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克龙

[摘要]萧乾幼年的经历奠定了他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此后发展成为“不带地图”的文学与新闻实践观。在萧乾那里，新闻自由思想是贯穿始终的，虽然因人生的跌宕而时或隐显。萧乾将新闻自由与媒体的信誉、生存联系在一起。关于新闻记者的素养。萧乾认为，新闻记者应具有“明显的意图”即爱国心和正义感，要有人史关怀意识；要担负起“哨兵”与“侦察兵”的职责；要有多方面修养，成为“百科全书”。

[关键词]萧乾；新闻自由；记者素养；副刊编辑

[中图分类号]G21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09)05—0119—05

萧乾(1910—1999)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同时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杰出报人。他以“不带地图的旅人”(意谓摆脱各种主义、意识形态的纠扰)自况，走遍国内外，采写人生，在不算太长的新闻实践中，为现代中国新闻史留下了许多珍贵篇章。萧乾是位实干家，并不以理论见长。但是，20余年的办报生涯和作为新闻记者的丰富经验，在善于反思的萧乾那里，形成了清晰明确的新闻思想。这些新闻思想，贯穿在萧乾的新闻实践当中，散见于他的各类文字里。这是除了新闻作品之外，萧乾留给新闻史的又一笔财富。

一新闻思想的基石：新闻自由观

考察萧乾的新闻思想，我们会发现，自由主义新闻观是其一生不变的核心。萧乾毕生秉承“不带地图”的人文立场，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不带地图”宣示的“是萧乾自由主义理想的一种隐晦的表述方式。……表明其不拘理论或主义、团体或流派的羁绊，渴望个性独立的自由主义者姿态。”“地图”是一种具有双重性质的指示性事物：一方面，它可以很方便地让旅人找到目标或归宿，但同时，它又对自由的游历设定了路径限制，使游历的乐趣大为减少。“地图”是一个隐喻，是萧乾自由主义新闻观的一个具象化表征，是他新闻思想的基石。它表明了萧乾对时行的各种理论、主义的警惕与拒斥，对“独立”品格的坚守。

萧乾的自由主义新闻立场之奠基，与“五四”前夕自由民主思潮的传播有密切的联系。萧乾曾经在文章中回忆起通过歌曲《自由花》传播自由民主思潮的行动对他幼小心灵的震撼。他说，这是他“头一遭听到‘自由这个字眼。”对萧乾而言，这“不仅是音乐教育的开始，更重要的是它使我对‘自由有了向往。”自由主义思想从此在萧乾心里扎下根来。

早年有关“自由花”的启蒙奠定了萧乾一生的自由主义思想基础，而“不带地图”去采访人生，则是这种思想在萧乾的新闻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萧乾写了许多文章，对西方现代民主、自由观念进行介绍、分析、弘扬，注重个人意识和个性觉醒，张扬“自由”的价值观念，批判中国传统思想，形成了非常明确的自由主义价值立场。而在具体的新闻实践活动中，则至始至终秉持自由主义立场，不仅身体力行，还密切关注新闻自由的现实可能性。

萧乾还在一些文章中具体阐说了他的新闻自由观。在《爱·摩·福斯特》一文中，他认为，西方的民主自然有其缺陷，但起码，它能保证基于个人立场的言论及创作自由：“它至少假定个人是重要的，而且所谓有文明，是聚种种不同典型的个人而形成的。因为容许了‘不同，于是，才有言论及创作的自由。”但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得出的经验，却是统治者无所不用其极的愚民专制。基于此，萧乾努力呼吁实现宪法赋予的自由，即“指摘统治者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发表的自由。——宪法所允许的自由。”萧乾十分注重言论自由的实现。他当然知道，和其它任何自由一样，言论自由也不是绝对的。但相对自由若只是依靠某人的恩赐，那么这相对自由也实际上等于不自由。他分析了言论自由缺失的原因，意识到言论自由要靠自己去争取：“言论自由，正如任何自由，既不能由政府颁给，也不能靠国际会议的一致决定。言论的不自由，大凡不出四种原因：上面有专横的政府，下面有懦弱怕事的人民，周围呢蛮不讲理的社会，而新闻记者本身又是十分怯弱分子，而时常这种原因同时存在。”找出了问题的症结，解决的办法自然也就不言自明：改变专横的政府，激励怕事的人民，促进社会理性，鼓舞记者勇敢。这当然是十分艰巨的任务，但舍此之外，言论自由又如何实现呢?

萧乾更把新闻自由与媒体的信誉联系在一起。他说：“总觉得咱们这社会主义报纸有时缺乏点唯物主义，以致有些国外媒体都在大事报道的东西，我们可以只字不提。从长远看，这很不利，因为必然会增加国外媒体的信誉和吸引力。”“增加国外媒体的信誉和吸引力”，实际上就是降低了国内媒体的信誉和吸引力。为什么?因为“缺乏点唯物主义”，也就是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实质就是新闻自由的实现受到了阻碍。没有新闻自由，媒体的公信力和美誉度都要大打折扣，甚至威胁到媒体自身的生存。将新闻自由提高到有关媒体生存的高度来认识，这显示了萧乾对此问题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

二新闻记者的素养：明显的意图、哨兵与侦察兵、基本功、百科全书

萧乾十分注重新闻记者的素养问题，对此问题也形成了明晰的观点。首先，他认为，记者在从事报道时，应该具有“明显的意图”。在萧乾看来，“明显的意图”主要指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以及正义感等。他以自己在二战时从国外发回的大量战地通讯为例，说明记者不仅仅只是为了报道而报道，还应该担负起振奋国内民气的责任，要有一个“明显的意图”：“……写伦敦大轰炸那组特写时，我心目中有个明显的意图：那就是让那引起正挨着日机轰炸的重庆人以及广大的后方国人看到，在地球那一头的伦敦人也同样在受难。瞧，他们是多么镇定自若，用蔑视和嘲笑对待希特勒的狂轰滥炸。我还特别强调敌机来袭时，民众的纪律和秩序是关键。”萧乾强调，新闻工作与民族主义情绪、与爱国思想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新闻报道自然也是爱国之情的一种合理表现：“我在《在洋山水面前》一文中就描述了一个驻在国外的记者的心情：‘看到好的，恨不得立即把它带回去，看到不好的，就希望国内能以幸免。”

萧乾以自己的经历表明，一个记者在从事新闻报道时，是否带有这样“明显的意图”，亦即是否具有爱国心和正义感，是衡量这个记者是否合格的首要要求。他反复强调说：“干什么，怀里也得揣着一颗正直之心，改革现状之主，爱国之心。记者尤不可例外；”在纪念斯诺逝世二十周年之际，他又说：“斯诺认为一个记者绝不可光追逐热门新闻，他还必须把人类的正义事业记在心头。不能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必须有自己独立的见解观点，必须有良知和正义感。“正直之心”、“爱国之心”、“良知”、“正义感”，这些品质，永远是萧乾观察一个记者的首要标准：“如果让我主考新闻从业员，我要考的项目很多。首先自然是他的心放得正不正，对不合理的事物知不知道愤慨。”

与这些“明显的意图”相关，萧乾进一步指出，一个新闻记者应具备强烈的人文关怀意识。他以斯诺为例，说明一个

新闻记者除了是个消息的采访者外，“还必须具备一腔对同类的热情关怀”，“从斯诺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新闻记者绝不就是个热闹新闻的追逐者，对于世界事务，他绝不能作壁上观。他必须认真观察，并通过表面现象，透视到本质。他必须是侠胆义肠的，坚决站在受欺压者的一边，揭露邪恶，反对横暴。他的职务是报道，他更加神圣的职责是扶持正义，捍卫真理。”

其次，萧乾认为，记者的素养中还包括充当“哨兵”与“侦察兵”。萧乾认为，记者的作用相当于“触须”或者“雷达”，每天都要触及或感应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形形色色的人、事、物。但记者又应该超越“触须”或者“雷达”，成为“哨兵”或“侦察兵”：“新闻记者是侦察兵，也是站岗的哨兵。……好的记者，对社会的认识应该尽量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这就是说，新闻记者除了及时报道新闻事实外，还应该像哨兵或侦察兵那样，努力把事实真相全面准确地揭示出来，在保证“时间性”的前提下，把“真实性”放在首要位置。当然，萧乾也指出来，这对记者具有很大的挑战性：“新闻应新与真并重。新，需要机警，真则需要良心和胆识。想平安无事，最好不当记者。”

一个胸怀“明显的意图”具备人文关怀意识的记者，自然会乐于担当“哨兵”或“侦察兵”的角色。但在现实中，往往会有一些记者不愿充任这样的角色，或者只是充任一个不合格的“哨兵”或“侦察兵”，报喜不报忧，放弃职守。萧乾注意到了这种现象。他说：“我对新闻的写法有点意见，我们是人民的报纸，是以为人民服务为主旨的。但有时我觉得许多新闻选取的角度(所谓‘新闻眼)则往往是居高临下的。例如，报道各种灾情，有时大部分篇幅不是用在遭难情况的描述上，而是首先报道当地政府如何采取措施，以及中央如何重视。可是读者还关心——甚至首先关心的是：究竟淹死了多少人(如果是水灾)或毁坏了多少建筑(如果是地震)。另外，有时重大事故(如钻井平台的沉没或毁灭性的震级)外电已作为头号新闻报道了，而我们的报纸却无反应。”萧乾因此提出来，“新闻记者应尽力眼睛朝下。……首先着重报道受灾情况而不是把重点放在哪些中央或地方领导同志(名字一个不漏)立即前往慰问，然后才笼统地加上一句‘已作了妥善安置。”当然，作为一位饱经沧桑的“老报人”，萧乾未必不明白造成新闻记者和新闻报道缺失人文关怀的诸多复杂原因。虽然如此，萧乾仍然坚持他的“明显的意图”，坚持记者要做一个合格的“哨兵”和“侦察兵”的底线伦理。在这一点上，萧乾的自由主义新闻观仍然在顽强地发挥作用。

再次，萧乾还非常重视记者的基本功，认为这也是记者素养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萧乾认为，“新闻工作基本上是文字工作，所以对于文字、语言，更应多下些功夫”。而新闻工作本身，就是“使用文字一个极好的训练”。在新闻写作的过程中，记者能够逐渐去掉空洞的毛病，能够培养读者意识，还能提高写稿速度，养成在任何场所都能写作的习惯。在这里，萧乾强调了“在实践中提高写作能力”这一方面。但要从根本上提高写作能力，还得在平时多读经典文学名著。对于这方面的训练，萧乾结合自己的经验，也是不遗余力地大力提倡的。萧乾早年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就读时，深受斯诺主张搞新闻工作也要钻研经典文学著作思想的影响，强调记者要多读文学作品：“每逢青年记者同我谈起新闻写作问题时，我总强调：写的尽管是新闻文字，平素应多读些文学史上有定评的名著以及当代出色的作品，就像书法家观赏历代碑帖或油画家千方百计到罗马或巴黎去瞻仰绘画史上的名作一样。”

最后，萧乾认为，总的来看，记者应具备“百科全书”的素养。萧乾认为，记者这个行当门槛不高，“文字通顺，具备各种常识，也能对付。”但要作一个优秀的记者，就不那么简单了，光是“文字通顺”，有点常识，显然达不到要求：“严格说来，记者应该是一部百科全书。”“百科全书型”的记者自然能更好担负起“哨兵”和“侦察兵”的职责。那么，如何才能培养出“百科全书型”的记者呢?萧乾从新闻教育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倘若我是一家大学的新闻系主任，我就让本系必读课程最多只占四分之一。其余时间把学生撒到各系——政治、经济、外贸，甚至体育系去。因为学生毕业后，走进报社，哪一行都不难派上用场，唯独一脑子的‘新闻学原理或概论最无用武之地。”至于已在报社的记者，则可以采取定期轮换的方式来提高水平。

某种意义上而言，记者也是公众人物，也要注意自己的外在形象，具备亲和力。萧乾对此问题也曾反复致意：“外勤记者得注意衣着整洁，态度安详愉快。要有本事在片刻之间就能同陌生人熟稔起来，并赢得信任，”“做记者还要适当注意仪表，要衣着整齐。”此外，在萧乾看来，“超常的精力”、“敏捷的判断力”、“韧劲”、“刨根问底的钻劲”、“反应能力”等等，都是一个记者应具有的素质。

三副刊思想：鱼饵、论坛、阵地、摇篮

萧乾的处女作《蚕》发表在1933年9月天津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从此他与副刊结下了不解之缘：1935年7月从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后，他进入《大公报》工作，先是编一个娱乐性的副刊《小公园》，再过渡到编《文艺》。1936年起负责津沪两地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一直到1939年9月他去英国时止。1946年回国后，重新接手《文艺》，不过主要职务是撰写国际社评。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文艺版创刊，萧乾当过一阵子顾问，直到1957年被打成“右派”，从此告别副刊。

前后长达七年的报纸副刊编辑生涯，使萧乾积累了丰富的副刊编辑经验。首先他对副刊工作有个基本的定位。他认为，编副刊基本上是个服务性行业，自己的工作和职责，主要是为新人新作提供园地。因此他戏称自己的身份是“文学保姆”。

但从萧乾的副刊编辑实践来看，他的功能并不止于“保姆”。《大公报》最初的副刊《小公园》，因主编者的个人旨趣问题，休闲性太强，适合老年读者，而新文艺太少，不适合青年。萧乾接手后，在老板胡政之的大力支持下，大刀阔斧对《小公园》进行了改革，广泛联系爱好新文艺的作者，兼顾“活泼与分量”，使之跟上时代步伐，终于促成了这一副刊的现代转型，成为具有崭新面貌的《文艺》。可以说，在中国文艺副刊走向现代化的路途上，萧乾厥功至伟，具有重要意义。

萧乾的副刊编辑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1明确副刊定位，注重副刊导向。作为文艺副刊的编辑，萧乾给自己定位为“文学保姆”。对副刊本身，他则认为，副刊不仅是“一块钓青年读者的鱼饵”，同时，“对青年作者来说，它毕竟还是块发表作品的园地；对整个文艺界来说，它也不失为一个文坛，一个不容轻易放弃的阵地”。萧乾特别注重副刊的“阵地”作用，注重对青年作者的培养。他认为，自“五四”以来，副刊就一直充当着文艺摇篮的作用，许多作家都是从副刊起步，从无名到有名，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副刊担当了可贵的“桥梁作用”，“是

这一过程的起点”。副刊编者应具有“侠义气魄”，要满腔热忱扶持青年作者，多发他们的作品，不要光图省事，眼光只盯着名家作品：“自然，发名家作品时，文责自负，省事多了，而发无名作者的文章时，有时难免还得加工，费事多了。可这么一来，报纸副刊就失去了文艺摇篮的作用，当然它也就失去了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萧乾还提出，副刊也存在“导向”问题。当然，这种“导向”并非趋奉某个利益集团或党派意识形态，而是为了突出副刊特色，有意对作者加以引导。他说：“编副刊也有所谓导向。但那绝不意味着告诉作者们该怎样去写。那永远是无从导起的。然而编者只要顺着潮流，而不是逆着它，总可以通过版面(例如征稿或预告)鼓励某方面的文稿向你涌来”。比如在报纸上“预告”，萧乾就认为是开拓稿源的一种极有效的好办法，因为“它让写者放心，让读者有所指望，也使投稿者知所适从”。萧乾最初接手《小公园》的时候，来稿千差万别，质量参差不齐，萧乾就在一封《致文艺生产者》的公开信中，公布了自己的用稿标准。此后，又强调了文章须注意艺术性：“文艺与新闻显然不同，把各地通讯稿投到《小公园》来可走错了门。当一个地方通讯员讯问一座名塔时，他不可把塔的石阶的石登数记错。但对一个文艺生产者，在这上面他撒点合理的谎不要紧。重要的是记下他的印象。更重要的是如何将塔的印象与生活另外的片段联合起来，选择、剪裁、编排，使它成为一完整的独立经验。为了实现这个艺术的意图，不必斤斤于外形的准确。”经过萧乾的一番合理“引导”，来稿的质量果然明显地提高了。

2副刊要开门办报，不可自外于社会

萧乾编辑副刊，有一个极具创意的经验，那就是开门办报，邀请社外专家或学会共同主持学术副刊。当时《大公报》有十一种由社会上的专家学者主持的学术副刊，如画家司徒乔主编的《艺术》、哲学家张申府主编的《哲学》、地理学家张其昀主编的《史地》等，此外还有由教授们执笔的《星期论文》。《大公报》这种开放式的副刊编辑思路和方式，一方面可节约报社和经营成本，另一方面可提高报纸品位，“加重报纸的分量”，“在知识界十分叫座”。此外为因应形势，还不时推出“特刊”、“选刊”、“特辑”等形式。为了增加副刊分量，还尝试在副刊上登载学术论文，如沈从文的《穆时英论》等。1936年，更组织了一次“大公报文艺奖金”评选活动，进一步扩大了报纸的影响。

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密和专业化，《大公报》这种开放式办报的做法并没有得到继承。萧乾对此表示十分遗憾：“如今，报社与大学已截然成为两家，我总觉得十分遗憾。”他觉得，今天的报纸很少同当地大学或学术单位合作，使得报纸的学术气氛十分稀薄：“为什么不请国际研究所办个介绍国际知识的副刊，或者请故宫专家主持个论述国际珍宝的副刊?至于地理、经济、考古等都可为新闻提供背景资料，既可扩大读者的视野，普及一下高深的学术，自然也会提高报纸的分量档次，这类文章有时偶尔在《光明日报》上还能看到。”

在报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萧乾对开门办报传统的旧话重提，值得每一个报人的认真对待。

3副刊编辑的工作态度与方法

萧乾在具体的副刊编辑工作中，也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态度与方法，值得效法。

首先，萧乾认为，副刊编辑应有为作者着想的意识。这从他建议报社把副刊印些单张出来分赠作者的态度可以看出。所谓单张，就是指印完大报后，把副刊的字盘挪到小机器上，单独地印若干份。这样一来，既可免去作者订整份大报之苦，又可节省邮费，效果也更好。萧乾从1935年进入《大公报》后，每期的《文艺》，《大公报》都会为他单独印一些单张，同时还印制收件人姓名、住址等相关信息，萧乾再把它们寄给相关人就行了，这样也能够维系刊物的稿源。这种单张，据说还曾在陕北或敌后流传过。为作者着想，还要勇于维护作者的经济利益。因为当时的职业作家都靠稿费生活，别无收入，所以不可马虎。有时报馆在计算稿费时出现差错，萧乾总是站在作者一边，据理力争。后来稿费就索性由他来开，一律照原稿计算。萧乾并且还坚持新老作家在稿酬上完全一致的原则，力求公正。对于个别编辑以代领的名义侵吞作者稿费的事情，萧乾十分反感。所以从一开始，他就公开声明，概不代领。

其次，萧乾认为，副刊编辑要有会计的本事。这就是说，对每日来稿，要及时逐件登记，以免被动。“稿件是刊物的家底。对它越清楚，工作就越主动”。萧乾当时准备了三种登记册：一是按姓名的罗马拼音排列的作家住址簿，二是稿件登记簿，三是按文体和栏目类别登记稿件的登记簿。依靠这种方法，萧乾不但出色地完成编辑任务，还能腾出时间去各地采访。

第三，萧乾反对编辑利用公共资源谋取私利。副刊编辑有近水楼台之便，可在自己负责的版面上发表本人文章。但萧乾反对这种做法。在编《文艺》之前，他的文章大多发表在《文艺》上，但自从成为它的编者之后，他的文章就很少在上面露面了。这样一来。即使有作者的稿子被压，也不会对编辑有怨言了。

第四，组织书评稿，应力避吹捧之风。萧乾组织书评稿，有个原则，就是“评我本人以及沈从文、巴金和靳以(当时刊物的三位主要支持者)作品的，一概不登。”而且为了公正客观。“不想用作者或出版者的赠书来搞书评。……所有书都是我去四马路书店一本本地挑。抱回来，分别寄给评者的。”萧乾的作法在有些人看来，也许不无迂阔，但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却正是一个优秀编辑应该具有的职业操守。

最后，萧乾还认为，做一个副刊编辑。亲和坦荡等品质，也是必不可少的：“必须亲切和蔼，有眼力劲儿，手脚麻利，还得笃实可靠。”应该说，萧乾以出色的编辑业绩，践行了他自己提出来的这些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