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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如何应对“公民记者”崛起

2009-12-21胡涵涵

决策 2009年11期
关键词:执政者德拉吉厦门

胡涵涵

面对公民记者带来的网络监督,执政者做到理性对待,就能达成双赢:打击贪腐官员,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疏导民情民意,建立良好的对话空间。

公民何以成为记者?

公民记者的概念,国内认为始于1990年代的美国,伴随公民新闻概念的传播而诞生。1998年,美国人德拉吉的个人网站先于所有传统媒介曝光克林顿性丑闻事件,这使得德拉吉获得全球最早的“公民记者”称号。德拉吉的影响也因此深入政坛,克林顿的太太希拉里在参与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活动的时候,毫不顾及克林顿的感受对德拉吉礼遇有加,其目的无非是希望他“网下留情”,多帮忙,少添乱。公民记者在美国的地位可见一斑。另一个和德拉吉不相上下的美国公民记者是嘉勒夫,他善于写博客,并能通过博客影响成千上万的美国人,美国白宫不敢小觑他的影响力,为他颁发了全美首个博客记者采访证 。

德拉吉和嘉勒夫都是普通的美国人,但他们一个拥有自己的网站一个拥有自己的陷客,不附属任何一家媒介,自由进出新闻现场,凭一已之力便敢和美国政要叫板,为众多媒介大鳄所欣羡。其实在德拉吉和嘉勒夫之前,美国就存在一种自由撰稿人,他们也不附属于任何一家媒介,也能够自由进出新闻现场包括白宫,但他们却从未被冠以“公民记者”的称号,究其原因在于他们不属于web2.0时代。德拉吉和嘉勒夫的力量是web2.0赋予的。

如果说互联网的web1.0时代属于门户网州站的话,web2.0时代就属于BBS、博客、博客、甚至手机媒体……。在这些新型的技术平台上,公民从被动的信息接受者成为了主动的信息传播者。

但显而易见,不是所有在互联网发表内容的公民都能被称为公民记者。那么,普通网民怎样才能变身为公民记者呢?回顾那些造就公民记者的新闻事件,就会发现公民记者是通过传播重要新闻产生社会影响力的个人传播者。

在中国,首个被称为公民记者的人是周曙光。他持续追踪中国“最牛钉子户”,比任何一家媒介都更具耐心。因为他的坚守,不少人看到了公民记者在中国发展的潜力,甚至有企业通过向其捐赠器材和钱,鼓励他继续关心公共事务。事实上,按照目前任何一家媒介的招聘标准,周曙光都很难成为一名记者,因为他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和德拉吉一样连一张合格的大学文凭都没有。但是,这样的背景却使得“公民记者”这一名词更具激动人心的力量,因为草根也可以成为握有话语权力的群体。

“公民记者”飓风

话语权、影响力……这些专业词汇,对于一些渴望成为公民记者的网民来说,可能并不熟悉,但这事实上却是他们内在追求的目标。在很多时候,公民记者对事件真相的追求甚至比专业记者更为强烈。他们无需遵循媒介机构或权力机构的指令,他们所需负责的只是彼此的甚至自己的知情权、表达权以及参政议政的愿望。这种非功利性,使那些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公民记者具有了公信力。公民记者绿色的,原生态的话语反而更能影响人们对事件的认知、理解和判断。公民记者的飓风能够飞旋而起,不在于他们天生专业,而在于他们绿色话语天生的影响力。

从严格意义上说,德拉吉、嘉勒夫,甚至周曙光这样名声远播的公民记者还是少数,更多的公民记者只是瞬间的,他可能是张拉吉,也可能是李勒夫,只要他在新闻现场,只要他愿意,他就可以像超人一样迅速换装从一个普通人变身为一名记者,记录真相传播真相,随时敲响一场网络新闻大戏的开场锣鼓。

汶川地震灾后余生,一位普通居民举起了手中的业余摄像机,记录了震后10分钟的悲情和伤痛。那些影像不时晃动,欠缺专业性,但却被公认为最珍贵的资料,在中央电视台、新华网等主流媒体上多次播放。

几乎全部的厦门市民都曾扮演过公民记者的角色,他们转发同一条短信“这种剧毒化工品一旦生产,意味着厦门全岛放了一颗原子弹,厦门人的生活将在白血病和畸形儿中度过”。不仅如此,例民“厦门浪22”还将这一情况编辑成一条贴子《反污染!厦门“百万”市民同传一条短信》发布在网络论坛上,半小时内就俘获了13万点击量。厦门PX项目在这样的呼声下,终于取消上马。

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原局长周久耕获刑11年,这样的个人结局其实也和公民记者息息相关。若没有网民在网络上发表相片标记出周久耕开会时所抽的是150元一包的天价烟,他可能仍然在为了利益跟某些人交换着自己的权力。

和一般网民相比,“公民记者”对于实践公民权利有着更高的诉求和愿望。同时,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是,加入这个群体的人,正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多样化。更多的知识精英,也在不同的场合扮演了公民记者的角色,他们的言论具有更多的理性和思辩色彩。在厦门PX事件中,不少知识精英就通过博客、BBS等网络形式发表个人观点,甚至现场报道市民“散步”的细节,让人们看到“公民记者”群体专业素养不断提升的可能性。

政府需要顺势而为、趁势而上

对于周久耕们而言,公民记者的出现无疑类似一种噩梦。但是,对于执政者而言,周久耕们的落马又何尝不是一种幸事。从这样的角度看,公民记者就像执政者身边的探照灯。

面对公民记者带来的网络监督,执政者做到理性对待,建立良好的对话空间,就能达成双赢。这种理性对待,表现为对网络监督的重视。在网民数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一的中国,贪腐可能就会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为眼尖的公民记者发觉。既然如此,执政者就应该顺势而为,将公民记者当成网络纪检员,对他们通过网络递交的“公开材料”认真审读,而不是视而不见。这种理性对待,还包括对网络监督的及时反馈。周久耕落马,整个过程都在媒体关注下进行。事实上,这就是一种对网络监督的及时反馈。政府治理贪腐的决心和效率,就在这样一种反馈下得到及时而全面的传播,并赢得了民心。

公民记者带来的不仅仅是网络监督,还有网络参政。他们会通过报道新闻,讨论公共事务,要求行政作为。对此,执政者同样可以顺势而为。当然,公民记者本身是一个不确定的群体。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目击某个新闻事件的发生,见证某个新闻现场,并发表新闻变身公民记者;但这种目击和见证却带有偶然性。他们不可能对每一个新闻细节都进行认真的求证。这就意味着执政者在面对纷纭复杂的网络信息时,要明辨真假,通过筛选和过滤,找到那些真实的声音。

同时,公民记者在发表言论时往往容易受到情绪的干扰,说出的话不好听。但这并不代表他们的活不真实,在这样的情况下,执政者还需静下心,以负责任的心态面对通过网络反映出的社会问题和民间呼声。厦门PX事件被很多国外媒体誉为公民有序参政的典型案例,这其中有一大半的功劳应该记在冷静、缜密的行政对策上。厦门PX事件在发展过程中,公民记者的声音总有相应的行政声音对应,PX项目最终取消的行政决策,更是通过大众媒体到达了全国各地。

如果说顺势而为,是一种被动的应对。那么趁势而上,就是一种主动的魄力。公民因为网络变身记者,执政者同样可以因为网络更好地引导舆论。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颁布实施,这为执政者运用网络设置议程提供了强有力的论证和保障。问题,不用公民记者曝光,政府就已经首先公开,这样的主动性将为执政者赢取更多的民心以及解决问题的空间。躲猫猫事件刚刚发生,记者出身的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就已经组织起了网民调查团,尽管网民调查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但这一行动却避免了民问猜测和义愤的产生。重大事件与决策通过网络公开,在信息透明的环境下,公民记者就能够感知理性、权威和公信力的力量,其自身的报道也会朝向理性和真实的方向发展。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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