问题的论述方式上，两者也有明显的差异，包括天主的性质、敬事天主、性善性恶说、灵魂的性质、是否传扬神迹等。作者认为艾儒略的天主教本位主义较利玛窦更为突出。

10、有关利玛窦日常生活的相关研究

利玛窦个人的生活，诸如在华期间生活来源、费用支出、饮食衣着、语言学习、访亲待友、信息传递、书籍刊刻、宗教崇拜等问题也成为学者热衷的话题，对此进行严肃的学术探讨不仅可以深入了解利玛窦其人，而且对于认识明季社会以及当时的中西交流也有裨益。

利玛窦宣扬的天主教虽属精神领域，但也要有足够的物质支持，而学界对此鲜有深入研究。其实明季之人已对传教士的生活来源充满好奇，以致多有认为他们精通黄白之术。对此进行考察的是汤开建先生，在《明清之际中国天主教会传教经费之来源》一文中，作者详列了传教士经费来源的四条渠道：教会宗主国及教廷的资助；澳门各界及国内教友的支持；中国政府的赏赐与传教士的俸禄；借贷收租，参与经贸活动。对于传教经费支出、分配问题，章文钦先生以吴渔山嘉定传教期间的账簿为依据，具体考察了当时教会经济活动，并对江南地区的经济状况多有阐发。

对于利玛窦等传教士研习汉语的问题，张西平的《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李向玉的《汉学家的摇篮：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以及肖应云的博士论文《明清西方传教士的汉语学习与文化交流(1582－1795)》(暨南大学，2010年)等均作了不同程度的研究。

综上所述，30多年来中国学界对利玛窦的研究走过了一条并不平凡的道路，从无到有，乃至今日蔚为大观。利玛窦辞世距今整整四百周年，而今日中国学人对利玛窦的关注热情比之明人士大夫有过之而无不及。受中国人如此长久关注的域外之人恐怕并不多见，这其实揭示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凡是真正尊重中华文明、真诚对待中国人、真心地沟通中西文化的人，中国人均会师友相待，心怀感激。

(责任编辑袁朝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