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作家 个体因素 杂文创作 题材 艺术风格

摘 要: 作者以广泛而具体的杂文阅读为基础,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杂文作家的个体因素对其杂文创作的影响,并指出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杂文的题材和艺术风格两个方面。

俗话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人的个性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个性指人的精神性特征,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性格;广义的个性除了人的性格之外,还包括人物的生活经历、职业、个人特长,换句话说,就是人的全部个体独特性。我在本文中特地将广义的个性命名为个体因素。

杂文是一种用艺术的方式说理的文学体裁,从表面上看,它似乎与人的个体因素关系不大。其实不然,它是杂文作家个人风格形成的主要原因。

职业关系杂文作家的题材选择

在作家的个体因素中,职业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人的职业本质上是一种工作方式,职业不同,我们接触到的人与物也有很大的区别。这些年,我阅读了大量的杂文,对两个作者群印象特别深,一是教师,一是媒体人。教师这个职业流动性相对较小,工作地点比较固定,与社会其他行业打交道的机会不是很多,然而,由于这个职业特有的专业性,它也把相当一部分其他行业的杂文写作者排除在某些教育问题之外。这几年,教育界的杂文作家在自己的“领地”里多有斩获,写了大批非常精彩的教育杂文。江苏教师王淦生《尽可能还原语文课本的本来面目》(《中国青年报》,2006.9.29)从一些中学语文教材随意删节入选文章谈起,批判了虚假的完美,提出我们应该相信学生的鉴赏能力、审美能力和政治上的分析能力这个问题。长沙教师周彪《把“年终奖”也拿出来晒晒》(《中国青年报》,2007.7.27)由对教师寒酸的年终奖的议论引出社会分配不公的话题,建议让各个行业的收入充分阳光化;他的《我们的教育何时能走出“杜威迷雾”》(《杂文月刊》,2008.9)从安徽长丰吴店中学一名姓杨的老师在课堂上对学生的打架行为坐视不管,终于导致悲剧,谈到有关领导在教师与学生出现矛盾时,板子总是打向老师一方,师道尊严扫地无存,老师不敢管、管不了成了一种无奈选择,希望反思“杜威模式”,重建合理的教育秩序。这样的杂文对教育圈外的人了解教育的“内幕”大有好处。写教育杂文十分出彩的教师作家还很多,比如魏剑美、吴非等等。

再说媒体人的杂文。编辑、记者接触的社会生活面非常广,他们对各个行当的事情都有一定的了解,什么领域的东西都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由于职业的缘故,他们新闻敏感性强,其杂文写的往往是最新的时事,甚至是焦点、热点。《潇湘晨报》编辑杨耕身的《修个笼子关住城管之虎》(《重庆时报》,2008.1.9)以湖北省天门市水利建筑公司总经理魏文华用手机拍摄城管队员殴打群众,最后被城管队员殴打致死为由头,呼吁必须用体制和政策严格制约城管的权力;他的《这三分钟,是什么让我们泪流满面》(《东方早报》,2008.5.20)从汶川地震第一个全国哀悼日自己与家人的哀悼活动写起,指出设立全国哀悼日对社会的意义:表达对生命的尊重,从苦难中吸取力量。《中国青年报》编辑、记者曹林的《北大历史系会不会以王益为耻》(东方网2008.6.25)通过北大历史系某些领导对临震逃跑的范美忠和沦为贪官的王益态度上的天壤之别,提出大学“要厚道些,不要太功利和太势利了”的看法;他的《谁是奥运会上最有权力的人》(《中国青年报》,2008.8.15)颠覆一般人的常识,指出北京奥运会最有权力的不是国际奥委会主席,也不是中国和北京市的领导、优秀运动员、杰出导演,而是奥运赞助商和电视转播商,他们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决定着人们怎么看奥运、看到什么样的奥运和从奥运中获得何种价值。

文学(学术)阅历锻造杂文的艺术品格

杂文作家的文学(学术)经历也会对杂文创作产生显著的影响。如果说杂文作家的职业主要影响杂文的题材的话,那么,杂文作家的文学(学术)经历则非常明显地影响着作品的艺术风格。

韩少功是中国杰出的小说家、散文家,著有《飞过蓝天》、《诱惑》、《爸爸爸》、《马桥辞典》、《暗示》、《面对神秘而空阔的世界》、《心想》、《山南水北》等几十部小说、散文集,曾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等大奖。因为专注于小说、散文创作,韩少功的杂文数量并不多,但其杂文质量非常高,明显体现小说家的特点:在讲究思想深度的同时,非常关注细节。《强奸的学术》(《青年文学》1997.11)先假设了一个场景:某公共场所发生一起强奸案,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本来把强奸者法办就是,没有什么可研究的。然而,偏有一些致力于话语争霸的人要颠覆常识,用“动机免罪”、“主流抵过”等等理由,替有罪的人辩解。作家通过丰富的细节,揭示了某些学人的“学问”真面目。

邵燕祥是当代著名的诗人,出版过《歌唱北京城》、《到远方去》、《献给历史的情歌》、《在远方》、《如花怒放》、《迟开的花》等多部诗集,他的诗歌代表作《中国的道路呼唤着汽车》、《中国的汽车呼唤着高速公路》曾在读者中产生过巨大的反响。迈入老年后,邵燕祥先生把精力主要放到了杂文创作上,而且成就卓著。作为诗人,邵燕祥非常注意杂文的文学性,他的作品思路开阔、结构婉转,读来饶有趣味。《以言治罪的文字狱似乎已成历史》(《南方周末》,2006.10.26)先写重庆彭水市民秦中飞因短信发送打油诗被捕触动了自己的远期记忆。接着写白族老歌手张明德因演唱《泥鳅调》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文革”后又长期不得平反,自己感到不平,1980年春写了一首《续“泥鳅调”》发表在《边疆文艺》,云南剑川县的当权者大有兴师问罪的架势,中间笔锋一转,写到自己在“反右”和“文革”中遭遇的迫害和最终得到平反。最后又回到秦中飞事件,指出历史在局部地区出现倒退,个别地方又是以言、以诗治罪,这种行为不得人心,注定会在现实中失败。《还有多少空置地在扯皮》(《南方周末》,2007.9.3)从北京有关部门准备公示市民“家门口”的规划说起,然后说到城区还有大片空地没有“上图”,围绕这片空地,教育、工业等各个政府部门互不相让,使空地搁置达二十年之久。小区居民看着着急,会同办事处、房地产开发商达成临时口头协议,以空地建一地下停车场,地面的三分之二辟为绿地,三分之一建少量附属建筑。正当事情有点转机的时候,一位副市长来这里“调研”,身为政协委员的某居民想上前向他说几句话,反映一下业主们的意见,不料被层层护拥的警卫拦阻。作者强烈呼吁某些政府官员倾听民声、尊重民众权益。

著名的历史学教授朱学勤,也是一位享誉全国的思想者,著有《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比尔》、《书斋里的革命》、《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被批评与被遗忘的》等多部专著。他的杂文除了思想前卫、深刻之外,材料翔实、学识渊博。《我们该如何纪念南京大屠杀》(中国经济网,2007.12.14)首先端出观点:中国的抗日战争在国际上没有得到必要的尊重。他说自己利用在美国短暂访问的机会,关注过他们通用的二战史地图。中国本土战场在那一类地图中几乎是一片空白,不要说南京大屠杀,即使如淞沪战役这样双方投入上百万军队的大规模决战,也找不到相应标记。说明造成这个现状是有客观原因的,亦有我们自身的原因。文章主要剖析自身的原因:数据随意,忽上忽下;价值观紊乱,随政治气候变动而变动;制度落差,制约民意。在论述中,作家时而美国、日本,时而现代、古代,非一般写作者所能为。《想起了鲁迅、胡适与钱穆》(《作品》,1996.1)针对我们过去对某些学人的过度批判,提出鲁迅的社会批判、胡适的自由思想、钱穆的严谨学业,应该成为我们向学生介绍30年代知识分子的三种主要形象,文章立论严谨,史料丰富。

个体因素主要靠杂文作家选材、构思的艺术惯性体现

作家个体因素影响杂文创作存在一个“特殊”与“一般”的问题。职业关系与杂文作家的题材选择,这个是就一般情形立论的,不排除少数例外的情况。教师固然可以写出很漂亮的“非常识”的教育杂文,有的人自己虽然不是教师,但其父母、兄妹、配偶、亲戚等是教师,而且他又特别关心教育问题,也有可能写出有个性的教育杂文。媒体人写杂文取材当然广,但生活中许多职业同样需要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如公务员、律师,这些人去写杂文,也一样可能题材广泛,有时也会注意焦点、热点。我们说作家的文学(学术)经历影响其写作的形式,也是就其整体而言的,你不能因此说,非诗人的杂文一定不会讲究结构,非小说家的杂文绝对没有细节,非学者的杂文肯定知识贫乏,事实上,一个人只要希望加强杂文的文学色彩,他完全可以有意识地将上述元素融进自己的作品中。只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其他职业的人去写教育题材杂文,非媒体人写杂文想脱离职业本身的色彩、追求广泛的内容,没有文学(学术)经历的人去写文学性、知识性强的杂文,只会是偶然的行为,不会像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些杂文家一样持久、稳定。原因很简单,职业偏好或长期的文学(学术)经历会在我们的头脑中形成一种类似于条件反射的东西,让你在选材、构思、写作时不自觉地受到其“干扰”,从而形成某种艺术惯性。所谓作家的个体因素就是从这种艺术惯性中体现出来的。

作家的个体因素对杂文创作的意义毋庸置疑。任何文学都忌讳千人一面,如果每一个杂文作家写的文章都是一样的题材、一样的表达方式、一样的韵味,杂文就会失去读者。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作家的个体因素对杂文创作的影响,对繁荣21世纪的杂文创作意义非同小可。

作者简介:游宇明,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吕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