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轩

城市化进程是人类进步必然要经过的过程，是人类社会结构变革中的一个重要线索，经过了城市化，标志着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只有经过城市化的洗礼之后，人类才能迈向更为辉煌的时代。可是，我国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城市化水平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已经成为制约我国三次产业结构优化及其持续、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目前，至少还要发展4亿农民工进城才能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因为城市化是解决我国当前“扩大内需、提高农民收入”问题的根本手段，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实施积极的城市化发展战略，既是城市化发展本身客观规律的需要（我国已进入30%-70%的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又是我国工业化由初期阶段进入中期阶段的根本要求，而且还是在相对过剩的“买方市场”的条件下，寻求实现扩大内需的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必要条件和前提。

一言以蔽之，未来我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推手之一，还掌握在城市化进程速度手中。

工业文明的发展促进了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也在推动着工业化的发展。城市一方面是创造人类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核心，另一方面也是改变生态格局、大量消耗资源能源、导致温室效应等问题最为严重的地方。据联合国提供的数据显示，地球上的城市仅占陆地面积的2%，城市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50%，却创造了全球财富的80%，同时排放了全球80%的污染物。俗话说：好事多磨。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自城市出现之初，各种“城市病”也相伴而生。

如今在我国城市化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地遭遇了某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过度城市化”现象，产生了一系列被称为“城市病”的矛盾和问题。随着我国城市规模的日益扩大，现代大中城市普遍存在的人口增多、用水用电紧张、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等等社会问题，以及由上述问题引起的城市人群易患的身心疾病。而这些问题和矛盾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市的发展，加剧了城市政府的负担，使城市政府陷入了两难困境。

由此可见，仅仅看到城市化所带来的丰硕成果而赞叹不已、振臂高呼是远远不够的，城市化过程并不一定是一曲美妙的乐章，像很多进步一样，城市化过程中也夹杂着许多不和谐之音。由于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与城市的规模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促使决策者不得不试图通过分流流向大城市的人口来限制大城市的发展，以解决城市的“城市病”。当然只说“恶化”则难免有些危言耸听的嫌疑。但不可避免、不可逆转，不代表不可改善。只不过，病症亟需寻方，历史可以为镜。

在“二战”之后，国外就有案例通过限制城市规模，来缓解或至少部分地解决城市问题，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为城市居民提供良好的环境、优质的服务和有效率的设施。卫星城就是这一倡议下的产物。其核心宗旨是：希望通过在中心城市周围发展卫星城，以此截流流向中心城市的人口，控制中心城市人口规模的增长；或将中心城市的一些经济职能(特别是工业职能)转移到新建的卫星城。卫星城的发展战略有其先天优势，因而卫星城发展在20世纪得到实践者、官员和城市管理者的响应，并在一些城市得到实施。

卫星城的先天优势

一是控制中心城市发展，促进“离心”发展。如韩国的卫星城发展战略，间接地促进了几个最大城市的离心发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在1981到1996年间，首尔中央商务区的人口比重从6.1%降到3.2%，一环内人口比重从43.4%降到26.1%。同时，二环内人口比重从50.5%上升到70.7%。从就业来看，工业卫星城的建立在减缓首尔就业压力方面是很成功的。在1981—1990年期间，传统的韩国工业城市首尔、釜山、大丘其就业增长速度比全国平均72%的就业增长速度要低20个百分点。与此相反的是，首尔卫星港口城市仁川同时期内的就业增长速度为106%。

二是促进公交导向的城市发展模式。如新加坡，它的公共交通系统使得人们对公共交通的利用强度很高，74%的居民通过公共交通线路去上班。Tampines是新加坡依靠铁路提供交通服务的城市之一，它不仅在MRT而且在公共汽车换乘服务方面都有独到之处。进一步，这个城市包括了新加坡发展银行、各种娱乐和商业机构的就业机会。正如Cervero所言，“所有的住房都在到居住区中心十分钟的步行距离内，到学校、公园、娱乐中心通常只需要搭乘一小段公共交通”。

三是为内城居民提供另一个居住选择，从而可以提高生活质量。经济学理论论述，更多的选择可以提高消费者的福利水准。由于新加坡提供了廉价、方便和有效率的公共交通，卫星城里的住房无疑为城市居民提供了相对高质量和可支付得起的住房消费，从而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从这点上讲，新加坡是成功的。

学习国外卫星城发展史，可知卫星城存在以下几种形态：一是城市的延伸。为缓解中心城市的人口及环境压力，在周围形成的卫星城，如伦敦的“睡城”；二是由于城市功能的划分形成的卫星城。一个城市容不下太多的功能，于是分化部分功能形成城市，如英国的剑桥，就是一个以科研为主的卫星城；三是城市产业转移，带动卫星城的发展，中心城市与卫星城有产业链的关联，如上海和昆山市；四是新增长空间拓展型，如广州的南沙。

卫星城的主要问题

不过，卫星城也并非十全十美的产物。那么，卫星城所面临问题不得不在建城之前科学论证一番。据国际经验和实证研究表明，有些卫星城的发展带来的问题及其相应的成本可能远远超过所带来的积极效益。主要问题有四大方面：

一是卫星城分散或截流人口的效果不佳。如埃及开罗卫星城远远没有实现其预定的目标。如Ramadan的目标人口为500000，而实际人口仅为47839(1996)。Al-Badr的目标为250000人，而实际人口却为区区的248人。另据新孟买发展项目实施30年后进行的定性和定量分析证明，新城的发展是相当不成功的。比如，没有使人信服的证据显示新孟买的新城发展降低了大孟买都市的人口增长速度。事实上，在新孟买79000个家庭中，只有15.6%居民没有在旧城住过而直接迁入新城。

二是就业—居住不平衡。韩国首尔的就业密度显示，在距离中央商务区15-30km范围内的就业增长速度很快，而人口在距离中央商务区30-50km的范围内激增。这说明居住地和就业地空间上是不一致的。埃及开罗卫星城的就业与居住不平衡现象更突出。这些卫星城内的企业不得不每天早晚接送工人从开罗到卫星城上下班。

三是高交通(通勤)成本。这点与以上讨论的问题密切相关。就业与居住的空间分离必然意味着高的交通通勤成本和交通拥挤。这一点不难理解，在此不作赘述。

四是有些卫星城是低可持续发展的。卫星城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这是因为：(1)卫星城市远离知识和技术聚集和创新地(中心城市)，面临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市场经济竞争的压力时，卫星城的工业与中心城市的空间分离是一个不利的因素——其无法享受中心城市提供的服务和供给功能(如韩国的首尔)；(2)空间与中心城市的聚集优势分离不利于卫星城吸引资本密集的行业(如韩国的首尔)；(3)规模不大所带来的有限的聚集效益、文化单一、有限的持续公共投资等原因，使维持卫星城面临可持续发展困难不少。

当然，卫星城发展还带来如城市蔓延、社会不公平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及其相应的成本促使我们对卫星城发展战略反思，如何才能避免卫星城发展的问题，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优势。因此只要决策者明白，人是城市的主体，是城市化的出发点和归宿。在未来城市化的进程中，首先确立以人为本的思想，真正地解决择业、医保、土地政策、户籍政策和社会保障体制等问题。

其实，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出现过这样和那样的问题，而且未来的城市化进程中还将要出现很多问题。城市管理者只要坚持城市化本身从促进人们的生产方式、改善人们的生产方式、提升人们的价值观念出发，以此来监督和指导管理的工作；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因为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才是城市化的长久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