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读邢海珍先生的《中国新诗三剑客》,洋洋四十余万言,自有其厚重的文化含量。对于虽惯于手不释卷但读书向来没有“速度”的我,这次竟是一鼓作气地读完。以当代新诗主流代表人物为评论主角的这部书,集中赏评了目前居住在东北的沈阳和哈尔滨的三位在中国诗歌界鼎鼎有名的诗人:李松涛、王鸣久、马合省,研究了他们的主要成长历程、诗人之路、代表作品和在诗歌界的历史地位与现实地位,展示了中国诗坛的发展风貌。应该说,这是一部难得的诗歌文化新著,难得之处在于其独具慧眼的选材、不乏大气的架构、个性鲜明的理论观点,都是令人称道的。特别是,在通读和反复玩味中,让我们进一步反思中国诗歌史,审视当前社会背景下文学乃至文化的身份处境,当然更直接的还是可以深深体会“三剑客”作为一种现实存在,所具有的不可低估的社会文化意义。

意义之一:传统坚守与经典抒情——纠正当代诗歌的文化位置

在当代文学史上,诗歌曾经不止一次地辉煌过。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中期这个时段,正是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文坛空前活跃的时期,以朦胧诗为代表的中国新诗经过地下诗歌的长时间孕育,终于如火山岩浆喷发而出,铸造了夺目的诗坛风景。以北岛、芒克、舒婷、多多、顾城、食指、江河、杨炼、梁小斌、严力等一大批青年诗人为代表的新崛起的诗群,以充满鲜活的现代意识取得了傲人的历史功绩及艺术成就,标示着中国新诗传统历经波折与世界接轨并逐渐接近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正途。后来,随着第三代、新生代等“后朦胧”诗群的出现,虽然也涌现了“北大三大诗人”等诗歌代表群体,但总体来说是奉行“非崇高”和“非优美”的原则,开始有意识地脱离生活现实和专注归宿的人本主义英雄主义价值观,习惯于纯粹的生命体验和潜意识,绝大部分堕入了无聊、无病呻吟的怪圈,以至在上个世纪90年代竟有为数不少的新生代诗人相继追随海子而去,走上不归路。

上世纪90年代以来,诗在哪里?21世纪以来,文学在哪里?市场化大潮中,诗人在哪里?这些都是现实存在的疑问。正如邢海珍在评论中指出的那样,“在当今市场化对文学有所遮蔽的现实中,许多诗人对时代使命和社会责任给予最大限度的疏离,诗歌出现了一种‘孤闭和‘失血的危机,有许多无关社会和人生的东西恣意泛滥,让读者失落乃至失望。”曾经开创“西部诗歌”的著名诗人昌耀,生前因为长期遭受纯文学被冷落、诗歌出书难的尴尬,于是特立独行地发表了《诗人只有自己起来救自己》的广告式“宣言”,引发了人们对当代诗人生存状态、生活质量、以至诗歌和诗人在社会中未来地位的广泛而强烈的关注与议论。在物欲横流、文化艺术特别是纯文学走向边缘化的历史进程当中,“三剑客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对于边缘化的时代是一种重要的提醒”。邢海珍认为,“一个诗人可以在多元化的发展中有自己的选择,但是一个时代的诗歌却应时刻反思历史、提升现实、强化时代的进步性,关注人类的发展和文化、文明的进程,关心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一个优秀的诗人永远站在人性和人情的深度里成长,坚守忧患的情怀,坚持批判的立场,这是不容放弃的道义担当,这是诗歌与诗人存在的重要理由”。事实确是这样,我们不是反对创作风格多样取向多元,不是不尊重各种开放性文学实验,不是不接受后现代主义观念主体的抒情表达,不是不讲求诗歌内涵的前卫性技巧,但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像“三剑客”这样的坚守人文传统,以独特个性体验抒写集体感受情怀,把现代的诗歌技巧与具有民族风格的经典创作较好结合的诗创阵容,以此让人们看到、感受到当代诗歌的现实存在,以此对抗商品大潮和物质世界对文学和诗歌的冲击、挤压、排斥、敲打和剥夺。

成名很早的李松涛,《第一缕炊烟》香飘遐迩。这位军旅诗人的难得之处在于,他不是满足于已有的诗名,不是满足于行伍的行吟,而是在即将迈进20世纪90年代门槛之时就推出了长诗《无倦沧桑》,整部诗集以“水浒一日游”为脉络,把诗人的现代意识熔铸于历史画页之中,真是上下几千年,纵横八万里,通过深刻的思辨,传达一位现代诗人的理性思考,使诗歌具有了不可忽视的政治意义。正像诗人赵恺体会的“中国诗人的血性不会消亡。中国诗歌不会卑微屈辱地低下思想的头颅。”对经典文化,对现实人类生存环境,对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黄河子孙及生民民俗,李松涛都倾注了太多的心血和痴情,始终使自己的诗歌不乏的《苍茫九歌》和马合省的《老墙》等代表作品,都是“迸发响亮音色的思想交响和灵魂之书”,“作为高贵精神和艺术尊严的象征”,始终“不失去关注人生现实的用世精神,永远不能让思考的力量缺位”。用邢海珍的话说就是“站在物质之外、时尚之外和流行话语之外,就是情系时代血肉,坚守时代的精神品质”。看来,只有关怀人类的大命运、世界的大走势、人生的大诗意的诗歌,才算得上好诗歌,才能确立自身的文化位置,赢得时代和历史的认可,才可能成为历久弥新的传世经典。

意义之二:诗风推演与力作涌现——标示优秀诗歌的历史时段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一部文学史就是一部风格演变史,也是一部文学思潮发展史和精英力作辉煌史。因此,研究当代诗歌,必得以名诗人为点,以诗歌思潮为线,以大的流派和风格化群体为面,以诗歌文化背景和文化研究为体。但还有一个贯穿的东西,就是不时出现的精品力作。精品力作是作家的耕耘硕果,是文艺思潮的载体,是文学流派的开山奠基之作,也是文学研究的重中之重。中国新诗三剑客,之所以能够在时代深处“三剑并立”,邢海珍在大著中归结为“共同的出生年代、共同的乡村背景、共同的军旅生涯、共同的创作走向”几个方面,这是很有道理的。正是有李松涛、王鸣久、马合省的一身阳刚,三剑并举,没有约定却似终生约定,注目于白山黑水之间,行走于大野苍茫之地,呼啸在人心不古之时,“在这方黑土地上完成了一次醒目的精神集结,也为中国新诗打造了一个新现实主义的标高”。三剑客的诗创里程,特别是其凝注心血锻造的一只只黄钟大吕,恰似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一座座里程碑,成为诗史上的节点性提示,表明中国新诗一步步继往开来的前行足迹。

进入20世纪90年代,诗坛的平静和诗人的寂寞,考验着每一个缪斯之神的宠儿。一方面是颂歌时代的渐行渐远,一方面是心灵低语的多方合奏,人们期待诗坛留住更多的“美声”和“民族气派”,担忧“举目歌坛一片俗”。作为本书中的三剑客,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融诗歌的现代技巧于传统之中,立足于民族化、本土化、经典化的生长视野,快速与时代接轨,从而促成了诗风的转变和诗歌的新生。像李松涛,在我心目中他曾经是轻松流畅、韵致潇洒的“抒情诗人”,他的获奖组诗《我的名字叫:兵》,当年通过广播电台播出的效果至今仍在耳畔。作为诗人求新求变的《忧患交响曲》,寄寓着诗人十足的个性精神,邢海珍评价其中的《无倦沧桑》“是中国新诗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长诗之一……构成了中国新时期以来长诗的绚烂风景,具有深刻的建设性意义”。无疑,其建设性正在于这部“大诗”的内容架构,在于诗歌风格的一种自我超越。《黄之河》从诗的题目上看就是一次大胆的创新,就是一次中华文化的拆解,内部设十二章三十六首诗,包括十二处自然景观、十二位历史人物、十二个民间节日。而且是跨文体建制,两首分行的新诗中间夹一篇散文诗。难怪诗人自己也说:“对于一部长作而言,结构乃生死攸关的要事……晨昏命笔,呕心沥血,亦苦亦乐。”诗人甚至把它作为送给自己50岁的生日礼物。可见这部获得中国最高诗歌奖“艾青诗歌奖”的作品,在诗人创作里程中的重量。诗人赵恺说得好:“有为数极少的松涛一般清醒、坚定、筚路蓝缕的坚守者和开拓者,新诗有望!”王鸣久的诗歌早期清新明快,文字技巧娴熟,艺术感受灵敏,风格抒情健爽,这有诗集《我是一片橄榄叶》为证。从“关东大地”组诗开始,王鸣久开始寻根,也开始达到一种新的“诗人高度”,思想的深度和表达的激越感开始闪现。直到1996年的《青铜手》和2000年的《最后的执灯者》,王鸣久终于完成了一位优秀诗人的“淬火”过程,达到并跃上了新的高峰和起点。于是才有了振聋发聩的《苍茫九歌》,列入中国新诗百年史上的经典之作。马合省原本是擅于短诗,在朦胧诗后期诗歌文化即将转型的关键阶段,他以一名军人的姿态果敢出击,重走长征路,领略苦难风景,创作出与《问津草》完全不同的第二本诗集《苦难风流》,适应了当时深刻的社会思想文化变革,也确立了一位优秀诗人的重要地位。紧接着,一部《老墙》横空出世,甚至走在了《无倦沧桑》的前面。这部大作“有着强烈的诗歌观念变革的前卫性……是对朦胧诗潮流求新求变的诗歌精神的接续及有力度的发扬”,被邢海珍誉为“新时期诗歌的扛鼎之作”,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最有特色的标志性建筑”,应该说是此言不虚的。

从马合省1987年的《老墙》一直到王鸣久2005年的《落日•背影》,前后历时18个年头,中国新诗经历了跨世纪的风风雨雨,几经辗转,几经变迁,三剑客的艰辛努力,画出了诗歌天空美丽的彩虹。最终以《永远的人》、《苍茫九歌》和《忧患交响曲》三部长诗合集,形成了中国当代新诗可圈可点的重要收获,站成了中国新诗的一种高度,提示着人们认清中国新诗的进步里程。

意义之三:现实批判与精神朝圣——找准前行退守的文化身份

三剑客的诗歌创作剑锋所指有一个最大的共通之处,就是深沉的批判现实主义。阅读邢海珍这部著作,感到李松涛的忧患意识、王鸣久的批判精神、马合省的悲剧情怀,都是切实可感和锐气逼人的。李松涛的《拒绝末日》,标题就给人心灵震撼,诗人的忧患宣言赤裸呈现,从生态危机到生命危机,从政治生态到文化生态,诗人“位卑未敢忘忧国”,以悲天悯人的赤子情怀,谱写了这曲至哀至警的新《好了歌》。著名诗歌理论家张同吾这样评价,“全诗燃烧着强烈的自立意识,我们从中看到人类能够把握自己命运的光明前景;全诗也弥漫着浓郁的忧患意识,让我们正视危机,提升文化”。李松涛的《黄之河》,也是以诗人的清醒和良知,揭开“国在山河破”的面纱,为现代文明而呼,触及了人类社会的终极命运。作为同居一城的诗人王鸣久这样看李松涛长诗的意义:“五千年古国空前巨变,现代化进程任重道远,在红尘弥漫,乱花迷眼的今日世界,必须有人坚守在人文精神的高处,拒绝平庸,抵抗浑噩,对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保持深切认知,对封建主义和物质主义保持双重警惕,对物欲横流的现实保持足够的清醒”。作为诗人王鸣久自身,他的诗歌也随处透出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和极强的社会批判精神,无论是《黄河九章》,还是《哭泣的藏羚羊》,抑或是《谁能幸免于罪》,都反映了诗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的使命意识,不甘于美德被践踏,良知受污染,社会被肢解,人性被淡忘,诗人强烈地呼吁:让那让黄河断流的人醒来,让那让小树流浪的人醒来,让那让藏羚羊断颈的人醒来,让那戕害弱小生命的人醒来!马合省“既读书又行路,既俯首为文陶醉纸上之乐,又抬眼入世心怀天下之忧”,堪称当代诗坛的“行者”。他重走长征路,抚摸古长城,思考民族、思考历史、思考战争以及思考“人”本身,写出了《苦难风流》、《老墙》等反思历史、咀嚼苦难、直面悲剧、救赎灵魂的艺术精品。邢海珍还指出了马合省的诗歌中还有很深的“英雄情结”,跋涉两万五千里的红军是英雄,鲁迅先生是英雄,赵一曼烈士是英雄,投江的八女是英雄,李兆麟将军是英雄。英雄情结和悲剧情感相纠结交织,规定了马合省诗歌走向思想和艺术纵深的必然走向。

李松涛、王鸣久、马合省,之所以被邢海珍命名为“三剑客”,还由于评论家与被评论者之间的“精神相通”。首先,三剑客是在没有任何约定的情况下,不约而同地走向共同的“精神高地”,完成了一次近距离的思想撞击,实现了艺术探索的殊途同归,用邢海珍的话叫做“在这方黑土地上完成了一次醒目的精神集结”。李松涛说:“我希望自己的诗能够有确切的性别,有明朗的身份。我知道自己的作品中,钙质多于柔情,忧思多于浪漫……诗歌在此,是一种回首,也是一种眺望。”这其实也正是诗人作为“人类灵魂巅峰使者”的“精神宣言”,那就是不能等同凡俗,不能碌碌无为,不能放弃思考,不能降低追求,不能空虚堕落,而应该始终走在“朝圣”的路上,为生命讴歌,为民生请命,为人类代言,这就是诗人无可替代的“文化身份”。王鸣久在一篇文章中也认为“艺术的魅力来自精神的魅力,精神的魅力来自人格的魅力”。他还在诗歌理论著作《诗悬》中这样论述:“诗人是精神世界里的孤旅者,他逐日而行,必须葆有人格的独立。独立的人格,是他的诗所以为诗的前提”,“愈是物质化的社会愈是需要精神的参照系,愈是形而下沉迷的夜晚愈是需要形而上的烛照”。像马合省,他重历长征,遍览长城,实质上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精神游历。

诗人、诗评家邢海珍教授,历来重视诗歌的精神建树,始终高扬诗歌的精神旗帜。他认为,“诗的精神高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其中大致可分为两个方向:一是深切的人性关怀,二是真实的生命体验。”诗人自己“不该也不可能逃脱,最真实最本质地走向诗,首先进入自己的灵魂”,“活在灵魂的高处,才能有诗人的名词”,“诗人不能完美,诗也不能完美,但诗人和诗都必须高尚”。在邢海珍的心中,诗歌是“安顿灵魂的地方”,正如贾平凹认为小说“在生命的苦难中又唯一能安妥我破碎了的灵魂”一样。由于邢海珍这样注重诗人的精神生活,这样讲求诗人生活的精神地位,这样强调诗人心底里形而上的文化层面,所以他在一大批的诗歌评论和诗家论说文字中,一直强调诗歌的精神价值和诗人的灵魂重量。像对于冯晏这样的在黑龙江非常有影响,在全国也很有知名度的女诗人,邢海珍在评论她诗歌的文章中就用了《灵魂上空的光芒》这样的题目,并进而通过系统的分析,得出诗人的以隐秘的哲学深度以及主体创造的诗意内涵都显现为“精神的太阳”这个基本结论,让更多的读者领略灵魂描述可能显现的精神上空的光芒。

“精神“和”灵魂“的概念在诗人来说是这样的重要,以至于不少论者在谈及“诗人之死”这个敏感又常规的话题时,常常认为不少优秀诗人以诗歌杰作“登上了人类灵魂与精神的高峰”,但“长年诗歌创作所需要的精神攀升所带来的情绪张力”,却使诗人对“精神重力难以负荷,在极度紧张及情绪紊乱中”,为寻求“精神的松弛和灵魂的解脱……诗人内心难以承受的情绪张力造成了精神之链的断裂”,只好走上辞世之路。笔者在一篇二十年前的旧文中也曾谈过类似的观点:“诗人所以属于悲剧,是因为诗人拥有‘崇高的、不平凡的和严肃的行动,在生活中诗人经常遭受‘巨大的危难,诗人富有伟大的道德,是充满着人类精神天性的本体力量的个性,是理所当然的悲剧主人公”。回到我们要评说的问题上来,我看《中国新诗三剑客》这部著作,既可看作中国当代诗坛的《巨人三传》,又可看作分述式的中国当代新诗发展史,还可看作一部具有精神高度的诗学教科书,是地地道道的诗人精神高度的检验范本。

邢海珍教授是典型的在黑土地上成长、崛起的实力派诗人、诗歌评论家,寒地黑土上的文化名流,有“诗坛黑骏马”的美誉。他先后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诗刊》、《星星》、《青年文学》等处发表诗歌作品一千五百余首。早期诗歌代表作《忙于招生忙于考试的中国》刷新了1986年的中国诗坛首页,被译介到美国,进而“使黑土诗歌走向了世界”。《诗意的美质追寻》、《生命在风雪中——梁南论》、《远距离微笑》等专著和诗歌集,显示了诗人兼学者的不俗实绩。在这部《中国新诗三剑客》中,邢教授从事重头专著写作的文字功力、学者见识、驾驭水准展露无遗,套用唐代《史通》的作者刘知几的史家“三长”(史学、史识、史才)说,邢海珍具有难得的“文学、文识、文才”。特别值得钦佩的是,作者成就这部煌煌巨著,不靠任何虚伪的造势,只凭年积月累的孕育,一经出手,满座惊叹,结构工稳,词调多彩,立论坚实,一咏三叹,且夹以诗人、诗作珍贵照片,牢固地树立了三剑客在读者心目中的精神地位和文化偶像形象。诗评家的语言以诗人之口出之,像“没有任何约定,却是心有灵犀。在中国新诗的纷纭景象下,三位诗人不约而同地仗剑起身,不由自主地携起手来,沿着分行的文字向历史与现实的深处走去”,像“这是一个贯穿前后的近二十春秋的诗歌接力,这是一个天高地远的近二十寒暑的精神同行,这是三个文学圣徒穿过二十个风雨岁月进行的生命攀登,在中国新诗史里,他们从容而淡定,身披风尘眼含笑意,高高站了起来,站成中国新诗的一种高度。”等等,活脱脱展示出一幅东北诗坛的巨幅雕像。这样的诗意抒情还有很多,可谓百读不厌,美不胜收。用诗的语言来写诗评,堪称一部新诗话。

参考文献

邓荫柯《灵魂家园的守望者》。

张同吾《它的意义在于警世和醒世》。

王鸣久《巍峨的存在:李松涛》。

李松涛《〈黄之河〉“艾青诗歌奖”获奖感言》。

王鸣久《诗人:平民姿态与圣徒气质》。

邢海珍《诗在灵魂高处》。

贾平凹《〈废都〉后记》。

王锐《波光洞穿:名诗人自杀揭谜——贝里曼,密西西比河上沉默的逝者》。

张剑阁《诗人的悲剧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