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 河

说起李特特,总觉得这个名字有点“特””。翻开她的履历,才知道,她的人生更是“特”:

在中国老一辈革命家的后代中,李特特的经历就像她的名字一样,颇为特殊。她的父亲李富春曾经是国务院副总理;母亲蔡畅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舅舅是鼎鼎大名的中共早期革命领导人蔡和森;舅母是我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中共最早的女党员—向警予。从小成长在这样一个“革命世家”,李特特自然有着非同寻常的人生。

她从小生活在白色恐怖之中,与自己的父母聚少离多。她14岁到苏联,参加过卫国战争。29岁回国。她去过北大荒,在那里留下青春的足迹。退休后致力于扶贫事业,一直至今。

纪念特殊的生命,

为女儿取名“特特”

李特特外婆葛健豪(本刊2002年第1期《“三寸金莲”的奇特足迹》曾有介绍)是一个不凡的人。她16岁结婚,生了三儿两女。50岁时卖掉了娘家陪送的嫁妆,凑足学费和儿女们一起走进省城学堂,之后又一起去法国留学,成了中国第一个赴欧留学的小脚老太太。

在法国留学期间,在一次留法学生聚会中,李富春对手捧传单的蔡畅一见钟情,毫不犹豫地提出要送蔡畅回家。蔡畅的母亲葛健豪老太太也很喜欢这个朴实的小同乡,请他吃家乡辣子拌面。还有一次,在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馆门前,蔡和森和周恩来、向警予等带领同学们示威,追讨留法学生的生活费。没想却招来法国巡警镇压,李富春为救蔡畅被巡警打倒在地,蔡畅也对这位小同乡产生了仰慕之情。终于,两人结为革命伴侣。

1923年蔡畅怀孕了,她很喜欢孩子,但害怕环境会有不测。考虑再三,蔡畅决定做人工流产。可是法国禁止堕胎。母亲葛健豪却喜出望外,宁愿放弃工作也要抚养外孙。在母亲和李富春极力劝阻下,孩子终于生下来了,葛健豪给她起名“特特”。那时在法国,葛健豪发音不准确,就写了两个T,再加上她父亲的姓,就成了李特特了。蔡畅两口子也觉得女儿是在特殊条件下出世的,于是同意起名“特特”。

见证卫国战争,

她成了“马克西姆机关枪手”

1938年底,李特特和部分中共领导人子女一道,从战火纷飞的中国,被送往当时尚未卷入战争的苏联,并于1940年进入莫斯科远郊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国际儿童院是苏联1933年创办的专门抚养和教育各国共产党人和烈士后代的学校。

1941年,当苏联招募儿童院的大孩子参加军事训练作为保卫国家的后备军时,李特特立刻报了名。训练时,她和男孩们一样,每天背着二三十公斤的东西滑雪行军一百多公里,一天下来,觉得骨头要散架了。训练结束后,她获得了“马克西姆机关枪手”证书,这表明,如果有需要将被派到作战第一线去。

卫国战争的时候,李特特他们被安排在后方工作。随着前方战事吃紧,伤兵被源源不断运到后方。李特特又被安排到军医院护理伤员。

残酷的战争岁月里,李特特染上了伤寒症,连续半个多月高烧不退。幸亏治疗及时,她才脱离了危险。“是苏联人民救了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李特特说。

战后,李特特得以继续被迫中断的学业,直到1952年回国。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俄罗斯政府向当年的老战士颁发了由总统叶利钦亲笔签名的纪念奖章,李特特是18名中国获奖章者之一。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在北大荒一干就是四年

1952年李特特从苏联季米里亚捷农学院毕业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

当她选择职业时,母亲对她说:“你不了解中国的情况,要到下面锻炼锻炼,一是了解中国国情,了解中国群众;二是去下面锻炼,你要知道中国需要什么。”

于是,她就去了北京华北农业研究所工作。两年后,当获悉国务院决定建设由苏联援助的大型谷物农场时,她立即申请参加这一令人神往的事业。在得到家人的支持后,不顾家人把婴儿留京抚养的劝说,硬是带着刚满三个月的婴儿,来到了北大荒正在筹建中的友谊农场。

那时,儿子没有奶吃,也没什么可替代的,她就把黑馒头切成片,烤干了再碾成粉末冲水喝。儿子整夜地哭,她就整夜地坐着赶蚊子。后来,孩子又得了阿米巴痢疾,没有医疗条件,她硬是用土方子治好了儿子的病。

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李特特承担了负责筹建农场试验站的任务。有关开发北大荒、建设友谊农场的艰苦工作和生活,她在回忆录里如此深情地写道:“这段美好的岁月与年轻人的热情和崇高的理想紧紧相连,是我永远不肯丢弃的一笔精神财富”。

今年已86岁的李特特1988年从中国农业科学院离休后,成为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终身理事。她的生活和工作充实紧张,写字台上放着一堆电话簿,她经常按图索骥,寻找各方面人士对扶贫工作的支持。她还把扶贫工作做到日本大使馆、德国大使馆。日本大使馆曾为中国的扶贫捐赠2000万日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